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检讨:林达、薛涌、刘瑜神话米国图书毒害一代中国人

作者:田雷 来处:观察者网 点击:2020-04-10 10:17:58

反华文人过去几十年里,通过各种剪裁、扭曲塑造尽善尽美的米国理想国,来洗脑中国人,诱使其它中国人像他们一样,沦为米国的伥鬼,主动臣服于米国的新殖民主义,任米国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掠夺。

正是林达、薛涌、刘瑜这种无良文人所作所为,推波助澜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横行,他们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在《方方日记外文版火速出版或提反华诺奖:西方抗疫战大溃败时的孱弱抹黑》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方方日记》这种文化战武器太常见了,海外几本丑化中国和毛主席的图书,比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曝光,都是中情局亲自出钱出人用写作班子整出来的。这种手法,太老了。

林达、薛涌、刘瑜神话米国的图书,现在国人回头看,都发现误导、低劣的一面,但为什么当时能流行?

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米国通过各种力量全力打造的标杆,在国内有媒体等各领域汉奸文人配合吹捧,比如到处写书评,类似手段促进这些舔米顺势反华的印刷品流行。

就像米国中情局为了操纵南斯拉夫选举,派遣政治颠覆人员,用手提箱携带大量现金进入,然后玩命印刷各种标志广告,推销米国选中的政治代理人。

林达、薛涌、刘瑜神话米国的图书,就是这种性质的产物。

过去我们讨论过不少,比如:

中国教育和媒体的逆向种族主义强化了西方媒体在华影响力

米国华盛顿政权中情局长期执行收买拉拢中国文人的行动

当然,谎言终究是谎言,林达、薛涌、刘瑜哪怕一时能忽悠一些人,却无法持续直面冷冰冰的真实,那么多中国人在米国,比如受蛊惑跑到米国的乔木,同样近距离观察米国,就越来越发现米国的丑陋和反动一面:

前公知乔木嘲笑中国崩溃论、抨击中央民族大学赵士林拿着中国退休金在米国骂中国

林达、薛涌、刘瑜在国内的起伏,大背景是《挂着启蒙牌坊的中国新蒙昧主义的兴起和衰败》。

现实越来越深刻的教育中国人,2020年病毒疫情暴露米国这个国家到底有多血腥:

杀人者米国华盛顿政权官僚当诛:他们如此残忍杀戮米国人民——医护人员、战士、无家可归者

其实这些事早已有之,米国的暴戾野蛮这几十年一以贯之,

【炎黄专题】米国十宗罪:靠抢劫和屠杀立国的匪帮国家劣根性

所以,十来年后,我们必须回头看,思考林达、薛涌、刘瑜做了什么,屏蔽了什么,抬高了什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谁的人,中国如何对待这种外敌伥鬼?

如果有人拒斥这种反思,我们不得不让他们张开眼,看看林达、薛涌、刘瑜这种人导致的逆向种族主义怎样深深伤害了炎黄文明:

下文较长,这里摘录了一些精要:

他们那一代在米国的见闻录,就成为我们这一辈所读的米国书。我们曾经通过他们的书写,不仅是阅读米国,还以米国为方法去理解到底什么是世界、未来和现代化。

这些旅美先行者是怎么讲米国的,又是怎么以米国为模式去规定一个理想社会,宣告历史终结的,是跨世纪大学生当年的“启蒙”核心文本。

在那个网吧互联网的岁月,我们这一代的文化偶像在网络空间高呼“今夜,我们都是米国人”,那声音自是回肠荡气,“河殇”的心态又一次还魂,要等到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一代“孟晓骏”们的米国写作,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叙事,在构建一个当年风光无限的“新”的米国观。

这个被树立起来的“新米国”,其所代表的道路和模式被认为终结了历史,一度是让全世界精英团结起来的“政治正确”,它道成肉身,如同一尊无法批评的偶像:“全世界只有米国能做到”。不仅是在想象,也是在信仰。

我们遗忘了“近距离”的取景也隐藏着“镜头”,细节记录也出自讲故事的人,。

“近距离”并不意味着讲述者就是无立场的,可以价值无涉地讲述这一切,反而是距离越近,权力越大,一旦镜头聚焦于“细节”,也就意味着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远的历史被遮蔽起来,“近距离看”的另一面就是“屏蔽”。

简言之,“看见”背后也隐藏着政治学。

《看不见的米国》,“米国”就摆在那里,是谁把这个庞然大物的某些器官给“隐藏”起来了?为什么此前“看不见”呢?为什么现在要“看见”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还有“没看见”的,甚至是不是还有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见”的?

今天重看《北京人在纽约》,我们能发现很多隐藏剧情,从前满眼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现在却洞悉出其间的压迫、冷漠、扭曲和荒诞,剧中人以为他们挣脱了一个权力蔓延至末梢的规训社会,最终却发现,外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监狱……

这届的年轻人,如要认识一个更真实的米国,就要检讨这些年来文化精英所营造的米国观,尤其要从旅美观察笔记的叙事体中跳出来,意识到“近距离”视角反而容易造成井蛙效应。

要学会质疑,问一句“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米国吧”,更要理解任何书本以及叙事背后都有“看见”的政治学。

若继续固守米国梦,以米国模式作为普遍的道路以及历史之终结,只能越来越苦闷并显得过于天真,只有解放思想者,才能轻装前行。

读米国书,学米国法,做米国人,法学界“洋务运动”鼎盛时,没少见证三观颠倒的怪状——只有当我们开始学会把那些曾被颠倒的再颠倒回来时,当心境拨乱反正后,才能洞悉那些年间的荒诞。

读米国的书,不能拿来主义,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切不可认为写在英文书里的就是大写的真理,不能尽信书。

无论是知不可为,还是知可为,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世界,最终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来规定,所谓主体性,意义也就在这里。

田雷:再看米国的月亮,还那么圆吗?

“起明,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这儿的很多事情,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郭燕,《北京人在纽约》第一集

有些岁月,种下问题;有些岁月,收获答案。——米国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教室里,一名老年教师在讲课,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中山装略显松垮,口袋别着一支钢笔, 黑板上粉笔写着六个大字:“今日米国讲座”:

“米国的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除。如果一个白人看见三个黑人男子同时进入电梯,他会在电梯门关闭的前一瞬间,逃出电梯。在白人看来,黑人永远是懒惰、无知、野蛮的种族,那么米国的华人呢,总该是聪明勤快吧,但是他们说,华人破坏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另外……”

就在这时,坐在教室后排的一位男同学打断了他,那个年轻人早已摇头叹气老半天了,终于忍无可忍,拍桌子站了起来:

“老师,您去过米国吗?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米国吧?”

坐在男同学A旁边的,是一位留着长发的男同学B,这时候站出来附和:“对啊,老师,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挑战突如其来,让讲台上的老师有些措手不及,他有些疑惑:“你们两个是哪个系的?”

A同学显然不想理睬这个问题,他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所谓的American Dream,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全世界只有米国能做到这一点。”

老师没有让学生继续讲下去,他以长者的姿态给出了自己的人生经验:

“年轻人,你毕竟too young,too naive!”

A同学果然不吃这一套:“老师,我一定会去米国的!I find out for myself !”

说完收拾书本,走出教室。

 

这场景,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到过?没有错,它来自2013年公映的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

A同学,就是影片中的“孟晓骏”,后来,他如愿以偿,到米国去追寻他的米国梦。还记得吧,他拿到签证,如人生赢家一样昂首走出使馆,高呼“USA,here I come”,门口排成长队的等候者无不投去羡慕的目光,此处确实有掌声。离开中国前,机场送别,电影用男主角“成冬青”的旁白交待了孟的心声:“孟晓骏说,他从生下来就在等着这一天。”还记得孟在走进安检前的最后一句话吧,是,“我不回来了。”

这部电影,英文名翻译成American Dreams in China,银幕上的角色,包括三位追梦人为之奋斗的“新梦想”,都不难在现实中对号入座,所映射出的东西比历史还要更真实。

影片中有个让全场哄堂大笑的片段,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多次被拒签后,喊出了“米国人民需要我”这样的金句,被保安强行带离出场。

确实如此,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人上人都在做着米国梦的年代,所谓“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只是在影片中,“孟晓骏”终于还是回来了,人前“载誉归来”,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遍体鳞伤的米国往事,按照整部电影的基调,他,作为“新梦想”的三大合伙人之一,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American Dream,只不过是in China而已。

这场发生在师生间的代际冲突,在整部电影中,属于很容易被进度君跳过的段落;但就本文所要讨论的题目而言,某些线索放在今天可谓细思极恐,既隐藏着历史的进程,也在诉说个人的奋斗。

“孟晓骏”当然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一个类型,那个“我一定会去米国的”类型。

在那代人中间,“孟晓骏”千千万万,学而优的他们年复一年寻梦美利坚,学术界既是最初的容身所,大概也是追梦抗阻力最小的领域。以这些岁月种下前因,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收获的后果——这40年来,我们读过的米国书,很可能大都来自“孟晓骏”们的手笔,写作或者编译。

一开始,是他们厌倦了,在他们眼中,老一辈的“今日米国讲座”,不过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一番;继而,他们中的幸运儿,很多想必历经艰辛而不悔,终于踏足美利坚的大地,他们所做的,就是用最宝贵的学术时光为我们展示并营造了一个“米国”,那个当年在我们眼中光怪陆离的“米国”,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片头,音乐响起,时代广场灯火辉煌,漫天雪花飞舞,曼哈顿岛摩天大楼林立,布鲁克林大桥在晨曦中已经车水马龙,总而言之,那个“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的米国(当年的北京又是什么样子,可以参见大约同期播出的《我爱我家》)。

结果就是,他们那一代在米国的见闻录,就成为我们这一辈所读的米国书。

能到米国去看一看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一个时代的精英弄潮儿;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从这些米国书中“走遍米国”。

这一代的旅美作家,在此意义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笔名“孟晓骏”,我们曾经通过他们的书写,不仅是阅读米国,还以米国为方法去理解到底什么是世界、未来和现代化。

 

但到了今天,“八十年代”已经俱往矣,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新时代。

向前看,“贸易战”不是一个要不要打的问题,它已经来临。

假设我们现在要站在大学讲台上,来一场“今日米国讲座”,要是我们还只能按照“孟晓骏”们的书来讲“今日米国”,比如孟氏第一条,“所谓的American Dream,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全世界只有米国能做到这一点”,这句话,在1980年代可以说得光明磊落,但到了今天,我未必可以说出口,因为我知道米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自己就翻译了一本副标题叫“危机中的米国梦”的书。

四十年河东与河西,某种意义上,反而是那位看上去古板僵化的年长讲者说对了,他笑到了最后。

终有一天,“孟晓骏”们认识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天真——未必是错误。

当年长者讲,“米国的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除”,这话搁在米国学界,不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论断吗?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客串老师的,其实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唐教授本人就曾在1986年至1994年留学米国,取得博士学位,西方哪个国家他没去过,作为隐藏最深的彩蛋,他的两分钟客串,以及那句台词“年轻人,你毕竟too young,too naive”,可谓神来之笔。

如题所示,贸易战之后,如何读米国书,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问题,而在进入这个问题时,我选择同“孟晓骏”一起思考。

 

影片中,“孟晓骏”之所以再也听不下去了,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了。讲台上那位老教授戴着黑框眼镜,孟自己也戴着一副“眼镜”,无形但却有色:米国是批不得的,或者说,任何批评,不过只是故意批判一番

请注意,孟在此时的认识论非常简单:“老师,您去过米国吗?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米国吧?”这就有意思了,耳听为虚,眼见方为实,书本里的“百闻”不如亲自去米国的“一见”。电影到这里,“王阳”还站出来,给了孟一记有力的声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趣的是,实践论原本是为了解放思想的武器,现在反而成为打击不同意见的工具。这时,孟和王两人浑身上下充斥着年轻人的理直气壮,完全忘记了他们也没有去过米国。仔细追究,最能概括孟之认识论的,并不是“王阳”补刀的那句,而是另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某种意义上概括了过去40年国人认识米国的方法论。远观不行,从书本中读“米国”如雾里看花,不排除有些书甚至有些教育只是洗脑;只有亲自漂洋过海,才能看得真切,求得真经,获得启蒙。

这些年我们读过的米国书,以署名林达的米国三部曲为代表。

这些书的作者笔下的文字之所以深深吸引并打动整整一代读者,某一历史阶段甚至塑造了文化精英对米国的认识和想象,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旅美作家。

瞧,他们就在米国生活或读书,因为人在米国,也就获得了为我们讲述米国梦的资质。

记得本世纪初读大学高年级时,林达的米国三部曲成为我的案头书,从《历史深处的忧虑》到《总统是靠不住的》和《我也有一个梦想》,我对每一本都手不释卷,几乎读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当年,林达的米国叙事对年轻学子影响深远,大到可以指引研究方向的选择——后来读研究生时,我投身米国宪法而义无反顾,林达在三联的三部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剂定心丸。

那些年的读者不是盲目的,阅读本身就是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放在当时,林达的叙事确实有很多闪光点。

但今天回头看,真正让林达走到时代之风口浪尖的,也是三部曲最大的卖点,奥秘在于林达系列的副标题“近距离看米国”。

在这三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带路米国,其镜头是移步换景的,但机位和焦距却保持不变,所主打的就是一个字“近”,越近越好,直至讲述者把自己同风景融为一体。

说起“近距离”取景,刘瑜也是深谙此道的写作高手。

她是政治学科班出身,但成功之道仍根自于同样的手法。

刘瑜一系列近距离看米国政治的报刊文结集出版时,整本书就叫做《民主的细节:米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门道就在这“细节”中,真要看清楚“细节”,唯有“近距离”,在此意义上,林达和刘瑜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薛涌也是绕不过去的作者,他的米国写作,大致流行于林达之后和刘瑜之前,在本世纪起首几年,尤其围绕着2004年小布什和克林顿的总统选战。

薛涌的写作,尤其是他对“文化内战”的讨论,令人大开眼界,而他最后结集出版的书,同样是在吆喝“米国政治笔记”或者“米国社会观察笔记”。所谓“笔记”,自我定位就是一种发自现场的报道。

 

林达的“近距离”、薛涌的“观察笔记”以及刘瑜的“细节”,这些讲述米国的写作,都贯彻了“孟晓骏”的方法论,他们终于奋斗到米国,终于亲口尝到了梨子的滋味。

而他们的写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时间跻身国民阅读的爆款行列,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品质,还要看时代的风口,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近距离”的写作手法同当年国内读者的“审美”观是相得益彰的。

为什么“近距离”的笔记体,或如林达的写作手法所示范,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札,竟蕴含着打动一个时代的力量?

就在于读者相信“近距离”。

这里存在着一个“审美”的定律:当年的读者相信,观察者同被观察对象距离越近,则其下笔就越真实,因为聚焦后的显微镜头,是容不得造假的。

正因此,那些年占据我们书架的都是“近距离”作品,渴望捕捉生活的细节,抗拒鸟瞰镜头下的简史或跨时段视野的大历史写作。

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刘瑜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

“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米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在此意义上,旅美作家把他们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告诉你们梨子这种水果的滋味吧。

大众读物要做到风靡一时,当然不可能脱离其据以流传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土壤。流行作者要诉诸读者的预期心理,与读者共舞,刺激但不刺痛他们,不可能直接说不。

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笔记观察,无论笔下的世界多么光怪陆离,归根到底都谈不上观念的颠覆,反而精准迎合了做米国梦的读者群体。

准确地说,那一代“孟晓骏”们的米国写作,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叙事,一方面瓦解了一个早已被放弃的“旧”的米国观,另一方面则在构建一个当年风光无限的“新”的米国观。

早在“孟晓骏”站出来挑战老教授时,新旧之间的交锋就展开了它的首个回合。

这个被树立起来的“新米国”,其所代表的道路和模式被认为终结了历史,一度是让全世界精英团结起来的“政治正确”,它道成肉身,如同一尊无法批评的偶像,好像“孟晓骏”年轻时代对“米国梦”的畅想:“全世界只有米国能做到”。那时的他不仅是在想象,也是在信仰。

但信仰不再,又会如何?

在电影中,“孟晓骏”确实尝到了梨子的滋味,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它苦涩难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影片里“载誉归来”就已经是打脸了——走之前,明明说好“我不回来了”。实践的确在检验,但首先验证的却是长者对年轻人的批判,整整一代,无论是他们作为作者,还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有那么一些天真。

我们遗忘了“近距离”的取景也隐藏着“镜头”,细节记录也出自讲故事的人,更何况,孟所想象的“人人机会均等”在米国也只是梦,吃梨子的人未必就“融入”了作为观察对象的米国。

也因此,就认识米国而言,“孟晓骏”的两分法恰恰是错误的,去过米国的未必就能识得米国真面目,而书本也有可能是去伪存真之后的实事求是。

“近距离”并不意味着讲述者就是无立场的,可以价值无涉地讲述这一切,反而是距离越近,权力越大,一旦镜头聚焦于“细节”,也就意味着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远的历史被遮蔽起来,“近距离看”的另一面就是“屏蔽”。

但在这种“审美”文化的笼罩下,刘瑜“拆解成点点滴滴”的手法就是免检作品,被推定为主观真诚且客观真实的观察体写作。

但问题在于,这种讲法最容易造成古训说的一个认知错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以“孟晓骏”为标本的分析到此为止,虽然可以对号入座,但绝不是要作诛心之论。以林达为代表的这一系列“近距离看米国”,它们的成功绝非浪得虚名,其中很多作品堪称中文写作的精品,影响力所至,更是打动了一代知识青年。

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他们的作品摆脱了叙事的政治,或者找到了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支点。

不仅他们做不到,任何人都找不到。归根到底,没有无立场的立场,或者说,无立场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解读这些米国叙事,就能看到,“孟晓骏”们在埋葬前一套认识论的同时,又培植出自己的一整套方法,两者之间无缝对接。

在这里,并不是讲述者私心自用,他们有多少洞见,也就有多少盲区,反之亦成立。

准确地说,同样是“近距离看米国”的方法,此前我们能望见的都是洞见,现在却轮到盲区登场了,时代的进程要对前一历史阶段的“审美”方法做个清算。

在历史的进程中,谁都不是无辜者,我们作为读者更要自我反省。

我们只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米国”,对于不想看到的,就视而不见,其中的任性远非作者所能享有——某种意义上,“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如同黑屋子里的探照灯,我们能看到什么,视乎操控者把灯光转向何处,没有阳光普照这回事。

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看不见的米国》,收在其市场号召力巨大的系列“译文纪实”中。

书名原题是Hidden America,这题目就很值得玩味,“米国”就摆在那里,是谁把这个庞然大物的某些器官给“隐藏”起来了?为什么此前“看不见”呢?为什么现在要“看见”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还有“没看见”的,甚至是不是还有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见”的?

简言之,“看见”背后也隐藏着政治学。

在此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起名叫《看见……》的书,因为所有的“看见”严格说都是虚假广告。如果不首先交待作者之镜头在光影之间是如何操作的,那么“看见”就未必是“启蒙”,也可能是遮蔽、掩盖或议题操控

 

在呈现生活的复杂时,文艺工作者往往敏感又敏锐,反而是学院派后知后觉。

《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就已经道出纽约客对纽约的爱恨交织: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但这并未妨碍北上广的精英们当年“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第一集,在蜗居的地下室里,郭燕对王起明说:“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这儿的很多事情,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回到1990年代初,家住北京三环路内和平里的大提琴手,他们从前是怎样想象纽约的,脚踏实地之后又发现有何不同?没过多久,在“湘院楼”刷盘子时,王起明就被上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第一课:“这里是有钱就是爷,没钱就他妈的是奴才”,但为什么我们当年只看到了钱能使人自由,却没有领会贯穿其中的主奴辩证法呢?又是谁给我们披上了这个“无知之幕”,让剧中人以及我们都相信,大幕揭开后,我们一定是先富起来的,是王起明在发达后所说的“爷”?“格陵兰公司”开工的前夜,王起明关起门来。也许首先他需要说服自己,于是做了一番论证“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就职演说。这个论证是这样展开的:他创办了这个公司,所以是“家长”,是“爷爷”;工人们是来打工的,所以“只能是孩子”;工人的“美德”就是“要本分,当孙子”,这样才能“让我成为一个像样的爷爷”。这个爷爷和孙子的关系怎么能维系呢?道理很简单,如王起明所言,“谁愿意失业?没人愿意失业吧”。当年的“孟晓骏”正畅想着诗与远方,他们不会懂这样的“辩证法”,但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这一切如“996”一样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苟且。整部电视剧,明明讲了一个妻离子散的伦常“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如郭燕在酒醉后所言,“我变不成米国人,也早就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了”,但为什么我们当年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的解放和自由呢?说到底,还是时候未到。

回到《中国合伙人》里,老教授没有同“孟晓骏”将辩论进行下去,也许他知道,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取决于他们三观形成时遇到何种激情燃烧的岁月。看《上甘岭》长大的孩子,同青春期到电影院看《黄河绝恋》的,眼中的米国以及世界不太可能一样。

为什么今天重看《北京人在纽约》,我们能发现很多隐藏剧情,从前满眼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现在却洞悉出其间的压迫、冷漠、扭曲和荒诞,剧中人以为他们挣脱了一个权力蔓延至末梢的规训社会,最终却发现,外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监狱……变的不是剧本,也不是米国,而是我们自己,是人心,是生活教会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如1990年代那样对外面的世界无知无畏。

这么说来,这届的年轻人,如要认识一个更真实的米国,就要检讨这些年来文化精英所营造的米国观,尤其要从旅美观察笔记的叙事体中跳出来,意识到“近距离”视角反而容易造成井蛙效应。

至于怎么做,首先就是要做新时代的“孟晓骏”,要学会质疑,问一句“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米国吧”,更要理解任何书本以及叙事背后都有“看见”的政治学。

在此意义上,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来得正是时候。自此后,若继续固守“孟晓骏”的米国梦,以米国模式作为普遍的道路以及历史之终结,只能越来越苦闷并显得过于天真,只有解放思想者,才能轻装前行。

又一次,我们到了《中国合伙人》所刻画的那个代际交接的时刻,旧观念已经摇摇欲坠,在新一辈的年轻人看来,它早已失去了前40年那无往不利的道德感召力,是时候辞旧迎新了。

 

我们这一辈“八零后”,学术人生都是读“孟晓骏”的书长大的。

这些旅美先行者是怎么讲米国的,又是怎么以米国为模式去规定一个理想社会,宣告历史终结的,是跨世纪大学生当年的“启蒙”核心文本。

那些年,我们在这些书中“走遍米国”,渐渐遗忘了要做歌里唱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满心想着向米国学习。

在“改革春风吹满地”的岁月,检验改革是否成功,一个实践中的标杆就是米国,而所谓改革,在某些人心中,就是要把米国的今天变成中国的明天。

其中当然有反复,整整20年前的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让我们这代年轻人眼见什么是霸权和欺凌;但很快,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历史进程。

在那个网吧互联网的岁月,我们这一代的文化偶像在网络空间高呼“今夜,我们都是米国人”,那声音自是回肠荡气,“河殇”的心态又一次还魂,要等到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法学,作为一个在改革时代重建的学科,知识上的对外开放,既有必要,也是必需。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留学,在国内法学院读书,同样是喝洋墨水长大的,成长于欧风美雨的润泽中,法学研究的议程以及学者的思考路径,也早已得到了浇灌,栽下什么花儿,就结出何种果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讨论外国法的某某制度并追问其对中国的启示,这种硬性碰瓷的写作,是中国法学界最常见的套路。读一读这些年法学院的毕业论文,由此检阅法学教育流水线的成品,所谓像法律人一样去思考,大概第一条就是追问外国法对我们的启示,以中国为病人,以西方做医生,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不信。

读米国书,学米国法,做米国人,法学界“洋务运动”鼎盛时,没少见证三观颠倒的怪状——只有当我们开始学会把那些曾被颠倒的再颠倒回来时,当心境拨乱反正后,才能洞悉那些年间的荒诞。

我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什么学界却奉自由主义为正统,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反而会被打入另册,被视为学术上的大逆不道呢?现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社会主义国家谈论社会主义的法治,这到底是逆了谁的道呢?记得我读研究生时,因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解释,一时间满城皆谈宪法司法化。但尘埃落定后,想一想那些高光时刻,当我们高谈阔论米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时,中国宪法的条款哪儿去了?关心中国问题的法律人,不能说没有,但寥寥无几。但硬要“司法化”,说到底这不是用打开米国宪法的说明书去启动中国宪法吗?

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归根到底,我们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法学“米国梦”中,若是说有陷阱,这才是最难走出的“米国陷阱”。

何以至此,为什么梦醒后却发现身处陷阱,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那些年读过的书。

学法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法学书架上曾有一排排以封面颜色来区分学科门类的书,红色的是法理,紫色的是宪法,黑色的是刑法……这一套色彩斑斓的书,思路也许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系列,就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承担的大型丛书“米国法律文库”。迄今为止,这或许是中国法学界规模最大的汉译工程,空前,很有可能也会绝后。它的编委会汇聚了当年中国法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大致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版了近百本的米国法学著作,其中不乏体量浩大的案例教科书。

“米国法律文库”之所以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并不只是学术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它是当年“中美元首法治计划”由学界承担的一个项目,操作模式是我们出力,米国人出钱(由米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资助),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当年中美之间结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按照整套文库的出版说明:

“文库”所选书目均以能够体现米国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标准,计划数目约上百种,既包括经典法学教科书,也包括经典法学专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文库”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亦将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千万不要误会,完全没有要批评以上说明及其理念的意思,我曾是这套文库的忠实读者,也有幸在其收尾之际承担起了其中一本小书的翻译。更何况,这段出自前辈手笔的话,读来可谓是恰如其分,在此我们要做的,只是以它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文本,捕捉蕴藏其中的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某种意义上,话说得越恰当贴切,越表明它是某个具体语境中的集体无意识:翻译米国法学经典,是“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以外来的高水平理论为借鉴,提高中国法治建设的知识水平,对于这个判断,我们没有必要在规范意义上分对错;真要论,这句话也无可厚非,现在一如当年,“他山之石”的存在对我们认识并改造自己都有意义。

但意义不能笼而统之,要做具体的分析。时代早已是今非昔比,那么我们的思维能否与时俱进?在这个问题上,我自问还有一两分发言资格,并非基于我个人的专业研究——生活在现代学术体制内,学者往往只要在一个领域内埋头种地就行,不用抬头看天——而是基于我这两年来无名却有实的出版经验。

无名,指的是我当然没有出版人资质,有实,是说要从茫茫英文书海中选书,判断哪本书值得翻译过来,学术价值多大,社会效益如何,市场潜力怎样。同个人的专业研究相比,选书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经验:要“乱读书”,大部分为了出版策划而翻开的书,浅尝辄止即可,同时要对读者的口味以及社会的风向保持敏锐的体察。

说到底,这是对读者而非同行负责的阅读。选书经验不断累积,我也形成了一个更为确信的判断:米国书不是不读了,还要继续读,但读什么以及怎么读,都要做一次思维的反转。

此前,我们读米国的书,是为了从中拿起米国的理论,以之为武器去改造中国的现实。这种恨不得把中国变成米国的改革方案,现在看来正是走不得的改旗易帜之邪路,但当年在学界却大有市场,一度通行无阻

那么现在,读米国的书,就是要用米国人的自我批评作为镜鉴,来正一正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衣冠,同此前40年相比,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

读米国书,不是为了做米国梦,而是为了防止我们也患上米国病,为了在为时未晚时动手医治我们可能已经患上的米国病,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不至于陷入米国今天的困局。

在此意义上,“米国”,一旦为我们所重新看见,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正因为米国在某些方面的“发达”,它已经把问题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米国构成了一种可做人类学观察的社会样本,让我们,也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知道要对什么“说不”:不能怎么改。有些制度不能改;有些改,非但不能让机体更强健,反而是在革自己的命。

感谢米国高度发达且精致细分的图书市场,只要走马观花过一遍,就能看出某些此前为我们视而不见的议题近年却能浮出水面,成为市场的卖点和社会的焦点。

米国梦早已流失了它的本土资源,举目可见的,是“不平等”及其衍生的种种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不再是盛世危言,未来已来,它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更糟糕,这大致是米国朝野各方的共识。

当然,作为现状的“不平等”,包括它的前因和后果,应如何讲述;它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伦理问题;以及何种平等才是应追求的,在米国本土可以见到五花八门的论述。

姑且这么说,米国这些年已经失去了此前的道路自信,如果说他们曾经最热衷散布“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那么现在则将批判的枪口对准了自己。

看看米国近期出版的新书,大面积都是唱衰米国的危机论,也是在这种行情下,我曾经开玩笑说,这年头米国学者如果不出本书把米国批判一番,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6年下半年,《我们的孩子》中文版还没有问世时,曾有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对我断言,这本书在国内市场不太可能受欢迎,因为它在讲米国的不美好,而米国又怎么可能不好,国内读者不答应。

现在回想起来,那口气就如同电影中的“孟晓骏”。这里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能说明世道在变。

在新时代尤其是贸易战到来后,米国不再是梦,而是成为一种让我们反观自己的方法。

如果说当年国人眼中主要看到了米国那“天堂”的一面,那么也许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揭示“地狱”米国的一面了

米国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展示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个人主义社会的种种病理,由此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导师”。

所谓不忘初心,不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变成当初讨厌的那副样子吗!米国摆在那里,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知不可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还是要多交待两句。我们将米国作为一种知不可为的方法,当然不能反过来就推定我们假设中国是尽善尽美的。这样的诛心之论,我们不背锅。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在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知道什么是万万不能做的,其意义甚至远大于知道什么是可以或应当做的,因为改革牵动千家万户,有些改革是不可逆的,改了之后就改不回去了。也不能就此断定我们认为米国就是一无是处。很多方面,米国仍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之处,哪怕只是为了师夷长技。更何况,中国上一阶段的改革没少经历过以米国为师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内患上了米国病。也许米国已经久病成医了呢,现在则解铃还须系铃人。

但无论是知不可为,还是知可为,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世界,最终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来规定,所谓主体性,意义也就在这里。

 

贸易战之后,如何读米国书,最后总结并延伸一下本文的讨论。

第一,认识米国,尤其是看见那个此前不为我们所见的米国,在贸易战到来时,在许多此前的米国研究被实践表明百无一用之后,更显迫切。因此,我们要继续读米国的书,在知识心态上不可闭关锁国。

第二,读米国的书,不能拿来主义,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切不可认为写在英文书里的就是大写的真理,不能尽信书

社会科学都有各自的本土语境,尤其要意识到米国社科学者的论述同样有其政治性。

比方说,若是你听过薛兆丰先生的课后,非要从他毕业的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那里寻找自由市场的论据,我不能说这就是错误,但确实存在着偏差,大致类似我们中了一个国家课题然后必须按照要求来完成,异曲同工而已。

第三,以米国为方法,此前我们是要知可为,那么现在则变成了知不可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要心态更放开,不虚美,但也不隐恶,实事求是地理解一个复杂的米国。近年来,国内出版人往往销量当先,引进了一些在米国政治文化中属于吵架的书,但须知米国也有“咪蒙”,甚至在出版界只多不少,这些书读起来也许很过瘾,读一本一时爽,但读得越多,最终就是各种嘈杂声音混成一片。

我建议,出版界接下来减少引进这些米国人关起门来自己吵架的书。在此给出一个略显粗暴的简单办法,也许在米国亚马逊网站上点评数在500以上的论政书,十之八九都是吵架的。

与之相关,我也遗憾地看到,某些原本在米国语境中带有社会批判维度的严肃作品,却在我们出版界的妙手下,包装成安抚心灵的鸡汤书或激发焦虑的经管书。

就此而言,出版人应当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要相信站着把钱挣了也不是不可能。

第四,不仅是读米国的书,我们还要把米国当作一部书来读。

米国这部书不好读,之前我们之所以引进了太多似是而非的知识,结果在真刀实枪面前不堪一击,就在于我们不过是走马观花。

西方国家是去了一些,但往往听其言就信其行,坎布里奇逛过一圈归国后就成为权威,到处可见“兄弟我在哈佛的时候”这种自命不凡的开场白;甚至就在刚才,我还在朋友圈里看到某高校大张旗鼓,宣讲所谓“海外引智”的项目。把米国当作一本书来读,就是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此意义上,未来的米国研究者都应当首先是“人类学家”。

第五,在目前国内的一流高校中,有着这样一批学者,他们好比国际学术界设在国内的分舵,写作英文文章,发表国际期刊,中国只是案例或素材。何不如此畅想,不远的将来,我们也有了著名的中文学术刊物,就叫《米国季刊》(The America Quarterly)吧,这刊物影响因子高得很,因此在全球高校评价体系内权威极重,就是为了能在这份刊物上露个脸,米国不少学者不惜时间学习中文,把他们原本的米国研究首先贡献给这个中文的刊物。据说因为用中文写作极其困难,非经年累月之功力不可为,米国多家常青藤盟校设立海外发文项目,为本校学者的写作进行中文润色。为了掌握中国的米国学研究前沿,米国学者纷纷来华访问,有时候拖家带口,对他们来说,这是个机会,让小孩子打小就能学中文。

这个中国梦,当然很遥远,但如果你觉得它荒诞不经,那只能说明,你在上一个由米国所规定的梦中沉睡得太久了,醒一醒!

 

观察者网网友讨论:

  • @老潘潘潘潘:观网网友胡清照著的《我看到了一个只穿裤衩的美国》,就很好地通过小旅社的视角揭露了真实的美国下层人民生活。
  • @一人静2018:你是对的,80后几乎就是最恐美崇美的一代,我是一直到08年后才转过弯来。我们成长的环境就是国内问题一大堆,环境污染+工程安全+维权艰难+管理冲突+官僚成风+底层黑恶等等,再加上遍地公知大V写的西方理想国,恐美崇美再正常不过了。直到后来发现他们否定的不仅仅是政府,而是文化血统所有层面全盘否定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
  • @杙山:我是00年的,在学习还不错的那个圈子里。身边的人虽然承认美国在一些地方的现有优势,但他们都清楚其背后的历史包含着多少时运与掠夺。我们既不崇美恐美,也不会说美国坏。我们把美国看成一个客观的、和我们一样有着独特文化与机制的对手。以其辉煌之处为标杆而努力,以其腐朽之处为警戒线而避免,以其打压之心为刀锋而防范。说到底,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地球online中另一个强势玩家,我们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胜过它。
  • @苦旅留香: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已经早就从简单的模仿、学习、羡慕美国以及西方社会中走了出来,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而特朗普的上台,先是从外交精英开始,现在已经扩散到了民间百姓中,已经开始让中国人有点瞧不起美国了。就算再不敏感,随便到网上浏览一下,就能看到嘲讽美国、嘲讽特朗普的的帖子,从学界到百姓,无处不在。这不仅既是一种民粹(包括民族主义),或者政治正确(包括爱国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意对美国认识的反映。只是你自己还没有从以往的认识中走出来而已,对这些都视而不见。
  • @仁江河:我是五0后,我们那代人是从胎里认识的美国好坏!是我们的敌人!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但八十年代出身的儿子,就是不说美国坏,他们认为的是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他们那代人确实是看"孟晓骏”们的书看坏眼睛了。可喜的是孙子才上二年级,有一天放学回家就跟我说,爷爷,我以后不会美国旅行,我问为什么?他说美国人最坏!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们全班的人都说美国坏,我问老师说了没有?他说老师倒没说,都是同学说的。全班同学都说美国坏,看来现在家长的观念真是变了。
  • @改个名字好难:文章里提到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还有刘瑜的书,这几本都看过,感受和作者的很像,当时读了很受震动,现在想来,确实是叙述手法更高一筹,如果真正近距离看美国,一定是鱼龙混杂,藏污纳垢,不像林达刘瑜描写的那么光彩亮丽,孟晚舟事件、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也是近距离看美国,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美国,骄傲自大,蛮横无理,这是当年林达们没有告诉国内年轻读者的

公知刘瑜

2020.3.29,乔木

“刚刚读完,写的相当好。建议下次也写一本乔木眼中的美国,以别于林达与刘瑜。”——推友飞雪

(这是我即将上线的电子书《我的公知朋友》的节选)

前排左起:罗立为、周孝正、罗女友小韩

 后排左起:一商人、焦国标、一网站CEO、一军队作家、乔木

本书部分章节已在墙外https://matters.news/@mooqiao 中发布。

刘瑜

这是位女士,我书中写到的50多位公知中,女性并不多,只有四五位,占10%。刘瑜是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她是我人大国关学院的小学妹,我离开清华后,她又进入执教。虽是双重校友,但在校并没有见过,认识和联系都是以后的事。

2013年夏,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安芳(Frances Adamson)女士,邀请我到大使官邸,参加一个下午茶讨论会。我们是老朋友,她每年都要请我和其他专家聊聊,有时用餐,有时喝茶;有时在官邸,有时在外边的会所。

那天我先到的,大使和政务参赞、一个秘书,已经在等待。她说等一下,还有两个人。

很快刘瑜来了,随后是北大国关学院的潘维教授。

按主人的建议,三人用英语各自讲一个话题,我讲的是中国网络管制,刘瑜讲的是中国政治观察,潘维是中国的外交。每人讲完后,澳方会有提问,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交流。我们建议刘瑜先讲,刘瑜说还是前辈先讲,礼让潘维。

潘维讲完,一切正常。刘瑜讲时,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刘瑜的大概意思是中国政治特色,意识形态紧缩,不容许不同的意见,更是没有反对的力量。没想到潘维听着不爽,突然插话,反驳刘瑜说的不符合事实,中国已经很包容了,但在维护国家利益面前,美国都不容许极端反对力量存在。

刘瑜说不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美国共产党员,一直对美国政府有尖锐的批评。潘维的意思是,他去美国早,呆的时间更长,那只是表面现象。

确实潘维是我们的前辈,他1996年就拿到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我是2002年清华的政治学博士,刘瑜是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听潘维教授的观点,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表示满意。我不知道是不存在决定意识,他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对现状的看法。我和刘瑜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外交诸多批评,是不因为都是现实中的loser?

我对潘维教授羡慕,但并不嫉妒恨。他和我的导师阎学通教授是伯克利的校友,都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主张实力和国家利益至上,对内赞同政治稳定,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等上了中国崛起的好时代,自然如鱼得水。

我和刘瑜有分歧,就是2018年章文事件。

刘瑜发了一篇文章。本来以为她会谴责章的言行,特别是从女性的角度。结果刘瑜像贺卫方一样,环顾四周而言他,又回到法律解决。这不是法律问题,如果说第一个女士的强奸指控还能走法律程序的话,后边蒋方舟等三个以上女性的性骚扰指控,由于取证难、定性难,任何国家都很难用法律解决。

女性冒着蒙羞的风险,me too 我也是受害者,说出来,多个证人证言交叉印证,虽然难以定罪,但性骚扰者应该受到道德谴责、职业惩罚和名誉代价,而不是以法律开脱。

某年有个媒体朋友跑到美国访学,回来后办了个微信公号,介绍美国。又东拼西凑出了一本哈美的书,托我找刘瑜,在书的腰封写一句推荐话。刘瑜回复说,话就不写了,挂名推荐可以。这种书很多,论影响当然不如刘瑜的几本和林达的看美国系列。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中国人看美国,是由于对中国的不满,渴望改变制度和现状的比较参照,但真的定居美国深入生活,而不是像游客、学生或浮光掠影的考察者看美国,会对美国和中美两国的比较,得出不同于刘瑜、林达那样诗性和童话般的感受,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尽管政治上特色依旧。

书的内容都是选择性,市场发售的书要迎合读者,特别是成为畅享书系列后,作者的定位和标签就是这样,否则这就不是你,读者也不爱看。刘瑜和林达在给你讲一个个优美、温情、民主故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忽视了美国的另一面,美国英语媒体大量报道的、作为居民感受到的不公、不义、不易。

类似的,如果不谈腐败和不公,你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很多温情、温暖、温馨的人和故事,并撰文出版。就像这不是中国全貌一样,你看到的也不是美国全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很多长期在美生活、工作的人的看法。

比如冯胜平,王先生在复旦的同窗同事,复旦国政系留校后,1983年来美,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硕士、博士,1989年后火热地投入到海外民运,奔走呼号,成为当时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民联的七常委、副主席,并为此终止了博士学业。内部的倾轧,认识的变化,1991年起他在华尔街做经纪人10年,2001年又转做房地产投资,实现财务自由。

冯胜平先生在美国30多年,认识深刻;和中国也有通讯网络联系,淡出政治纷争后,近年来回国观察比较,他本人和共用笔名的林达夫妇也很熟。

他多次直言不讳地给我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很多来自林达的看美国系列畅享书,而这种文学性、故事化、选择性的市场化读物,有很大的误导。

中美两国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各有各的问题,很难用一个宏大的制度差异,把所有的问题厘清;或者说中国只要实行美国的制度,国内问题和中美关系就迎刃而解。

美国在经过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上升期后,其经济模式、价值感召、社会问题,固有的和新出现的问题越积越多,大众不满,人心思变,所以才出现了川普这样的总统。他背离美国的价值观念,重回传统的经济模式,用新的社会议题转移固有的社会问题,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福是祸,尘埃落定,才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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