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学坏，很可怕，偏生中国的很多法律人，这几十年确实学坏了，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反对自己的人民：
法学，我们根本不用留学，在国内法学院读书，同样是喝洋墨水长大的，成长于欧风美雨的润泽中，法学研究的议程以及学者的思考路径，也早已得到了浇灌，栽下什么花儿，就结出何种果实。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讨论外国法的某某制度并追问其对中国的启示，这种硬性碰瓷的写作，是中国法学界最常见的套路。
读一读这些年法学院的毕业论文，由此检阅法学教育流水线的成品，所谓像法律人一样去思考，大概第一条就是追问外国法对我们的启示，以中国为病人，以西方做医生，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不信。
读美国书，学美国法，做美国人，法学界“洋务运动”鼎盛时，没少见证三观颠倒的怪状——只有当我们开始学会把那些曾被颠倒的再颠倒回来时，当心境拨乱反正后，才能洞悉那些年间的荒诞。
我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什么学界却奉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新蒙昧主义）为正统，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反而会被打入另册，被视为学术上的大逆不道呢？
现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社会主义国家谈论社会主义的法治，这到底是逆了谁的道呢？
记得我读研究生时，因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解释，一时间满城皆谈宪法司法化。但尘埃落定后，想一想那些高光时刻，当我们高谈阔论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时，中国宪法的条款哪儿去了？
关心中国问题的法律人，不能说没有，但寥寥无几。
但硬要“司法化”，说到底这不是用打开美国宪法的说明书去启动中国宪法吗？
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归根到底，我们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法学“美国梦”中，若是说有陷阱，这才是最难走出的“美国陷阱”。
何以至此，为什么梦醒后却发现身处陷阱，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那些年读过的书。
学法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法学书架上曾有一排排以封面颜色来区分学科门类的书，红色的是法理，紫色的是宪法，黑色的是刑法……这一套色彩斑斓的书，思路也许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系列，就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承担的大型丛书“美国法律文库”。
迄今为止，这或许是中国法学界规模最大的汉译工程，空前，很有可能也会绝后。它的编委会汇聚了当年中国法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大致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版了近百本的美国法学著作，其中不乏体量浩大的案例教科书。
“美国法律文库”之所以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并不只是学术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它是当年“中美元首法治计划”由学界承担的一个项目，操作模式是我们出力，美国人出钱（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资助），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当年中美之间结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按照整套文库的出版说明：
“文库”所选书目均以能够体现美国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标准，计划数目约上百种，既包括经典法学教科书，也包括经典法学专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文库”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亦将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此前，我们读美国的书，是为了从中拿起美国的理论，以之为武器去改造中国的现实。这种恨不得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改革方案，现在看来正是走不得的改旗易帜之邪路，但当年在学界却大有市场，一度通行无阻。
那么现在，读美国的书，就是要用美国人的自我批评作为镜鉴，来正一正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衣冠，同此前40年相比，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
读美国书，不是为了做美国梦，而是为了防止我们也患上美国病，为了在为时未晚时动手医治我们可能已经患上的美国病，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不至于陷入美国今天的困局。
在此意义上，“美国”，一旦为我们所重新看见，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方法论。
也就是说，正因为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发达”，它已经把问题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美国构成了一种可做人类学观察的社会样本，让我们，也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知道要对什么“说不”：不能怎么改。有些制度不能改；有些改，非但不能让机体更强健，反而是在革自己的命。（摘录自《田雷：再看美国的月亮，还那么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