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群像及成因:公知多是脱离完全物质生产的小布尔乔亚阶级

作者:不周山 来处:知乎 点击:2020-04-05 17:28:19

最近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政府五花八门的表现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这个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情,公知们三个月前如何悲天悯人,今天就该以同样的标准来声讨同作为的外国政府。但是公知们却几天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转弯,尤其像那位社会学者何清涟,如同精神分裂式的几天一个弯。当然,还有诸多知乎大V们的的花式洗地。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公知的成因到底是为什么?并回答上文的问题,为什么学人文艺术80%都是仇国恨家的河殇派?

 

公知群像

首先,他们大都是小布尔乔亚阶级,虽然偶尔被社会的铁锤蹉跎,工作学习中遇到一两个操蛋的领导,就悲愤至极感觉遇到制度上的极大不公,实际上他们生活大多衣食无忧,属于有闲阶级,远要比无产者过得清闲得多。甚至很多是体制的受益者,精致利己主义者。入党国家奖学金一个不少,转头张口你直贵国。

他们多多少少有些附庸风雅的文艺爱好,读点书会看点哈耶克波普尔什么的。自认为自己饱读诗书指点江山。

他们往往特别容易以小见大,一件小事能看出民族性。最爱的批判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留在国内的犬儒愤世,有些经过资本搏杀积累财富移民海外的会宣扬呼吸“香甜空气”。

而少数受过学术训练的公知们(也就是我们人文社科学者们),往往只学会一种“话语”(discourse),解释世界的一切都只用一种话语来阐述。

但如果你们仔细用分析哲学式的训练纪律去解读他们的话术,他们往往都是通过术语和行话的堆砌对一个学术范式的拙劣模仿,其语言背后根本是逻辑混乱,在貌似唬人的行话(尤其容易忽悠知乎上的大学生们)的背后,依旧是一套公知的话术,某某劣根性,比如中国男性的劣根性之类的。

一旦他们与民众的舆论相悖,就大骂愚民韭菜民粹。

你如果说他崇洋媚外,他们会批判你民族主义。

你如果说他们追捧殖民主义,他们说他们在追求民主价值,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说法,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社会的组成

首先,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要铺成一个概念。也就是关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组成。(我这里主要用的是阿尔都塞的概念)[1]

人类的社会生活,由两个大的部分组成:物质结构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

物质结构的世界,就是客观的物质条件,物质的局限等等。而,意识形态的世界,则是一个社会的宗教文化习俗价值观等等。

这两个部分对社会生活是缺一不可,并且互相影响的。

原则上来说,物质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渔村因为物质世界的局限,村里人都会去打鱼为生。打鱼最怕翻船。所谓为了讨个好彩头,村里养成了习俗就是吃鱼的时候,一面吃完不翻鱼身。

打鱼为生的生活方式是物质世界的结构局限,也就是面对翻船葬海的风险也要去获得食物。

而吃鱼不翻鱼骨则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此渔村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不翻鱼身——这种社会习俗。

我们沿海人就有这样的习俗,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物质世界改变了,大多数人都不再打鱼了,一个物质世界的改变,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改变。

但是很多意识形态有很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它甚至会反过来改变物质世界。

比如,因为这样的习俗,很多高档餐馆会在做鱼的时候把鱼对切两半,让人们不用去翻鱼身。

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就理解,所谓文化,民族习俗,思维方式都是长期物质世界对人们的影响。我们人文学科(或者说是我个人追求),在解释世界的时候,最好要从意识形态的分析去理解背后的结构问题,而不是仅仅批判意识形态。

因为你批判人民吃鱼不翻鱼身是迷信是没用的。当人民生活好了不再打鱼为生,人民自然就改变。只要知道其背后的结构问题是什么,我们才好下手去改变问题。

但很多人文社科的批判是非常表面的,他们的很多理论都是“解释性的描述”,也就是从一个意识形态的现象出发,从而给出一个意识形态的解释。等于总结了现象并定义其为一个术语,再用该术语去解释现象。这是车轱辘话,等于没有解释。

就像有一个社会现象A,他们不去解释A的结构原因,而是告诉你,这个现象叫B。因为B所以A。好像是解释,其实是废话。这种术语太多了,什么“国民性”,“父权意识”。人文社科某些纪律(甚至是大部分)都有这种局限,这是我们学科的天然缺陷。

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物质结构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的作用关系,不仅仅对社会群体会有影响,对个人也会有影响。

一个人长期生活的物质世界,对其意识形态会造成必然的影响。而个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阶级无意识

 

河殇者的阶级意识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2]

如果大家了解无产者们,会发现无产者即便境遇远比公知小布尔乔亚们糟糕,但是他们大多数也不会完全无脑的河殇,他们也不崇拜工业党那套国家主义,也没有太多种族主义的偏见。为什么呢?

因为无产者每日辛苦的劳动中,他们只与纯粹的物质世界接触。尤其是那种高强度的车间工作,农务工作等等。

他们完全明白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物质结构建立的,东西是加工出来的,粮食是地上种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飘出来的。而这种日复一日的唯物生产过程中,塑造了他们坚实的唯物主义阶级无意识。

并不是说他们这种无意识就会让他们让受过训练的人文学者们一样拥有一套行话去详细阐明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他们很多时候受于条件的缺乏,说不清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生活经验让他们有一种坚实的本能去理解世界的运作是结构层面的。

这种坚实的无产阶级无意识,让他们遇到任何社会上的邪恶,他们有一种本能知道是结构上的恶,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当他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天性上觉得是结构的问题,有一种直觉察觉到自我在权力结构中受压迫的关系。

当然,他们也会本能的察觉出来,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

比如,一个富士康工人,辛苦组装一个手机拿到微薄工资,经过层层剥削。65%的利润流入美国公司,7%的利润流入台湾公司,2%的利润流入本土税收。

这个利润比例也就是各方对富士康工人的剥削比例。这其中包含了国际剥削和国内剥削。

所以无产者为什么不崇拜工业党,也不崇拜公知,因为无产者本能地知道谁在剥削他们。


而小布尔乔亚们,他们的工作如是中介、保险经纪人、媒体编辑啊、上海三套房的包租公,某乎小编啊、人文大V啊。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脱离完全物质生产的。他们的日常是与人打交道,而不是物质。

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立足依靠的是自己的名誉与口碑以及圈子,而不是真实的物质生产技能

比如人文学术圈就很重视某种口碑,当你不崇拜西方就口碑尽失,人格毁灭,沦为笑柄。

由于他们缺乏物质生产的生活经验,导致缺乏唯物主义的阶级无意识。

而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只依赖于人群关系的互动。也就塑造了他们一种靠人的阶级无意识。

当他们遇到任何社会上的邪恶,他们有一种本能理解是人的恶,而无法发觉是结构关系的问题

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远古萨满没有什么区别,是风,是雨,是虚无缥缈的抽象的人。世界的组成对于他们是一群一群不同的人群。

一旦他们遇到任何社会挫折,他们马上就得出结论,“某某的民族性就是如此低劣”,他们日常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马上得出结论“某某地方的人就是这样”。

一旦这种阶级无意识形成,当他们面对西方的强大和富足的时候,他们不能从历史与结构的唯物主义史观,了解殖民主义,种族灭绝,工业革命的雾都孤儿等等几百年的帝国对全球血腥剥削的历史与国际现实分配结构上去理解西方富强的理由,而是得出是“西方人的文化优越”的解释。

随着觉得“西方人的文化优越”,继而觉得所以西方的一切范式也就优越。

如果他们生活再遇到几件操蛋的事,就更加河殇了。

虽然表面上,他们道貌岸然地说,他们追求一种进步价值。而这个价值一定带来社会富足。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理解那个价值。

最典型的例子,像Joshua Kurlantzick的《民主在倒退》中的各种例子表示除了西方,其他大多数地区同样的制度都几乎发生了倒退和贫困的。

如果你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跟你说,非洲的民族性就是笑话,只有西方人种优势才会高的富强。

更进一步说,他们不是迷恋某种价值,而不过是迷恋那个人种。

简单的例子是,他们很多言论是反自我价值的

比如很多公知是嘲笑白左的,歧视难民的。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被难民抢了而愤怒,而是出于“优越的西方文化被野蛮入侵”而哀伤。

他们的批判最多的就是,从一件小事得出“中国人劣根性”这种理中客的说法,而实际的逻辑,则是“白人优越”。

你一旦理解他们这种思维,就会明白,河殇们其实是极端种族主义者。

所以当某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拉美民主国家,他们会说那是拉美人的民族性导致。

而当同样的事发生在美国,他们极尽所能的洗地,辩护,理中客。简直人格分裂。

 

而人文学科的纪律天然存在这样的劣势,导致不少我们人文社科学者在这种魅影陆离以“人”为本的解释世界中,不以结构去解释世界,而以意识形态去解释世界,最终面对强大西方文化而不自觉的精神西方人了。

一旦精神西方人,就陷入范式盲目,他们也就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从此为洗而洗,为喷而喷。

当然,并不是人文学者都这样。我所敬仰的每个人文大师几乎都脱离了这种萨满式的解读。

而且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这样,像对于一个学物理的,学工程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纪律近乎于无产者的唯物生产环境。他们研究理论,逻辑,物质结构,也会塑造了近乎物质结构的无意识。

比如在知乎,你能明显看到更多工科学背景的大V三观比较正。

当然这也不是学科和阶级的必然,只是特定学科或者阶级在倾向上有更大的比例而已。

 

重要的是,这不代表就说无产者(及其他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的各阶级)天然就有完美的正确性。

无产者(以及其他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的各阶级)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很容易被精英意识形态一时的蛊惑洗脑的。

但是天然的阶级意识使得无产者具有可以明白真理的天性。

只要把道理和无产者说清楚,他们听明白,他们立即就会“对,对,就是这样。”

一些道理和无产者说是一点就通。只要把事实例举出来,他们不会诡辩,自己思考一下很快就会得出真理。

小布尔乔亚是没有这种明白真理的天性的,他们需要大量刻苦的理性训练,才有可能具有明白真理的能力。

而事实上,你和小布尔乔亚讲道理,举例子,说事实,讲逻辑,最后他们还是会逞强狡辩,用自己那套话术各种诡辩。哪怕嘴皮说破,他们自知理亏,最后也会忧伤地哀叹自己是“人文关怀”,而反过来指责你太过理性,没人性。

人文主义往往成为了这群反动文人最后庇护所,标准的话术就是什么“小民尊严”,“环保苍穹”这类的。

 

谁是无知?

关于对西方的舆论反弹,公知会说中国民众愚蠢民粹,容易被带风向。真的是愚蠢无知吗?

大多数中国基层民众都是日常与物质打交道的,他们自然不会有布尔乔亚的方式去理解世界。本能让他们明白是非。

湖北做得不好,就骂。西方做得不好,也骂。

这不是他们愚蠢民粹容易被操控,而是他们本能知道权力结构不分国界,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盲目,所以也就没有双标。

而我们的公知大V们,陷入了范式盲目,也就上演了各种花式双标洗地。

今天,在这里是从唯物的结构的角度去解释公知产生的原因。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也就是对后殖民主义的自我精神内化。有机会再写吧。


对于评论补充,关于阶级:

文本里用的无产者是一个粗糙的概念,大概类似于工薪阶层,或者说只有依赖自身参与实实在在实业生产才能生活的基层人民。

马克思19世纪的“无产阶级”概念在今天已经有很多局限性,因为当代社会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使得这个简单的概念无法再用单纯是否拥有物质生产资料而一刀切的划分。

但是很多学者有补充,比如布迪厄在《区隔》中对当代社会的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且这三个资本是可以转换的。

简单的例子说,一个大学教授是从经济层面是没有生产资料的经济资本,但是她可以拥有文化资本,通过出书,发论文,搞讲座,通过自己持有的文化资本迅速增值。她是有产者。

同样一个小公务员持有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人脉人际关系等等资源,也是可以增值的,所以也是有产者。

当代社会很多职业表面上没有经济资本的生产资料,但严格划分,他们都不属于无产者这个阶级了。

最后关于中国农民,显然,中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是无法转让买卖兼并的,说白了,他们的土地都是租用的。一个去富士康打工的农民工,按道理家里户口上也分了田,你要说因此她是布尔乔亚——这种说法显然是错得荒诞,太教条主义了。

参考文献: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及其它论文》;萨特,《反犹者画像》

本文原始来源

 

知乎网友评《公知的群像及成因》

阿胡拉玛兹达:问题的根源其实在分析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这么说挺费劲,但时下兴这个玩意,如果用老的话术,就是方法论中的党性原则。

例如,物质结构/意识形态的二分和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二分单从数量上讲,都是用两个概念来分析作为整体的社会,单从数量上说,用"天地″来分析也是可以的。但使用术语的不同,本身就体现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结构的强调和马列主义从总体上看社会的不同。"阶级无意识″和"党性"更是个人角度出发的精神分析和列宁主义社会阶级总体出发的不同。这些术语的使用,直接就导入了不同的学术史渊源,而学术史渊源,也就是知乎上常说的"学术训练″,其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如何判断西马和列宁主义的价值高低呢,网络上讨论,其实是用立场来代替认识过程的。

知乎上最常见的"逻辑″崇拜,一说你没有逻辑,基本上就是耻辱死亡了,可细究这个逻辑,是开发电子芯片用的布尔逻辑吗,是形式逻辑吗?不是,网络上的逻辑其实是个"把鞋刷子和哺乳动物″结合在一起的"鸭嘴兽″。一方面,这个逻辑盗用了人们对工程实践逻辑的精细和确定性的经验想象,以及形式逻辑的纯形式的理论美感,一方面发挥着逻辑论证中西方式的讼棍话术和隐含着诉诸西方理论权威的价值判断。

所以,在学术训练,逻辑,术语选择这些坚不可摧的"客观学术″里,本身就隐藏着价值判断和立场。而完全沉浸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学习过程,也自然就带上了西方的意识形态。

这也许就是"民粹″和"学术"对立的一个解释,好比珍惜每一条人命的民粹人道主义和集体免疫的学术的更高的人道主义的不同。

 

李必达:要构建新的人文科学话语体系

理工科主要研究物质结构的世界,其话语体系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一旦发生扭曲很容易被现实证伪。而人文学科主要研究意识形态的世界,其话语体系是对主观认知的描述,这种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描述者的立场,而且也不容易被证伪。西方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基础是由殖民时代的资本精英建立起来的,天然带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不加筛选地接受这套话语体系,很容易变成殇派“公知”。当然,也有一些殇派是看到了这一点,但出于利己主义主动选择了这一立场。因而,在后殖民时代,我们有必要对西方人文学科的概念(如“民族”、“国民性”等)和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重新进行话语建构。在这里,如果只解构殖民主义部分,不解构资本主义部分,就形成了工业党。只有将这两者同时解构,才可能重新建构基于人类共同体的新的人文科学话语体系。

 

南山朽木:

个人认为答主所分析的只是对于公知现象多个方面解释的其中一种解释。无产阶级也会被西方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我是无产阶级生产者,所以日常生活接触一些同阶级的人会有很直观的感受。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多是被剥削且生活在阶级跨越无望的现实中,当中特社体制下运行的现实规律之拳结结实实打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西方意识形态就像是他们发泄愤恨的言论工具,像是麻醉神经的慢性毒药一样,为自己的无能(主观)和现实的残酷(客观)找一个合适的解释口径。曾经有一个驾校教练在喝得烂醉之后问我“你觉得CPC还能存在多久?”我知道他的独生子是个痴呆,他的收入因为驾校政策整改而入不敷出。我在惊愕之余安慰了他一下,并没有说一些他可能听不懂的话,因为那都没用。

当一个人在特定的生活环境被动或主动接受某种说法时,那便在其脑海中形成了惯性思维,主动去寻找更多能够夯实脑海中这种思维的文化作品,其他的说法不再被他接受,出于文化水平或种种原因,惯性地维护既定思维并想方设法甚至无视逻辑和现实规律地去反驳其他思维——沉浸在麻醉自己的慢性毒药中无法自拔。

其实曾经我也是这样的人,直到后来被“传教”https://b23.tv/BV1mx411N7Kj

而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的是,同样是无产阶级,我后来摒弃西方意识形态的时候是我人生中最窘迫的那几年,是我作为收入低于水平的底层无产阶级的时期。

 

Mufei:

先佩服一下,专业学人文的确实比我这种理工科出身遇到困惑业余时间补学历史的人见识广。

写一篇超长回复补充一点:楼主你篇文章忘记了一部分情况,就是有些公知,其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吹的那一套是假的,只不过为了某些目的(比如赚流量牟利、获得愚弄别人的满足感、带节奏宣泄不满,等等)故意传播那些言论观点。

再看被忽悠的人群,其实被公知忽悠的人,和被冥炊忽悠的人,本质原因都是一样的,对现实不满而且改变无力无望,只能寄托在一种「自己愿意相信,看起来很好,但实际虚无缥缈」的幻像上。

这些说白了其实都是渔冥帧紫。把这个代入到西方看,也是一样的:

保守群众因为全球化推行的太激进生活事业受挫,又找不到出路,西方右翼趁机就用冥炊、排外忽悠他们,把问题归结于移民、发展中国家抢了自己的工作,而不告诉他们实际上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正好就是保守派后面的大资本家。等西方右翼一上台削减开支伤害的又正好是他们(你之前一篇文章写过那些投了鲍里斯的中老年英国白男正好这次疫情被他无情抛弃了就是个例子,美国的川也是一样)。

另外一边,西方资本主义把消费、享乐、拜金这些伪装成自由主义忽悠年轻人,使得年轻人群体退化,之前民族、宗教这类的凝聚力在他们之中下降,西方左翼政客见机就用Identity politics、Politically correct去忽悠他们,但是却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pc,怎么样才是真的pc。这些人不就是西方的「公知」嘛……

社会长期在某一形态下发展必然劣化而已。

 

Blue:

理清了我长期以来的很多困惑。为什么很多传媒、律师、文艺相关行业的朋友反体制,而很少见到工程师、科学研究、普通教师或其他实体工作者也会这样?

我曾经以为,媒体、律师等行业的工作,其实也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参与者,但实际相对边缘化,有一种本能的贬低同业的夺权冲动,诚如郭德纲所言,同行之间是赤裸裸的仇恨。 读了这篇回答,知道是自己浅薄了。

 

beaver:

这篇文章谈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那就是公知们普遍是没有生产能力的,是社会的寄生虫。

他们拒绝承认唯物的事实,和绝大部分中国人离得很远,他们的那一套是神学理论,因为信而存在,缺乏扎实的科学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同为非生产者阶级的大学生容易上当,而普通老百姓却不会被忽悠的原因。

 

上古火与铁:

我觉得还有一心理因素,作为一个“高高在上”者他必须制造一种区隔才能提现他的与众不同,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反应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要与大多数人不同以此来制造心理优势,众人都说好是我一定要说坏,众人说坏时我一定要说好,就算是无可辩拨的唯一结论我也一定会忧心忡忡的说“不能只看一时”或者“从长远来看还是会导致……”。总之如果我和大多数人观点一致就显示不出我的特别,我读这么多年的书如果还跟芸芸众生一个论调岂不是明珠投暗,尔等批评我质疑我?不要问,问就你们是“乌合之众”。

这就像年轻时你穿了一件奇怪的衣服父母说你你反驳道“你懂什么现在外面就流行这个”,说白了有些所谓公知跟小年轻的锅盖头或头几年乡村杀马特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哒哒水:

经过这次疫情,我深刻的观察到已经慢慢占据中国法学,经济学,媒体,文学,文化,高教届主流地位的河丧派,对中国普通民众是何等的刻薄与冷漠。对于他们的精神祖国是何等的怜惜和疼爱。

我坚定的认为,中国最大的危机不在美帝,而是这群60,70后的精神美国人。 因此我举双手赞成现在50后的领导人一直在位,直到把位置传给成长起来的80,90后。

 

姚宝宝:

作者讲的有道理,从方方日记总结了公知以下特征1.既不了解底层大众,对政治又缺念理解和想象力,这个是认知的局限,我们普罗大众都会有,但公知自我感觉良好,应该成为民智启蒙的导师,人类历史的先知,四处撕咬显示其高明。其二,就是思想解放,而不实事求是,世界是他们大脑构建出来了,现实世界是不成立的,你若和他讨论事实,他必定绕开给你讲理论,高大上,显得你很弱智。第三,双标。这个不用详解,最近已深刻领会其意。

 

Alexz:

公知对目前自身情况的失望或者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对外国进行盲目崇拜,话术多是归于制度性、民族性的问题。此次病毒将各国问题揭露无疑,对于自己塑造的神像受到挑战而选择辩护。希望在底层劳动者上,而不是寄托于为资本家说话的官僚政府上。

 

Blue:

官方意识形态模糊不清,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的事情。几百年来,世界的话语权都被西方文化垄断,积累形成了严谨复杂全面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这种话语权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不利于中国这种后发的落后国家的。但是中国现在尚没有能力,没有基础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说话没人信,到处不受人待见。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王耀: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公知的主要思想动机,是维持优越感,公知认为他们熟悉西方文化,比如听古典音乐,这就同粗俗的普通群众拉开了差距,产生了优越感,而批评政府(安全的),可以维持这种优越感,让他们产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错觉,殊不知那套话语都是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他们的一切思想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优越感。

 

山人:说到底,中国的人文社科教育是出了问题的。所用教材过分依赖国外教材,并把它放在教育的最后层次,造成意识上的最高层次,最终造成了对自己的否定

野兽先辈:文学艺术领域实乃重灾区,毫无下限可言的做作。

王泽彬回复野兽先辈:你说的不对,法学界才是重灾区,经济学界也够呛,你说的文学艺术领域跟他们比逊色多了。

gk2000:方方及其支持者的出现有着其必然性

方方及其支持者,那些所谓的公知,几乎全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产生,发展,壮大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实属历史的必然,

人类文明越来越强大,导致了个人即使不需要团队合作也能够很好的生活下来,且有的时候,在社会中刻意唱反调反倒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利益。

于是温饱无忧的社会中慢慢的就产生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如是,美国亦如是,这些人对任何的国家,政权,民族,文化,甚至是亲缘都没有忠诚感和责任感,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利益。

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层次较低的人沉迷于各种物质的享乐,而另一批见识过所有物质享乐的,富裕且层次较高的精英,则醉心于更高级的东西:精神上的优越感,社会上的话语权,以及大众对其的吹捧。这些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公知,美国他们被称为白左。莫要忘记,精神上的愉悦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利益,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利益有时候比物质的更致命。

然而问题是:国家的发展,以及其随之带来的普罗大众的民智开发,和他们的利益往往是悖离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会将发展红利回馈于教育和基建的,某部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越是发展,社会地位较低的底层从中得到的利益比例则相对较多,这也就是为什么tg今天在下层平民中依旧有很高的认可度。而相反,对于那些本就富有,或是聪明且富有知识的人,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并不能以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比例体现在他们身上,相反,民众变得越聪明,反而越发降低他们身为精英阶层的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为止还有人怀念民国的原因,无他,民国和印度一样,下层阶级极多且几乎没有任何思考能力和话语权,精英知识分子说什么,就是什么,相对于下层民众,精英和精英拥有的知识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毕竟物以稀为贵,

而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中国,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说话,下面的人不是恭恭敬敬的屏住呼吸听,而是张三李四都能上来跟你杠一下,而且往往杠出许多切中要害的诛心之论,可想而知他们会多么失落和难受!

都说先富带动后富,然而若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先富以及先聪明者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带动其他人后富后聪明:我已经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当然希望能上山的人越少越好,只要社会不乱,只要能保证有人能够给山顶的我继续送面包和可乐,我肯定是不想要任何其他的人来和我挤这一片地方的。

所以,中国会被那些自私的知识分子,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天然的厌恶:你凭什么拿我们靠本事赚来的钱去搞基建,搞教育?明明只要和欧美诸国一样,养成一个和普罗大众隔离的稳定的利益集团就行了,上面的人下不去,下面的人上不来,就算偶有例外,但也改变不了大局,这是最好的,民众只需要给我们剥削,并且仰视我们就行了,你还给他们修路修桥,教他们读书明理,这不是变相的降低我们的价值,抹杀我们的辛辛苦苦努力所得到的成果吗?

这就好像明朝的士人阶级一样,你皇帝可以打他们,甚至可以杀他们,但是却万万不能否定他们阶层的存在价值,否则,他们铁定会造反。

所以,可以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平民的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类似于方方的各种怨天尤人,无病呻吟的公知反而越来越多,而他们的言辞和手段也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下作,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如果不能肉体上消灭,或者从经济和社会阶层上消灭的话(譬如那十年)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必须让公知的利益,和所有小民的利益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伟大的目标和计划,而在这个伟大的目标和计划中,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高度一致,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譬如说,几十年前的“建设gczy,世界人民大团结”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我们已经失去它很多年了。

有人说过:强盛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庄严的梦想,我们已经因为需要吃饱穿暖,强身健体而放弃梦想很久了,这一次,我们的身体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养分和锻炼,现在是时候重建我们的精神和意志,为了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辉煌而伟大的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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