警惕共产党用语国民党化称谓蜕变诱导的政治歧途

作者:高戈里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2-23 08:52:13

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我先后采访过230名历史亲历者。展示国共两军的区别,以及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必然,是我落笔的一项核心内容。

国共两军的区别太大太多了!最本质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官兵关系上,这就不能不在习惯用语上有所表现。长期潜伏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建昌因故于1947年9月撤回东北解放区后,改名俞光,尽管当时前线急需熟悉敌军的敌工骨干,但他还是向中共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提出,要上军政大学,理由是:“咱们共产党军队的好多名词儿我都不会,不学习咋行?”

的确,开国一辈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让精英主义肆虐的华夏大地“换了人间”,还开创了一套以民本主义为特征的全新的语言体系。

国共两党、两军习惯用语的区别,又特别反映在称谓上。

一、不同称谓背后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我军是在旧社会、旧军队土壤中产生的,自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道路,人民军队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经历了以“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及召开“古田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而用语特别是称谓用语的逐步改造,是其重要一环。

史书记载,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其中明确要求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在红军中废除“官”与“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

据老红军吕黎平回忆:

1933年9月,刘伯承回瑞金出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他经过调查与研究,认为要体现中国的官长与士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增进官兵之间的团结,应该改变国民党和旧军阀部队对‘兵’、‘伕’的鄙视称呼,建议各级军事行政长官,统一称呼‘指挥员’,各级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对等相称,对‘兵’、‘伕’也相应改为:士兵——战斗员,卫兵(保镖)——特务员(后改为警卫员),号兵——司号员,旗兵——掌旗员,马弁(勤务兵)——勤务员(公务员),传令兵——通信员,伙夫——炊事员,马夫——饲养员,挑夫——运输员。中革军委立即批准了刘伯承的这一创造性建议,并一直沿用至今。

对于国共两军称谓用语背后的价值观,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九章第一节《曾军长负气要当炊事员》中写道:

中将军长要求当炊事员,在国民党军队无疑是天方夜谭的疯人胡话。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官长要称‘官’尊‘座’,什么司令官、长官、值星官,什么委座、钧座、总座、局座,什么军座、副座、参座,甚至营座、连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当苦力服劳力的只配叫‘夫’,什么脚夫、轿夫、伙夫、马夫,等等,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贵。当年的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炊事员、饲养员、值班员、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变革的标志!

 

二、不同称谓展示的行为逻辑

国民党军队称谓用语的价值观,推崇“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旧道德,由此派生的行为逻辑,关注的只是“执行力”,强调的只是“绝对服从”,培养的必然是盲从精神。

对此行为逻辑,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数次挨长官打或受长官欺辱随即又接受长官下跪道歉后,曾有过经典叙述:

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长官骂干部时,不准干部问理由,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会盲目去做,所以训练出来的军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志愿军第五十军老战士莫若健曾在碧潼战俘营管理过“联合国军”战俘,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曾在山东济南当过牧师的美军战俘戈德弗里的一段感慨:

我接触过一些中国官僚,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点头说对,似乎没有自己的脑袋,但他们对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民,态度十分恶劣。好像在他们面前,我们外国人永远正确,在老百姓面前,他们又永远正确似的。我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感到自豪!

国民党军队称谓用语引导的行为逻辑有着历史的传承。“将贵智,兵贵愚”是数千年来华夏神州滚滚烽火中通行的治军带兵古训,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的国民党军队只能培养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权利意识荡然无存的战争机器。

对中国文化传统糟粕的扬弃,正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弹精竭虑百折不挠追求并曾实现了的社会改造宏伟目标——在中国革命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并懂得为劳苦大众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三、不同称谓引导的行为趋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权私有”的旧军队,称谓上强调“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所引导的具体行为,必然是残酷的阶级压迫。

对此,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六章《泪血大控诉》中有着基于大量口述历史和尘封半个多世纪史料的详细记载,其中骇人听闻的典型事例,有强迫全连一人一刀活剐逃兵,有强迫全连士兵煮吃逃兵肉,有仅仅因为士兵骂了营长就被“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还有傅作义部的士兵被杀37刀后又被挖出肝肺,然后军官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国民党军队虐杀士兵非常普遍,也非常随便,不胜枚举。据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身份于抗战期间的实地考察报告,以及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并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白修德等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考察报告,国民党抗战期间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国民党习惯用语和通行称谓引导的行为趋向,本质上,是维持长官为所欲为的权力,是强制下级对上级无原则的——盲从。

共产党习惯用语和通行称谓引导的行为趋向,本质上,是通过强调官兵平等的人际关系,培养劳苦大众谋求自身解放的——自觉。

对比之中,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七章第5节《“你指导员还打人?》中,讲述了国民党官兵起义后,抛弃“盲从”实现“自觉”的真人真事。

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1949年秋冬进军鄂西期间,海城起义士兵浦绍林担任连队指导员,他见一位新战士因平脚板经常掉队,便亲自和连队党员多次帮助其背枪背背包。

然而,在一次深山强行军浦绍林背其过河之后,这位新战士竟然赖着不走了。担心落单被害的浦绍林心急火燎,忍不住抄起路边的树棍打了这位新战士两下。

鄂西战役结束后,浦绍林就自己的“残余军阀作风”问题,主动在士兵委员会参与主持的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

然而,在各班讨论时却出现了分歧,新补入部队的翻身农民支持指导员检讨,但起义士兵却把反对意见吼得老高:狗屁军阀作风!军阀作风你见过?指导员帮当兵的背东西,背当兵的过河,有这样的军阀吗?在大山里行军掉队后,被土匪剥光衣服弄死在路边的,我们又不是没见过……

都说,那个年代战士给干部提意见,面对面,真尖锐啊!

起义军官杨宗仁回忆,鄂西战役的一天,本连驮炮的马摔下了山,杨宗仁见到下山找炮的战士就问:“炮摔坏没有?”炊事班长听到这话当场就提了意见:“你副连长怎么不问人摔坏没有?说明你的立场还没转变!”

杨宗仁后来感慨:“这是我一辈子的教训。”

 

四、警惕称谓蜕变诱导的政治歧途

当年,正是称谓改革所体现的官兵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实现了这支起义部队“政治上高度团结”(我军政治工作三大目的之首),极大地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即指挥员和战斗员——若不注明,当代一些年轻人是看不懂的)的人生潜能,推动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了令志愿军统帅难以置信的骄人战绩,并获得领袖和统帅的交口赞誉。

这些年来,毛泽东时代创建体现群众路线精髓的一些民本主义称谓、用语已趋于消失。

比如,被浦绍林、杨宗仁们视为政治生命的“群众反映”,曾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队伍用以评价干部、约束领导并且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流行词语。

而这类被开国共产党人视为政治生命的流行词语的消失,又折射了我们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历程中令人痛心的曲折。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肤浅的影视界更甚。

本人成长于“指战员”称谓取代“官兵”称谓的毛泽东时代,曾在步兵第一三八团红一连荣获“五好战士”,这些年来,通过专题研究、著述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史,深入思考认识到:

如今的共产党人用语出现国民党化倾向,绝不仅仅是“官兵”称谓取代“指战员”称谓的一词一事,可以列举的不在少数,太多太多了。

其要害,是以满足虚荣心方式人为抬高干部阶层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诱导其脱离草根大众自鸣得意高高在上,进而悄无声息地强化背离我党我军宗旨并有助于当官做老爷的等级秩序,最终为“温水煮青蛙”式地实现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由传统的“鱼水关系”向国民党化的“油水关系”方向和平演变,开辟舆论和伦理上的通道。

武汉某患者暴露的干部国民党化倾向——重温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警示箴言

(2020年)2月20日晚网传一名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就医患者就卫生间卫生问题无端训斥医护人员的视频后,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通报、该患者所在单位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的处理决定以及患者本人的致歉信,虽然都从“报恩”层面批评、检讨了此事,但忽视了一个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干部对劳动及普通劳动者的态度。

这绝不是神马“上纲上线”。

因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警示:

“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这颠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千年古训的共产党独有的警世箴言,见之于陶鲁笳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就此话题,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201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中,记述了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等文件发布后,起义军官李峥先报名到下属饭馆当服务员,思想改造、境界升华的过程。还记述了志愿军伤病员在各地医院成立自律性自我管理组织“伤委会”的故事。

由此设问:如果没有毛泽东时期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狂飙般地扫荡傲视民众、鄙视劳动、轻视实践的千年积习,时下的知识界又能有多少人能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说话?

蒋纬国:国民党稍有权力便耀武扬威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

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

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

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

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

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

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

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

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会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

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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