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疆红卫兵的回忆

作者: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2-25 18:38:02

这个人其实算是红一代红卫兵,所谓的“革干”后代,看这种人“重述”自己在文革中的心态和观察,作为对照,挺有意思的,所以摘录在这里。

本文摘自:《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 作者:周涛 朱又可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从北京到新疆

入疆

我们家1955年从北京搬到新疆。去新疆的原因,据我父亲说,在北京生活好像钱不太够,拮据吧。他那时候在北京挣90多块,我母亲50多块。四个儿子,一个奶奶,还有我姑姑家的女儿当时也在我们家,尤其在外国语学院里显得我们家就很穷。外国专家和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是四五百、三四百或二三百元,我们家父母两个人合起来才才一百四五十块钱,他觉得养不活我们几个。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隐约听说他当时和校长有矛盾,处得不好。

正好新疆成立维吾尔自治区,要从北京调上千名干部,我们家对门也是个老革命,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当过团政委,他也一起到新疆了,后来当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那都是算混得不好的人。混得好的不来新疆了。

和我父亲一块来新疆的,有李克全、谢良英、孙辰。谢良英后来是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孙辰做过阿勒泰地委的秘书长,后来人垮了,他老婆是阿勒泰地委宣传部长。这些人都是外交部系统的,都是“三八”式干部。

这些从北京过来的都在一块住,几乎是门对门。当时来新疆是报名还是组织派的,说不清,他们当时的情况是不是真实地告诉我们了,也不一定。

当时小孩都说去新疆特好玩,骑着骆驼上学,不愿意在北京呆,在北京没有意思。刚开始听到去新疆还高兴,但是隐约也有一丝犹豫,北京毕竟是首都,那么小的时候也知道,但是还是觉得到新疆好玩。

从北京到新疆的火车上,我跟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到了新疆能不能给我买一匹小马,我把它养大一点骑马上学。我父亲当时含糊地应着,其实也不可能买马。

火车坐到星星峡,谢良英拿来哈密瓜,哈密瓜很甜,把手都粘住了。从那里换上汽车,车头上全架着机关枪,一个车上一个班武装护卫,因为当时有乌斯满土匪袭击,就这样一路上稀里糊涂来了。那时候我九岁了,小弟弟才不到一岁,是在怀里抱着来的。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家就被安排暂时住在西公园里,当时西公园里有一个长房子,外面带长廊。快到秋天了,满地有落叶,显得萧条。住了一段时间,就等着分配工作。我母亲和父亲很快都分到自治区党校了。刚从北京来到乌鲁木齐,没有明显感觉到从大城市来到小城市的感觉,毕竟那时候还小,不太懂。在西公园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跑过来问我说,你是北京来的吧,我说是,他说我也是从北京来的。我当时觉着他有点吹牛,因为看那个样不像北京来的。那时候知道从北京来的人身份高,居高临下地觉得这地方人不行,我不相信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秋天就搬到党校院子里住下了,我到院子里玩,第一个见到的小孩叫做沙英。这个人也牛,那时候他穿了一双蓝黑色的翻毛小马靴,一条黄呢子军裤,戴着一个像俄国人的小帽子,长得非常英俊,有精神。他是回族,我们熟了以后经常在一块玩。我们也有矛盾和冲突,也互相打架,但是感情还不错。他父亲名字叫沙国炎,是翻译,会维语和俄语,1962年的时候时他们到伊犁去了。他们家在伊犁的时候,我上初中,那小子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想念老朋友,还抒了一点情。我当时犹豫给他回不回信,班长跟我关系比较密切,我给他看了,他说不要给他回信,谁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呢,再加上当时伊犁边民外逃的事,我就没有给他回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新疆后的第一场大雪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家的门是往外开的,早上起来开不了门了,爬到窗户上一看,雪已经堆到窗台那么高了,雪把门堵死了,从窗户里爬出去把雪弄掉才能把门打开,大雪封门,新疆冬天确实可怕。

 

边城

乌鲁木齐好像跟我一起成长,我9岁来的时候,它二三十万人,是一个小小的边城。当时主要的街道就是大小十字、南门北门。乌鲁木齐的东面到东后街就到头了,西面过了西大桥就差不多完了,桥那边有十月拖拉机厂、新疆日报社等一些单位,但没有形成规模。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路那边发展起来了。现在乌鲁木齐比50多年前我刚来时扩大多少倍了,现在变成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乌鲁木齐就是一个山窝子,叫蒙古语是“优美的牧场”的意思。有一次坐电缆车上南山,站在上面往下一望,美哉斯府!就感觉到这真是一块胜地,我想,不管是成吉思汗还是哪个英雄人物,带着兵马第一次站到那个山上往下望乌鲁木齐的时候,肯定会发出一声赞叹,这个是可以建城立业的地方。那个山窝子几面环山,形成这样一个相对背风的地带。南山的每一条沟都是一个风景区,沟壑如画,山地草场,山中流水,出山水清,松林密布,遍地野花,漂亮极了。

乌鲁木齐是干爽的高地,这些年春天和夏天雨水比原来多了。但它不像内地那么季节分明,每年春天来得晚,三四月甚至五月树才绿,从三月一直到九十月,半年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季节,没蚊子,夏天凉爽,晚上坐在院子里面泡一壶茶,摆一盒烟,两三知己,月下闲聊,真的是人间天堂,葡萄串就在头顶上,摘下来冲一冲就吃,西瓜就在床底下,搬出来切开就可以吃。这里算是半年冬天、半年夏天。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到来年3月,五个月是冬天,虽然时间稍微漫长一点,好在冬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尤其是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扫雪机当天就把大街打扫出来,外面虽然冷一点,家里暖,比江南冬天舒服多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乌鲁木齐气候简直受不了,春天积雪融化,没有柏油路,甚至很少有石子路,满地化雪化得没法走路,到处是黄泥,非常悲惨。夏天好了,冬天下雪虽然冷,但乌鲁木齐比昌吉、石河子、克拉玛依这些地方稍暖一点,不是那种戈壁滩,山窝子挡了点风。

乌鲁木齐过去还有一条乌鲁木齐河,现在没有河了,干燥。我来的时候河滩发大水把学校都淹了,整个河滩路就是乌鲁木齐河的河床,它是季节河,一到发洪水的季节还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上的小学于是就搬到南梁去了,南梁地势高。红雁池水库把水拦住了,河水变成了渠水,现在也看不见了。乌鲁木齐缺一条河,这是它的美中不足。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乌鲁木齐,北门外和南门外就是出城了,都是一片荒地。南门外当时有南梁,主要是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回族聚居区。现在乌鲁木齐的民族成分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回族等等,主体民族有八九个,但以汉族为主,其次是维吾尔族。南门、二道桥以上基本上是维吾尔族人的聚居区,这边往北是汉族为主体,中间也有穿插,但是主体格局在历史上就这么自然形成并延续下来了。

我刚来的时候,9岁、10岁左右,从建国路的家到南梁上学,一个人晚饭以后往学校走,路上走很远,从来没遇到过任何民族找事欺负你。那时没有一辆公共汽车,只有六根棍的马车做交通工具,马车就是出租车,给上五分钱一毛钱说到哪里就可以坐。但那也是很奢侈的,我们也很少坐,坐不起。在石子马路上,市场会碰到转场的牧人把潮水般的羊群缓缓地赶过来,淹没马路,牧人骑在马上,大夏天还穿着皮袍皮裤。

那时中苏友好,苏联领事馆就在那里的文化厅院里。那一带住着很多俄罗斯人,还有不少俄罗斯“二转子”,就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结婚以后生的孩子。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每个班里都遇到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特点是比同龄人体能好得多,只要有那么一个家伙,你这个班不可能跟他比,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五六个汉族同学打不了他一个,但人家基本不打人,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强,混血儿吸收了两个民族的长处。

老满城住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清朝新疆的主要领导人、贵族和军队驻扎的地方,住的是满人。那时迪化城南边是回城,北门这边是汉城。

满城那边是一些院校,以教育单位为主,八农(八一农学院,后来改名为新疆农业大学)占领和改造了满城,那里遗留了满人种树的好习惯,那块地方树长得好,满族贵族在那里生活,那是风水很好的地方。同时,新政权来了以后,七一纺织厂改造成水磨沟。

水磨沟是避暑胜地,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一到夏天坐马车、骑马,带着帐篷都到那里去住。水磨沟水好山好,山林也好。纺织厂建在那里,就改造了水磨沟。八钢改造了八钢那块地方,铁路局改造了北京路。原来一片荒滩,现在成为乌鲁木齐很好的地方了。

 

学校

到新疆后,我转学转到自治区党委直属小学,那是个供给制的小学,毛巾、牙膏、牙刷、衣服都是发的。衣服非常好,吃的很高级,住宿在学校里,整个大宿舍是地板,每个宿舍配两个保姆,等于是共产党的贵族学校。赛福鼎的女儿,包括很多大干部、各个地州书记州长们的小孩都在那儿,在北京我上到小学三年级,转到新疆接着上。

在学校住宿一两个礼拜回来一次,礼拜天还要返校。我穿的毡靴,是白毡子做的,满街卖的有这种羊毛毡靴,只有穿毡靴脚不冷,穿皮鞋不行。但是到春天化雪了,毡靴变成了“吸水龙”。

……

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赵树理的女儿,赵树理把她赶来的。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姓高,长得很清秀,很漂亮,但是他和王就是两种感觉了,他是体育老师,但是他看起来有女气,大家不太崇拜他,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老师。

我当时是大一,刚进学校,胆子还是没有打开。当时我对她有两个错觉,一个是她的穿着打扮是全校少有的时尚,与众不同,别人都不敢穿,她是大地方来的,给我造成的感觉是她像是个资本家的女儿。我母亲跟我说过,你找农民工人家的都行,但就是不能找国民党、地主、资本家的,说我跟他们闹了一辈子,你跟他们结亲不行,这是原则,所以这个我牢记在心。我母亲很正,是干部科长,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当时看她就像资本家女儿,所以我也就没有动心。

这个人在乌鲁木齐“文化革命”后期那段,是名气很大的女人。后来我跟她也有一些接触,发现我当初不找她也是对的,她不是我能够驾驭得了的女人。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她不是个省油灯的人物。我和她不是一类人,她只是欣赏我的才,运动好,风流倜傥,我们气质当中也有一些是合拍的。但是她后来发展得厉害,我跟不上趟。她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人家是更高的圈子里的人,所以我没找她也是对的。

……

到了1970年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一个她到农场劳动以后人也变化了,昔日的娇艳没有了,黑了,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再一个是老不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家庭当时垮了,她倒不在乎,但是我可是有变化了。

我当时觉得娶美女是公子哥的特权,你有余力才可以娶美女,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乌鲁木齐没有我们家了,房子被收走了,我几个弟弟也都四散他乡。家破人散,这时候我压力太大了。

我是老大,为了让这个家庭不垮,这个时候我在婚姻上问题上就有想法了,跟她就是为了满足一个才子佳人心理,问题是才子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才子必须在家庭地位有保障的情况下,佳人也必须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才体会到社会对人造成的灭顶之灾,要生存,要重振这个家庭,只有靠我这个力量,我这个力量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

那时候马文跟我住在一个楼上,天天见,也接触多,这时候才想起这个事来,这是个救命稻草。

那时候我知道她父亲是南疆军区政委、少将,这符合我的基本的东西,再加上这个家伙总的来说大学四年可以明显感到,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政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她这个人比较大器,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大家都对她很尊重。但我没有往男女之事上想,她年龄跟我差不多,我要找年龄比我小的,不找跟我年龄一样大的。当时这是带有某种机会主义的行为,谁知道机会主义能不能行?

有了这个念头以后,我就感觉到马文身上一些东西比我成熟,更贴近一些,慢慢就有这个倾向,开始向她转移。

后来接触接触,我也不太满意我相恋的那个女人的家庭,她老家是山东,她母亲离婚又改嫁,她是母亲带过来的,那本来就是一个残破的家庭。

这样一来,我慢慢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以后,我们就有点矛盾了。但是你没法跟她断。她不干,你说断她就不会断,她不势利。我跟她断掉,对她打击太大了。我本来不太忍心,但是如果我跟她好下去,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下决心跟她断了。那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一封信,断了。

断了以后我就跟马文了,马文没话说,她就一条,看她父亲同不同意。她父亲不同意。她父亲不同意主要是跟我父亲有关系,不愿意马文跟我组成家庭。马文就跟她父亲明确说,如果你不让我跟他好的话,也行,我听你的,但是我一辈子不会结婚。他爸一听气傻眼了,也知道她说出来就能够做出来,最后就默认了。

我跟阿黄商量了半天。阿黄就是我们班的黄公度,现在是深圳电力公司的老总。阿黄反对,说原来那个女的多好。但是我去意已决,让他把马文叫这个房子来。我和马文根本没有什么预热,她没有说不,如果说不就算了。

那个女的后来转到另外一个农场了,巴音郭楞乌拉斯台农场,更远了。我跟她断开这件事,对她打击肯定大。因为我跟她好的事在中学生里盛传了,这个事毫无征兆,说变就变,也是惊天动地,没有人像我这么折腾。我给她写信,当面说不出来。她没来找我,就断了。这是我背信弃义,为此我终身内疚。

我很快在1971年就闪电式结婚了,结完婚不到10天我和马文就一块去伊犁农场,没有住在一起,农场是把男女生分开的。、、

 

……

马老太总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态度,她老是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很不满意,1988年授衔我错失一个机会,领导让我到下面任职,说你当一个副主任吧,我当时听了一些错误的传言,没有去任职,结果把我给坑了,没有授上衔,成了文职,心情很不高兴,就想转业。当时想回山西了,山西省给我发的电报,“山西省委欢迎您回来”,职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台奥迪车,160平米的房子。我当时动心了,她不表态,她没有热心,不想扫你的兴,也不鼓励你,她也不想去山西,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临时变了。

后来又想去北京,二炮政治部同意了,但二炮首长不同意,首长说你们从新疆军区调人,每次开会新疆军区领导老跟我们提意见,你们老从这里挖人。

上海是我自己不去了,我考察完以后提了一些条件,有一条做不到我就不去。上海好不好,好,但是我在上海不能坏,只能比在新疆更好,是你请的我,不是我要求来。对方说你先来,然后再慢慢解决。我说慢慢解决不行,必须都实现我再去,可不能你一张口我就去。

包括到兰州军区当创作室主任,大雪天宣传部长、干部部长都飞过来,专门谈了以后,又变了,找当时的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思做工作才没有去。

我退休进北京是够条件的,军队可以给我安排,军队有房子。当时我爱人不去,她说我自己在新疆呆着。她这个人有主见,有定力,不容易为虚荣左右。

我九岁就来新疆了,终老天山是什么意思,你成了新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你固然奋斗一生,你做不到成为整个中国的文化符号,但是作为新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没准儿能行。如果到老了,理智地想自己,我一生没有背叛这个地方,而为它做出了一定的文化贡献,成为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这个地方作为六分之一中国的土地,它还要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将以你为荣。跟一个国一样这么大的地方,你的一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够了。咱们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了,要想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没有机会,大概也没有那个条件,楼台高离水太远很难先得月。

作为新疆的文化符号我觉得还有点可能,我在这儿传世还不够吗?你要想让这个地方永远记住你,你必须死在这儿。你半路上跑了,凭什么人家还老说你,这是一个身后事,我想来想去这个身后事确实得这么做。新疆这么大地方,两千万人,世世代代将来说起来,有这么个人,这个人曾经如何如何,他的故事,这一生没有白活。

说不好听的话,大部分人就是过眼云烟,活了一圈,吃喝拉撒睡,工作、睡觉,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然后衰老死亡,跟动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从本质上是一样的。谁能让世界记住他?所以我对艾青那句诗印象非常深,“活着的人就好好活着吧,别指望大地会记住你的名字。”没有一个搞文学的人不想传世,所有搞文学的人实际只有一个心思,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文章千载事,传世是所有作家的梦想,这一条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心里面哪有一个人拿文学当混饭吃的,文学好混饭吗?真正能够留下的,往往是那些非凡的文字。而谁才能是非凡文字的拥有者呢,说不清,谁也不敢说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家怀揣的梦想,就是想用文字让自己传之后世。

为什么我当时在《时间漫笔》里有一句话,让历史受孕,普通人都是让一个女人受孕,伟大的男人让历史受孕。世世代代都是你的子孙,都要以你为荣,那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吗?能够做到很难,但是起码有一条,新疆,它使你的名字接近于传世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是新疆对你是知己,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说士为知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地了解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他们将以你为荣,你为什么不死在他们的身边?

 

“文革”

串联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一广播,我在新大的操场上就欢呼了。那时我还是大一。我觉得一下子解放了。我反感上学,对既有的教育制度可以说天性有叛逆心理,在中学我就有叛逆心理,到大学仍然不愿意上学。我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作家班和什么鲁迅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没报考过研究生,都是因为我觉得那种学习对我起不到什么好作用,我一直反对那个教育方式。那个教育方式始终在扭曲你,你想知道的他不告诉你,你不想知道的他成天告诉你。

我既然觉得整个教育始终没能教到你心坎上,让你感觉到如沐甘露,所以我不喜欢上学,觉得对教育不堪忍受,但喜欢自己看点书。“516通知”一下来,开始闹革命了,炮打司令部,各个学校都停课了,我是真欢呼。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第一批红卫兵,接见的是宋彬彬他们那一批,主要是北京的红卫兵。

我不是第一批到北京的,开始去的时候还是很讲出身的,把很多出身不好的赶下去了,他们没有资格的串联。我记得我为此还打抱不平,当时出身好的人开会讨论,赶不赶他们,我说赶人家干什么,都去见一见,他们都是学生。有一个坏家伙就要把他们赶下去,说毛主席不接见这些人,首先接见我们。大家就问他你什么出身,他说老子是工人,我说你工人是个球,老子是革干。革干,革军,那时是最牛的出身,我一张口他马上就老实了。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乱哄哄的,大家坐着军用卡车,每个卡车都塞得满满的,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从天安门广场过去,毛主席拿着帽子挥舞。

关于毛主席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可阅《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站在车上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也激动,但是我看着他们激动,我确实有点自愧弗如,赶不上人家。人家都哭,眼泪珠子飞溅,又跳又喊又叫,哭得简直不成样子。我也不忍心太孤立,也叫唤了一下,但是我哭不出来。

我们在天安门有一个合影,我,还有徐西华、仲胜利、王成戍。现在这四个人中徐西华因为经济问题被关监狱了,他原来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任。王成戍是新疆有色局一个处长的儿子,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内向,唐山大地震给震死了。仲胜利好像在廊坊。这些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整个中国处在一种狂热、迷狂中,我那时候20岁。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我和所有的群众运动几乎格格不入,随俗性差。凡是人们都热心的,我必然是冷眼旁观,大家都干的事我肯定不好好干。有时候可能有个阶段由于某种因素让我参与,但是实际上不行,就不是一个热心群众活动的人。停课去大串联我高兴,似乎合乎我内心的要求,但是实际串联以后也觉得没有意思,一串联,发现那么多人串联,火车挤得水泄不通,上个厕所都过不去,整个车厢都满了,连座位底下躺着的都是人。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沿路不是人过的。

第二次串联的时候我站到兰州,我本来抢了位置,后来一帮中学生正好挤在我面前,我坐着,他们站着,看着可怜就让给他们了,这样一让就回不来了。

总的来说“文化革命”没有成就,基本上被搞得乱哄哄了,把你的脑子也打乱了,整个社会也乱了,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位置。第一次串联见到了毛主席,第二次又去武汉、南京、长沙等地转了一圈,20天就回来了,以后再没有兴趣去串联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京的红卫兵,那帮家伙真能折腾,一帮初中小女孩,穿着黄军装,扎着军用皮带,基本上都是干部家庭出身,气吞山河。

北京的红卫兵跑到新大,是在1966年底或者1967年初。他们到全国煽风点火,小分队来到新大以后,因为像新疆这样边远的地方,盖子揭解不开,没人敢反,他们就点火。口号是“炮打司令部、火烧王恩茂”,王恩茂还去看他们。红卫兵把他叫王怕怕,意思是怕文化大革命,问题是那些老革命谁能不怕吗?

这帮人都是男孩女孩,厉害得很,三句话不对就把皮带解下来,那真是造反精神,一个一个长相都很漂亮,像模像样,可是她们凶悍无比,那是毛泽东造就的这么一代人。这些娃娃现在也都成老太婆了。之前我还挺佩服他们,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记得北京的红卫兵带来一幅谭力夫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鬼见愁”。这个对联在新疆也引起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以对联正确占上风。北京红卫兵拿着皮带在新大的主席台上说,谁有观点上来说。当时我的同学夏冠洲那个小子,地主出身,很傻地说他反对,刚上去还没说两句,小女孩一顿皮带把他从台子上打下去。他过一会又上来了,表示投降,说他同意改变观点,他几秒钟就改变了。很多人在那个场合当众出丑。

这个对联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个对联震撼全中国,凡是同意这个对联的都是出身好的。我最早听到这个对联的时候,觉得它不对,但是我肯定不会去说它不对,因为这个对联对我没坏处,我知道它不对,但是它对自己也有好处,我没有反对。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北京来的学生叫吴丹迪,新疆人把他叫“无蛋鸡”。

关于第一代红卫兵,可阅《为啥第一代红卫兵胡作非为却高官厚禄

 

不去长征

后来号召徒步长征。可以坐车也可以走路,走走坐坐也可以,没有人监督,全凭自觉。有些人就是从新疆走到北京的。

我的同学黄公度就从新疆走到了石家庄,我专门写过一篇《阿黄长征记》,就是写的黄公度长征的故事,当时的情景确实就是这样,那篇文章是比较真实的。

阿黄属于狂热分子,革命激情容易被煽动起来。我说你算算你这一辈子,哪个热乎事都没有逃掉,中学时学保尔·柯察金,自我磨炼,自我折磨,自虐,以后又学雷锋,学雷锋又假兮兮,把我们干干净净的鞋都扔进盆子里,拿棍子搅和来搅和去,然后扔到帐篷上晒干。他又爱照相,“文化革命”又串联,然后又搞长征。长征的时候他改名黄长征,意思是徒步也要走到北京去。那时他免费领了大头鞋、皮帽子、大衣这些装备。长征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物资,所有长征的人都可以领全套的装备。

阿黄跑来找我,我说我也去,他说我马上给你领一套,我看那个东西有点诱惑力,但仔细一想,放着火车不坐,从乌鲁木齐走到北京,那我不干。阿黄苦苦哀求,我想来想去这个事死活不干,最后他只好一个人去了。我那么懒的人怎么可能长征,这不是糟蹋人嘛?阿黄每走到一个地方就给我写一封信,我还给他写了一首长诗赞扬他。他说他收藏了。

很少有领了衣服不去的人,大部分人装样子走到吐鲁番,坐上火车往东走了。

阿黄在路上走着走着碰到新大化学系的一个长征队,他们打着旗,把他也抓在里面一块走。走着走着人家提出来坐火车,他反对,最后人家还是说服他上了火车,坐了几十公里,他越想越不对,就从火车上跳下去了,跳下去再接着走就完了,他是往回走,把坐火车的那一段重走一遍,他太执着了。

当时传了一段佳话,“黄长征震撼长征路”。那时候人们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实际也出了不少事,那些长征的男男女女,很可能让人抢劫了、杀了的,女孩也有可能被人家强奸的。

串联没有留下什么特殊印象,大家到处看大字报,也搞不清楚串联的意义在哪,毛泽东把这些人耍得团团转。可以说,当时全国的学生那真叫“汤浇蚁穴,火燎蜂房”,像蚂蚁洞里浇了热水一样乱糟糟,像火烧了蜂房一样炸了锅,当时毛说啥大家就是啥,但那种激情很快就容易冷下来。

我跑到北京串联的时候,因为想当作家,就专门到作家协会,作协在破四合院里,灰砖房子。我说谁在里面,作协一个年纪在30岁左右的女活跃分子,兴高采烈带着我们,指着说,你看,那是冰心,一个老太太,阴阴的,像地主婆,那是陈白尘,地主,全是死鬼样子。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待着不说话,供人参观。上班的时候他们按时就来了,什么时候批斗完就走了。

我当时没有恶意,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家伙确实成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了,死气沉沉,阴,也不知道他想什么,看不出啥来,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看看作家什么样。结果是那个倒霉样子。全国各地学生都有去看的,我是专门跑去看看作家是什么样。

抄家不是人干的事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闹不懂这事,炮打司令部,揪出来很多领导,但觉得这跟自己好像关系不大,我爹官也不大。

不管怎么说,我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害过谁,整老师的事我根本不参与,哪怕是我不喜欢的老师或对我不好的老师,我也没有报复他们。我恨教育制度,并不恨老师。

第一次我参加抄家,是跟着红促会的人去抄机械局副局长的家,深更半夜跟作贼一样。人家女儿穿着睡觉的衣服,有人还对她企图非礼,人家女儿还尖叫。我没动人家的东西,就是跟着去看了,觉得像强盗,像土匪,像贼,他们还拿人家不少东西。他们把抄来的手表、金银珠宝装了一罐子放到我家,后来他们又拿走,原封不动,我连看都没看。

再乱的时候,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不一样,受的教育不同,家庭影响不一样,我不会作恶,不会趁人之危做一些缺德的事。干坏事的人、心眼黑的人也是少数,大部分人也是胁从。我参加了一次抄家,第二次就再也不去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了,我心想你算老几,谁能管得了谁,我脱离了他们。

我在新大的时候保护过一个作家,叫梁学政,他写了一部名叫《台湾少年之歌》的长篇小说,还写了拳击人物。梁学政是从台湾游过来投奔大陆的。投奔过来以后在厦门大学还是别的大学,后来跑到新大了。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梁学政自杀了两次没死。我想保护这个人,觉得新疆当时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高水平。我提出来以后,正在想这个事,那个人跑到我们组织来寻求我保护。他把所有的剪报、书都拿来给我看,我说,你是真正的作家嘛,我们保护你,有啥事找我们。他有了后台,心里踏实了,对我很感激。

我还保护过包尔汉。包尔汉那时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他被遣回新疆接受批判。包尔汉最开始在八一中学被学生关押,小学生欺侮他,拿着小棍子在他头上敲。我听说了以后就去看看,包尔汉在那儿坐着,我说你就是包尔汉?他说我就是包尔汉,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人民认罪。那些小兔崽子就拿棍子敲他的大鼻子,他鼻子大得很。小家伙就问他,包尔汉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他想了一下,眼睛也不敢正对,眼皮耷拉着,眉毛长长的,说五百。反革命还拿那么多钱?就拿棍子敲他。过了一会包尔汉说,我能不能喝点水?我说给他打点水来,他们用撬开的午餐肉的罐头盒,装了一点自来水,放到那儿。他说能不能给我喝点开水?我说给他拿个杯子,弄点开水喝。小子说,反革命还喝什么开水?我说少罗嗦,打开水来。包尔汉看着我说谢谢你。我这个人见不得别人受罪。我也不了解包尔汉,但是知道他是领导人,即便倒霉的时候,他还是个人物,他不是一般人。

 

夺权办报

我一开始跟着红促会,后来参加了一个保守派组织“天山公社”,天山公社办了一个报纸叫做《天山战报》,那时我20岁。

保守派垮了以后,我就被一个同学拉上参加他们的“全球红”,我们夺权接管了《昌吉报》,我是总编辑。那时红卫兵到哪个单位把哪个单位的权夺掉,折腾一段时间。

我们把《昌吉报》改成《风雷激》,发刊词是我写的,什么历史潮流、车流滚滚,都是红卫兵那种吹牛皮大话,整版是头头脑脑人物的照片。那个报纸是铅印的正儿八经的党报,不是群众组织的报。

在昌吉报我有一次拉屎,拉着拉着就听嘀嗒嘀嗒,往下一低头是我在嘀嗒血,把我吓坏了,可能吃什么东西把肠子刮破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也没去。在昌吉报我还认识了几个人,以后也没有来往,有一次在乌鲁木齐街上走路还碰到过。

接管昌吉报以后,原来的编辑记者有造反的跟着我们一块干,不造反的就走了,他们到别的组织去干。

我回到乌鲁木齐以后,保守派又死灰复燃了,王怀玉这些人从保守派变成了“红革联”,就是表面打着造反的旗帜,实际还是由保守派组成的,和造反派不一样。那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保守派,打的旗号都是造反派的旗号,是假造反。

最后我又参加了“工促会”,全称是“工人造反派革命促进委员会”,工促会是保王恩茂的组织,头头有胡良才、戴甲弟。我参加这个组织办的《天山工人报》,我是主笔。它是工促会的机关报,和工促会在一个楼上,在自治区党委干部招待所那个小楼里办公,我旁边的办公室是胡良才的,他在自治区当了革委会副主任。

冯大真后来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冯大真办的是《战声通讯》,当时对红二司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性,冯大真办的《战声通讯》厉害。我当时就感觉到保守派的宣传不行,跟正统宣传的口径一样,人家红二司的宣传五花八门,充满创造性,有活力。

我就主张《天山工人报》要比红二司还有活力,我是五花八门全上,本刊编辑部文章、大块头的社论都是我写,包括漫画,刀枪匕首全上,给红二司留下很深的印象。红二司最重要的就是《星火燎原》,他们当时派袁大头来给我做工作,他和夏冠洲在星火燎原编辑部。他们想让我到他们那儿当副主编。《星火燎原》杂志在新疆影响很大,他们还有《红旗战报》、《红旗评论》都办得很精彩。那时候没有人管,想说什么说什么。那时候八一中学办《东方欲晓》杂志的张军写了《伊敏诺夫在新大》,肖陈配的漫画。褚远亮两口子也在那儿,褚远亮也写不了什么,他老婆王悦能写。当时我给他们讲,我找到一个素材,讲得滔滔不绝,兴高采烈,结果褚远亮老婆听了说太好了,这个稿子我别写了,她来写,我说行。最后她的特写写得很好。

那时候办的打派仗的报纸,差不多三天五天出一张,在街上卖着,我还卖过报,被读者抢购一空,《战声通讯》和《天山工人报》给红二司的宣传造成对抗。

我那时候给权宽浮改过文章,权是新疆作协的专业作家,他写的《牧场雪莲花》选到课本里。他跑到我们编辑部来,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长得文弱,黑,但是人很好,很谦虚,坐在那儿说,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伟大论断发表十周年,本报要发编辑部文章。然后大家就胡吹一通,让权宽浮写,他确实写得不错,题目叫做《东风压倒西风》。我想,东风压倒西风人人都知道,我说老权,我斗胆给你改一下题目行不行?我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人家已经是全国崭露头角的作家,当时在新疆已经相当厉害了。我就跟他说改成《祝东风压倒西风,让红旗插遍全球》。他说改得好,这样题目也长,也压得住,算是一字师。权宽浮后来调回西安,也没有什么声息,之后去世了。

办群众组织的报纸时间有一年多,再加上接管《昌吉报》,从1967年到1968年,这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文字,走出学生腔,文字里有了现实生活的气息。

原来我中学时的那些札记都让小弟烧掉了,床头有一个烤箱,夏天不用,弟弟就把十本札记放在烤箱里,到了冬天该生火了,忘记拿出来,还在烤箱里放着,结果给烤得酥酥的,一点都没留。写得非常活泼,有打乒乓球的,还有高三时社教的,还有写的诗,完全超出中学生水平了。

我在社教当中不是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真正表现突出的是徐西华的老婆欧阳融。欧阳融在班里并不显眼,个子也小,她家是米泉的,到了农村以后就如鱼得水,活跃得很,教贫下中农唱歌,组织这个那个,显得满身是光彩。这个女同学是湖南人,学习也不坏,人也不错,后来和徐西华结婚了。

到农村割麦子,割得腰都快断了,拉屎都蹲不住了,割完一天麦子躺在床上,满眼都是麦子,满眼金黄。我从来没有割过麦子。学校里一个很不起眼的女的,胖胖的农村娃娃,割麦子割得那个快,一个人顶我们三个人,出风头出美了。到后来我也割得不错了,但人家脑子里印象你是少爷,你干活不行,他已经有这个认识了,你怎么干也不行。

1966年前后我写了一首诗,叫《望韶山》,发在《天山工人报》上,到了1969年,当时全国的红卫兵首都红代会编了一位红卫兵诗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是中国第一代红卫兵诗选,正式出版了,我的也选在那里,也是新疆唯一一个入选的。那年我20岁。

红卫兵诗选拿到新大以后学生传抄,我原来有一本,现在找不见了。“登上天山望韶山,拨开重重雾,驱散重重烟,南望韶山几万里,一片金光看得见”。就是写的毛主席故居,有点像古诗词的感觉,是古典五言七言诗化过来的。

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在全国发表。诗选里有好几首是白桦的诗,如《放开我,妈妈》。红卫兵诗选中我用的是笔名“东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后来张军跑到我们工促会来聊天,聊了半天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最后他憋不住了,说《望韶山》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写得好。我们这样就认识了。《东方欲晓》杂志的发刊词是我给他们写的,我最会唱红卫兵高调,反正是胡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之类的。

“文革”当中,实际对我有一点锻炼意义的是办报,我20岁就会办报,跑印刷厂,卖报,包括拣字都干过,对整个一套程序很熟悉。当时的《天山工人报》在工促会那些领导心目中确实是有份量而且能战斗的。我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多人都是新大的老师和各个系的同学,我点子多,主意多,他们谁也比不上我。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不要听他的,听他的我办不了。《天山工人报》实际就是接管新疆总工会的报纸,把我们《天山战报》全套人马搬过来了,那是保守组织的报。那个时候的《新疆日报》是军字号,由部队控制着。

围绕着《新疆日报》还有过一次折腾,二司打的标语写的“军字号《新疆日报》糟透了”,另一派写的是“《新疆日报》就是好”。红促会开大会的时候我还上主席台。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能写,而且写出来的文章有活力,有战斗力,犀利。

乌鲁木齐有很多张报纸,每个战斗队都可以办报,多数是油印的群众组织的报。我办的开始是铅印小报,后来变成对开大报,还套红,当时在新疆也算是几大报之一了。在油运司、五家渠、人民广场,都有卖。没有正常的发行渠道,卖的时候也有风险,让反对派碰见了,就被抢了撕掉。

 

王恩茂

王恩茂从1960年起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恩茂就受到批判,下台了,乌鲁木齐到处都是骂王恩茂的标语,把王恩茂叫“忘恩猫”。(那时把很多人的名字都改了,把吴建群叫做“污奸群”。)我那个组织是保王恩茂的,但那时我见不上他。

我见到王恩茂是在20多年以后的1988年,我被指定为王恩茂写回忆录,王恩茂那时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防大学编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约王恩茂写一篇长征回忆录,这个任务就交给当时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春禾。吕春禾找到我让我写,我说我写不了,我给你推荐个人,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邵纯。邵纯积极得很,他在博格达宾馆里白吃白喝住了十来天,写出来了,吕春禾一看,什么话都没说。吕悄悄跟我说,咱们不管他了,你跟我到北京直接找王恩茂去。

我们俩就到北京,住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王恩茂当天下午就来了。我们两个人都穿着军装,跟王恩茂在小会议室里见面交谈,还没说了三句半,突然走廊里一阵乱哄哄,门一下就开了,哗进来一伙子六七个人,这些人进来以后把王恩茂拍拍打打,根本不当领导看,王恩茂高兴得要命,没有一点官架子了。

我和吕春禾坐在那儿,眼看一阵骚乱,又不像战友,他们年龄上虽然比我们大,但是也没有王恩茂那么老,特别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大官。关系很特殊,让人纳闷。尘埃落地坐好了,那些人才看到我们俩,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你现在在哪儿?我当时不太高兴,我想你管我在哪儿,可是我一想王恩茂在这儿坐着,我也不好意思,我比较冷淡地说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就这么甩过去一句。他看我不太高兴,说你不是姓周吗?我说是啊。你不是《天山战报》的小周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你啊,结果这伙人我全认识,是原来工促会的那些头,保护王恩茂的。王恩茂一听,说你们怎么认识他?他们说这小子当年在工促会是一支铁笔。王恩茂听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牢记在心。后来王恩茂就说,你怎么没说过,我说过去的事说他干吗。王恩茂从此以后对我刮目相看。

吕春禾让我给王恩茂写回忆录,一共五天的时间,三天跟他胡吹,吹到最后吕春禾急了。到现在任务没完成,净胡吹了!

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了,你少跟我说话,我现在全心全意干这个事。连着两天两夜,我每天晚上写到深夜以后困了直接睡,早晨起不来,吕春禾给我打饭,然后我再接着干,两天以后一万多字文章写出来了。我心里没准,因为长征我也没有参加过,也就是道听途说,我说你看吧,反正写完了,也就这个德性。我大概了解了一下长征的路线,听吕春禾讲讲他听说的王恩茂的一些事,然后在想象中编,其实他们过草地饿得荒,吃野菜,有的人吃了有毒的菜,草地上的灰灰菜可以吃。文章中最精彩的一句是,“草地上的灰灰菜,救了穿灰军装的红军”。

吕春禾拿过去看,看完以后,跳起来了,在空中挥着手,说真他妈是天才,写得太好了。我说你说不算数,听说王恩茂要求稿子严得很,不一定他能通过。他说我跟你说,我通过了他就通过了。

真是这么回事。王恩茂请吃饭,然后又亲自带我们去慕田峪长城。我们坐着他的大奔。回来又看了中美排球赛,他的车直接进了体育场。去慕田峪长城回来的时候,顺义县委书记请吃饭,吃饭敬酒,王恩茂拿着酒杯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说没有问题,我替他喝一点。最后王恩茂评价了,说周涛这个人不光是才华横溢,主要是政治上很强。吕春禾回来以后找我谈话,说王主席想让你给他当秘书,我想了一下,我这个人当不了秘书,我要当秘书就把他害死了。

我没有给王恩茂当秘书,我有这方面的一点自知之明。

王恩茂特别看重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后来王恩茂回来整“三种人”,就把二司全部收拾掉了,该抓的抓,该撤的撤,领导干部里凡是反王恩茂的——汪峰当书记时用的全是打王恩茂的干部——王恩茂一回来把这些人全部换掉了。

我知道自己当秘书不行,搞文字可以,但是我也不愿意搞,我自己给自己写文章多好,干吗跑去给人家写文章。再一个我对现实利益不是太关心,不是太在乎,要是在乎我早去北京了。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舍不得离开。我1988年才42岁,那时候是正团职干部,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那个位置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李慎明就是给王震当秘书,现在全国人大常委,社会科学院院长。

不想给王恩茂当秘书,其实我也犯一个嘀咕,王恩茂当时不知道我是马洪山的女婿,马洪山是“文化革命”中得罪王恩茂的。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在王恩茂家,王恩茂突然间问了我一句,听说你是谁的女婿来着?我说马洪山,他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常到王恩茂家去,他的儿子儿媳妇跟我关系还不错。但我心里有数我当不了秘书,我不会看眼色,不会伺候人。

 

遭枪击

我写过短篇小说《如鸟飞翔》,写的是一次经历,那是1968年。

八一中学有几个高一的学生,其中一个叫李亚东,喜欢打乒乓球,也还有点好文,稀里糊涂就跟我认识了。李亚东是农二师副师长的儿子,也是从北京来的。

有一天他忽然间跑到我们家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他说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我们一伙人要到石河子打球去,我们的技术都不行,没人能够撑起台来,想把你请出来一块去玩。我看人家专门跑来,不好意思不去,我说行吧,就去了。到了八一中学一看有一个车,嘎斯51,他们抢了不知哪儿的车。

一共大约有11个人,都是中学生,我只认识李亚东。李亚东当时给我介绍了一下,还有牛孟玉等几个小家伙。我当时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念头,不想去了。人真有预感,不然怎么突然不想去了。我就把李亚东拉过来,跟他说算了,我不太熟,人也不认识,我就不去了。李亚东说你要不去,我就不去了,这样一来那伙人都不愿意了,虽然都不认识,但这一伙人全跑过来集体求我,一定要我去,等于哀求。我心里确实有不想去的愿望,但是架不住这么多人,面子上过不去,真是一狠心去了。

我们上了车,牛孟玉和我都坐在嘎斯51的后车厢,他坐在正中间,车厢铺了一个烂褥子,他在那睡觉,李亚东坐在他那边,我坐在这边。开到铁路局铁三中那个地方,我和李亚东下去找丁铁坤,想把他叫上。结果他不在,路上我还在说,我实在不想去,没意思,反正心理隐隐约约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也说不出啥理由,他说他其实也不想去。

我们又上车后,还没有开出去几步,忽然听见啪一声枪响,那时候乌鲁木齐响枪并不稀奇,但是这声枪响我马上警觉,觉得不对劲,然后紧接着又是啪啪两声。我连头都没回,连动作都没法调整,一下子就出溜下去了,我说卧倒。那些人还不知道咋回事,还东张西望,有的人还探头看。我躺倒了,头顶着车厢板,我说是打咱们呢,我喊停车,黄毛却越开越快。头一声枪响的时候,李亚东就抬头回看怎么回事,那一枪就打在他头上了,脑浆飞到驾驶室外面的铁壳子上,他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其实第一枪李亚东就死了。牛孟玉也起来了,说咋回事,这个家伙本来迷迷糊糊睡觉,他回头看是咋回事,结果被打上了。原来是一枪打在他肚子上了,他一下子就倒了,枪打在他肝的位置,但是他的肝胆一紧张收了一下并没有打中肝,他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车厢后面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就这样没了,就剩下我了,我让黄毛停车他死不停,越跑越快。接下来枪声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我想赶快跑了也行,距离远了就没事了。但是觉得咋不对劲,枪声还跟着走,越走越近,原来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在后面追着,车上有几十个人,全副武装,五六支冲锋枪一直打着,还在车头架了一挺班用机枪。

我的脑袋旁边子弹在飞,子弹打在后车厢上的角铁,从我耳边就过去了,每打车厢板,震我脑袋一下,就像打到我头上一样,无数枪弹通过车厢板。我开始以为朝天打的,后来我听车厢板上丁丁咚咚,我想麻烦了。车里一片鬼哭狼嚎,那些娃娃已经被打中很多了,都在说中弹了,哭着喊着叫唤着。我想真是倒了邪霉,每一枪过去没捱上就算好事,我的胳膊本来伸着,后来一想就马上拿下来。因为是从后面追着打,车厢里面的人还好一点,起码有我们挡着,我是在最危险的部位。我们在靠车屁股的地方,脑袋对着人家的枪,来不及转身。

车跑的时候,驾驶室里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想跳车,车门打开往外看,被一枪打中,掉下去了,最后血流一摊,浓浓厚厚的。

躲过前面那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子弹就算命大了,后来车追平了,解放车高,嘎斯低,人家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孙子拿了一束手榴弹准备往车里扔,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先别扔,这个孙子才没有扔,如果扔的话我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就是第二条命拣上了。车超过去了,对着我们驾驶室就打,把开车的黄毛两条腿就给打断了,他一下子爬车上了。旁边的人也被打了,车没有人驾驶了,那么快的速度往前冲,必翻无疑。

正好前面有一个四套马的大马车,装了满满一车砖头,听见枪响以后,车夫就跑到苞米地里躲起来,嘎斯车正对着马车屁股就撞上去了,轰的一声就爆炸了,我以为手榴弹爆炸了。

我一直想脱离这个车,正好机会来了,我于是腾空而起,如鸟飞翔,在空中飞起来以后,砖头在天空中如礼花一般,我穿过砖头在空中拐弯,自己就觉得自己飞起来。我是主动跳出去,弹起来的时候觉得在空中拐弯了一样,而且脑子还想着很清楚,不能掉到水泥地上,更不能摔在马路牙子上,要正好掉到白杨树槽子里,那个地方是虚的,平时还经常浇水,比较软。我正好落到那地方,落地后连滚带爬马上起来找了一个电线杆后面躲起来,心想这样就打不上我。

惊魂未定,一个人拿着二八盒子,一眨眼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一看,你不是那个谁吗?我也不知道他叫啥,但是看这张脸我认识,山羊一样的脸,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比我低两级。他说你不是那谁吗?我说就是,他也叫不上我名字,我也叫不上他名字。我说咋回事?他说你不是三促的吗?我说你不也是三促的吗?他说就是啊,我说那打什么。这才知道打错了。

我们跑过去一看,整个车成扁的了,车门子也打不开,人都软了。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来,把他抬到他们的解放车上,这个人的血已经和头发黏在一起,头上像裹着红绸子,我一看那个人穿着空军蓝裤子,和一双将校靴,死的人是李亚东。

我们一共中弹死伤七人,只有三个人没捱枪,我,还有里面两个小家伙,躲在人后面。后来那个车我去看了,后车厢板打得就像马蜂窝一样,就是我脑袋这一块一颗子弹都没有,真是上天保佑。我回到家里以后不知道自己挨枪了没有,把衣服全脱下来看。我弟弟在门口打羊髀石(羊的椎关节,新疆小孩玩耍的赌博工具),看我面如土色,赶紧往回跑。我吓坏了,拣了条命回来,魂都吓飞了。

那次打惨了,我乒乓球拍子丢了,眼镜也找不见了,车厢板子上都是血,有的人中五弹,最多的人中了七弹。当时挨枪的时候我头脑极其清醒,就像拿冰镇的一样,我想办法要脱离这个车,车撞上马车的一瞬间,车屁股一颠,往起抬很有力量,我借势跳出来了。后来追打我们的人说,你就是跳车的那个?我说就是,他说,这个孙子跳得像飞一样,像鸟一样,在天上飞。

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真是冥冥中上帝保佑了,没有他老人家保佑,当场我脑袋上早打无数个洞了。

 

武斗时期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

以下为周涛弟弟晓东、晓星协助的回忆——

那个时候居民家里死男孩的比比皆是,哭声不断。乌鲁木齐到处是工事,有些楼门都封死了。

乌鲁木齐武斗的整个格局,南门以北基本是三促的地盘,南门以南是二司造反派的地盘,北门这一块有几个二司的据点,一中、第一师范和八中385。三促在武斗的过程中把一中和第一师范拿下来了,就剩下385了,本来说打完一中要接着打385,最后就没打。385有60火箭炮,往军区大院打。

造反的这些人不会主动出击,他是防守,是文斗,每天大喇叭放的就是造反派的宣传,“打倒王恩茂”。保守派这边也不是天天跟他打,是策划好了以后集中几天打,把对方阵地拿掉。各个单位和各个学校都有保守派的组织,到总攻的那天各个保守派组织一起来打,平时大家分散开各干各的。很多都是抢兵工厂的枪。1967年是武斗最厉害的阶段,武斗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打的时候街上没有人了,老百姓全钻家里了,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听到有枪声,估计就跟现在的叙利亚差不多。但是人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并不觉得很恐怖。打死的都是学生,打死也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

八中的保守派被385给赶出来,就住在自治区党校的办公楼,那个办公楼的侧面正对着八中,两边经常用枪隔着建国路的街就打。我们那时候小,经常在保守派这边跟他们一起玩,打起来我们就钻到窗户底下看。何志刚还是左撇子扣扳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窗户基本上都已经拿砖头封死了,留下几个小枪眼。大的武斗场面也不多,不打仗的时候开车拿上枪到处玩,有时出去一趟抢面抢油,不抢没吃的。把单位占领以后,他们接管了单位的食堂,把大师傅撵上给他们做饭。那时候是彻底的自由了,无法无天,有枪便是草头王。到了后面就开始抢车了,一开始抢大车,后来抢小车。抢几辆小车自己开上,天热了,开一个敞篷车,几个人拿着冲锋枪满乌鲁木齐乱转。一般还是在自己的根据地,到了人家的地方就挨打了。

互相抢枪,晓东的手枪也被别人抢过,还是一个派的,谁也不认识谁。死了不少人,现在想那些人都是白死的,死得最不值了。打枪时还有群众围观,藏在墙后面看,人的好奇心战胜恐惧心。尤其是半大的娃娃,哪个地方打枪就往哪个地方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死的事。看到被打死的人,从楼里被抬下来。打一中的时候,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支援一中,有人走到半路上中枪了,躺在马路上,但是谁也到不了跟前,他就在马路上疼死了。

武斗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拿大头棒,拿石头,后来就开始有了铁矛子,戴着钢盔,那时候工人最厉害,到拿枪打的时候工人就不行了,转业军人太厉害了,他们会打枪,有值班连,他们都是半军事化的组织。

八野联总是属于这一批的,他是主攻的主力,学生都是一些偏师。到最后两派已经完全整合了,造反派成立一个总的指挥部,把下面大大小小造反派组织整合在一起,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服从。保守派也有一个最高领导级别,下面无数个大大小小小组织,小组织都统一归他领导。到最后等于是两大派,不像一开始,大家散兵游勇,几个人关系好就可以组织,几个观点一致也是一个组织,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都是一种自发的革命热情,到后面就有组织了。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群众组织的事情了。

 

蛇牌橹子

我从1967年开始有了一支手枪。

这只枪是八一中学的一帮人去兵团去抢枪,叫人家打了一个屁滚尿流,但是得了那支手枪。抢到枪的那个人手被打断了,肚子上挨了一枪,胳膊上挨了两枪,一共捱了三枪。我到医院去看了他。

那次去抢枪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红造部对我写的《望韶山》印象深的人,他是八一农学院副院长的儿子,他又找来了两个跟我同级的,一个是西安公路学院的,叫李小敬,他后来是浙江省民政厅的厅长,还找来一个申秋风,是海南外语学校学法语的学生。申秋风的父亲是兵团基建部的部长,搞援越的。李小敬的父亲是老红军,新疆自治区供销社的副主任,和王恩茂是亲家。这三个家伙跟我厮混的时间不短。这个抢枪挨了三枪的人就是申秋风。申秋风说他这一辈子再不愿意玩枪了,这个枪你玩吧,我说行。枪是蛇牌橹子,德国造,里面还有五颗像花生米一样的子弹。

那个枪也惹了不少麻烦。

我弟弟晓东把那枪拿去了,说他想带一带,我说行,出去别让人抢走了。结果让高级中学一帮子抢走了,最后要回来了。

枪要回来以后,我就装在身上,有时候在院子里打打靶。后来就把它放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八农子校有一帮娃娃在那儿,一眨眼的工夫手枪找不见了。张军认识八农的娃娃,我怀疑就是那个小子偷的,就把那个小子找来了。那是一个小学生,我说你过来,到我这来一下,那时候我们是大学生。我说把手枪拿回来,他说我也没拿,也不知道你的手枪,审了半天审不出来。张军有办法,上去一顿真打,啪啪地打,小孩哭开来了,张军说你要是不把枪交出来我就把你打死,结果他招了,张军说把枪拿回来,这个小孩就拿回来了。到了收缴武器的时候,这支蛇牌橹子就正而八经给上缴了。

1969年我们上天池玩,赵北的弟弟赵南跟我一块去。那时我们都是武装青年,带着枪,上天池乒乒乓乓打枪玩。白天没事在天池里划船,有两个人是石油上的,扑通一个东西掉下来了,掉在船上,船上有水,我拣起来,是一把手枪,很漂亮的手枪,比较大,是二号加拿大,攥在手上特舒服。

我当时想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但害怕一拉子弹掉在水里怎么办,就没拉,我想肯定没有上膛,我就对着赵南的背,正准备扣,心想还是别对人了,稍微偏了一点,一枪打在水里。赵南一下子惊跳起来,说谁打枪呢。

他们往岸上看,以为岸上的人打的,我说我打的。赵南吓坏了,其实我才吓坏了。我原来对着他的背,正准备扣,脑子闪了一下,如果有子弹一枪必死无疑,他要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我也得跳下去。从小一个院子长大的人,父母都在一起,他要是死了我咋交待呢。

“文化革命”后期开始成了逍遥派了,他们就跑到天池上把领导住的别墅占着,各个组织都占着别墅,一住住上几天,十几天,又有车,又有枪,就开始享受了,听说他们还把李双江抓起来唱歌。李双江那时候已经唱歌有名了,但是没有后面名气那么大。我们都跟学生组织在一起混。这次差点把别人打死,上次是我差点被别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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