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已在路上,米国人民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刻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4-13 20:11:12

米国这几十年对平民的压榨太残忍了:《米国平民为什么那么“穷”?一个月没工资,八成平民生活就很惨》。

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疫情更是严峻的考试,让西方人民意识到他们的纳粹化统治者多么黑暗、腐朽:

米国统治集团的内斗也已经撕破脸:《米国总统川普,你还算个人吗?》。

米国的崩溃和分裂,将比苏联倒塌还来的凶猛:

当然,跟米国资本家恐惧、厌恶革命不同,我们都是革命者,革命者永远年轻。

中国要摆脱文明的自我否定,勇敢的迎接变化,成为世界新一波革命潮流的推动者:

中国人应该就把保持拥抱革命的状态,想保持终生学习、劳动一样,终生革命,反对新贵阶层对革命的抹黑,反对倒退:

革命已在路上,米国人民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刻

《大西洋月刊》4月3日刊文《革命已经在路上》,文/ 丽贝卡•斯潘,米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

恐惧席卷大地。大量企业倒闭。一些人发了横财。惊慌失措的消费者囤积厕纸、食品和武器。政府的反应前后矛盾、毫无效力。日常经济活动逐渐停摆。投资者找不到安全资产。政治派别主义愈演愈烈。一切都分崩离析。

这些场景既出现在了1789年和1790年闹革命的法国,也出现在了今天的米国。我们是否正面临一场刚刚开始但尚未命名的革命?我们是否希望这样?

显而易见,我们正处于重大转变的边缘。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类比——又一次大萧条的来临、近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战、全国性中年危机——还有不少其他类比。但很少有人把当前的时刻称为一场革命。

而有些人认为,伴随着乔•拜登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算激增、伯尼•桑德斯的支持率下滑,即便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新冠肺炎大流行也标志着这种可能性的终结(4月8日,桑德斯宣布退出2020年总统选举,米国前副总统乔∙拜登成为民主党唯一总统候选人——观察者网注)。

近来,米国作家沙迪•哈米德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病毒扼杀了革命” 的文章,他认为新冠肺炎危机让人们渴求“常态”,而非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作为一名研究18-19世纪法国历史的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年代的特点都肯定是对稳定、对迅速解决动乱的迫切渴望。

“我祈祷我们能在圣诞节前结束”,1789年10月一位受到围攻的法国国民制宪议会议员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然,在现实中议会用了两年时间来完成立宪任务,然后又选出了另一个议会;共和国宣告成立;路易十六受到审判并于1793年1月被处决;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成为“第一执政官”,1804年成为皇帝;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陷入了连续战乱。总之,生活再也没有回到1789年以前的样子。

米国现在可能没有革命,但是我们肯定生活在了革命性时代。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是因为新闻报道和日常对话被非人类因素占据。今天,影响世界的似乎是病毒、市场和气候变化,而不是有远见的领导者或义愤填膺的人群。感觉我们对历史失去了掌控。

人们有时会把昨天的革命想象成由自发的革命者策划和实施的,但现实情况很少如此。

实际上,革命时期是这样的:不同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目的和动机 (农民偷兔子、市民洗劫收费站、立法者起草宪法、焦虑的巴黎人在巴士底狱寻找武器),他们融合成一个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集群。

法国大革命给我们上的最永恒和具有解放意义的一课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同样,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对过去的记忆。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与我们当前情况非常类似。经常被米国总统特朗普排挤和忽视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就像路易十六时期颇受欢迎的财政部长雅克•内克尔。

1789年7月初内克尔被解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如同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数学家、天文学家让•西尔万•贝利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最近米国枪支和弹药的销售激增,让人回想起巴黎人突袭巴士底狱寻找武器和火药的情景(他们顺便释放了几名被关押在那里的人,但并不是他们的初衷)。

新冠肺炎期间,米国市、州和联邦官员围绕是否“封锁”所产生的冲突堪比1789年的法国地方市政革命,一些城市的领导人迅速宣布拥护新国民议会,而其他城市的领导人仍然忠于专制王权的旧体制,还有一些市长和市议员被暴力推翻。

人们很容易把法国大革命初期和今天的米国做比较,但这并不意味着米国人注定要经历恐怖统治,或者拿破仑那样的军事独裁统治将向我们走近。

它真正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可以夺取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外部压力下和自身的严重矛盾下可能崩溃,但也可以对其重新构想、重新定义。

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回到正常状态,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惯例对很多米国人来说已经站不住脚了。

今年3月,短短一周内就收到了330万份米国工人失业救济申请。接下来第二周,又有660万人提交了申请。

把自己的退休储蓄投入股市的米国中产阶级近来蒙受了巨大损失。即使在大流行之前,米国黑人的平均财富也只有白人的7%,印第安人的财富比这更少。

在非西班牙裔米国白人中,因药物滥用、自杀和酗酒而死亡的人数继续上升。近250万人被监禁。

对现有机构(包括选举团和国会)的信任已经微乎其微。

在大流行期间去杂货店购物安全吗?我们应该戴口罩吗?没人知道该相信谁的回答。

就像米国和西欧过去的四十年一样,18世纪是经济、社会和技术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

来自英国和中国的相对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商品引发了历史学家所说的18世纪“消费革命”。

在18世纪80年代的巴黎,80%的工人阶级家庭的橱柜中有10个以上的盘子,超过50%的人有一块金表(在18世纪2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和5%)。全新的媒体形式出现了——现代小说、可大量复制的印刷品、大量刊登广告的大众化报纸,还有新的实体场所(咖啡馆、借阅图书馆、共济会会馆)和虚拟空间(“文坛”和“舆论”),人们可以在这里就那些作品进行探讨和辩论。

随着信息来源的激增,长期存在的权威来源(君主、贵族和国教)担心失去权力,于是变成了反动势力。

与此同时,社会和文化创新所基于的长期转变——欧洲海外帝国的扩张,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涌现,南美和中美洲的大量白银出口,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以更加残酷的形式继续着。

18世纪,有超过600万非洲人被作为奴隶贩卖——那个时代仍被一些人称为“启蒙时代”。

1789年夏天,当农民攻占巴士底狱、革命者发誓要废除封建特权时,许多精英阶层感到他们的世界突然土崩瓦解。事实上,几十年这种分裂就开始了。

今天,就像在18世纪90年代一样,旧秩序在动荡中正走向消亡。

即便在新冠疫情导致航班取消和旅行禁令之前,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就在告诫大家要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和习惯。即便在被政府下令关停非必要经济活动之前,在线购物和当日送达已经在迅速重塑零售商业模式,而环境问题和反消费主义正在给时尚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这场大流行及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让人们突然意识到清洁工、护工、杂货店存货员和送货司机日常在做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

可见《新冠肺炎事件反思:劳动者是主心骨,应获得最多利益,要挤压不事生产的寄生虫生存空间

综上所述,这些变化可能看起来不像一场革命,但没人预见到的才是真正的革命。

在短暂而又忙乱的几年里,法国大革命让异端、渎神和巫术非罪化。而推动革命的男男女女们用一个基于男性公民普选的共和国,取代了欧洲最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之一。他们还引入无过错离婚,让领养更容易;拥抱了法律面前形式平等的理想。虽然这个时期不长,但他们把就业、教育和生存权利定义为基本人权,况且没有现成可参照的模式、没有计划、没有事先商定的平台。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家林恩•亨特所说,他们是摸索着前进。然而,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即兴创作的政治元素一直是革命的标志性特征:一个自我宣告的主权,设计的标徽,一首国歌,还有战争。

然而,今天当米国人站在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模仿的不是法国革命的结果,而是法国革命者的活力、创造力和乐观精神。

当今世界,人类既要负起责任承担错误,也要负起责任做正确之事。总之,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事后看来,革命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单一事件,但当时的亲历者不是这样感受的。革命是漫长的时期,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现有的礼仪失去意义。这令人深感不安,但这也是产生伟大创造力的时期。

面对这场刚刚到来的公共卫生威胁,一些米国人居家隔离,另一些人则将自我健康置于度外抵御威胁。我们可以哀叹丧失的确定性,但也可以有意识地创造新的可能性。宣称此刻为一场革命,就等于宣称人类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候。(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大西洋月刊》)

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新冠病毒没有使米国破产,它揭示了我们早已分崩离析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The coronavirus didn’t break America. It revealed what was already broken.

2020-04-23,大西洋月刊George Packer ,龙腾网podbots译 http://www.ltaaa.com/article/31538

当病毒来到米国时,它遇见的是一个沉疴四伏的国家,因而它无情地在这些痼疾上大肆繁殖起来。

这些慢性疾病包括了——一个腐败的政治阶层,一个僵化的官僚体制,一个不讲人情的经济体,一群分裂和困惑的公众——多年来这些疾病被视而不见。我们不论怎样难受,已经学会了与这些症状朝夕相伴。直到一场规模空前和来到眼前的疫情大爆发,才暴露了这些症候的严重性——让米国人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就属于高危人群。

为应对这场危机,要做出的反应需是迅速的、理性的和协同一致的。而相反,米国的反应简直可与巴基斯坦或白俄罗斯相媲美,就像是一个有破烂不堪的基础设施低劣和丧失能力的政府的国家一样,其领导人要么太过腐败要么太过愚蠢,面对大规模的灾难束手无策。这届米国政府无法挽回地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来自总统的言行,要么是故意视而不见的盲目,要么是寻找替罪羊、夸夸其谈的谎言。在他的鼓吹,阴谋论和奇迹疗法的影响下。一些参议员和公司高管动作很快,但不是为了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是为了从中攫取利益。而当一名政府雇佣的医生试图将这一险情公之于众时,白宫操起麦克风,将这一信息政治化。

这已经是21世纪短暂开局里降临的第三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危机在2001年9月11日从天而降,当时米国人的心态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人们对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依然记忆犹新。而在那一天,生活在米国腹地偏远乡村的人们,并未将纽约视为移民和自由主义者的外来者大杂烩,而觉得其理应遭遇这样的命运。而是将它视为替整个国家承受下重创的一座伟大的米国城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消防队员驱车800英里去协助在世贸中心灾难现场的救援工作。我们公民的反应是一致地哀悼和动员起来。

党派政治和一系列糟糕的政策,尤其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抹杀了这种整个国家一致团结的情感,而滋长的是对政治阶层的仇恨,这种恨意从未真正消退。第二次危机在2008年到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对社会顶层而言,金融危机几乎可以被视为一场胜利。国会两党一致通过了一项救助法案,拯救了金融体系。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的官员与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建立了合作。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专家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避免第二次大萧条的发生。排在前头的一些银行家颜面扫地,但免去了牢狱之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有些人还保住了自己的位子。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重操旧业了。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我,金融危机不过是一个“减速带”而已。

但所有这些伤口仍在中产阶级和底层的米国人身上作痛,他们负债累累,失去了工作、住房和退休储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一蹶不振,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年轻人命中注定要比他们的父母更穷。社会的不平等——一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米国人生活中最根本、最无情的力量——变得愈加剧烈。

这第二次危机在米国人之间刻下成了深深的裂痕:刻在了在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刻在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刻在了在大都市居民和乡村人民之间,刻在了米国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刻在了普通的米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几十年来一直被绷紧的社会的纽带,现在终于开始破裂。奥巴马时代在医疗保健、金融监管和绿色能源方面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只是权宜之计。过去10年的漫长复苏让大企业和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溢,让专业人士们放松了警惕,却让工人阶级进一步落在后面。经济衰退带来的长期效应是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是权威机构,尤其是政府权威信誉的进一步丧失。

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及时意识到他们失去了多少信任。政治时至今日变成了民粹主义。它的先声不是巴拉克·奥巴马,而是萨拉·佩林,这位近乎荒唐的毫无准备的副总统候选人,她蔑视专业技能而沉醉于名人效应。她堪称唐纳德·特朗普的施洗约翰。

特朗普的上台时是对共和党建制派的彻底否定,但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人很快就与保守主义的政治阶层达成了谅解。无论他们在贸易和移民等问题上存在怎样的分歧,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目标:为了一己之利而损公肥私。那些希望政府尽可能在公众利益上无为而治的共和党政客和捐款人,可以与一个对如何治国毫无头脑的政权融洽相处,他们接着就跻身到特朗普的鞍前马后。

就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孩往干旱的田地里扔火柴一样,特朗普开始将这个国家的公民生活仅存下来的东西一个个送上祭坛。他甚至不屑于装出一国总统的样子,而是在他总统任期内的每一天,把我们每个人都推进充斥着种族、性别、宗教、公民身份、教育、地区直到政党间一成串斗争的泥坑里相互攻讦。他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是靠撒谎。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一把自己锁在一个镜子大厅里,把虚像当做现实,另外三分之一发疯一般徒劳地守在尚可知的真相中,剩下的三分之一早已经听之任之了。

特朗普接手的已是一个多年来被右翼意识形态攻击、两党政治和持续的预算不足搞得步履蹒跚的联邦政府。他意欲将这破坏工作干得彻底并摧毁专业公务员制度。他将一些最有才华、最富经验的专业官员赶出政府,空置下许多至关重要的岗位,并任命亲信去担任那些心惊胆战的幸存者的头头,只为一个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的主要立法成就是批准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之一的法案,这为企业和富人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受益人蜂拥而至频频光顾他的度假村,使他中饱私囊。如果说撒谎是他运用权力的手段,那么腐败就是他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疫情下门户洞开的米国的图景:在发达的城市里,一群全球互联的办公白领依赖于一群朝不保夕又近乎隐形的服务业人员;在农村,衰败中的社区在抗拒着现代世界;在社交媒体上,不同阵营之间以相互的憎恶和无休止的谩骂对垒;在经济领域中,即使保证了充分就业,趾高气扬的资本方和左支右拙的劳动阶级之间的鸿沟在继续扩大;在华盛顿,一个空壳政府正由一个骗子和他那智力破产的政党所领导;在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厌倦情绪,人们看不到共同的身份或是共同面临的未来。

如果这场爆发的疫情真的是一种战争的话,那就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这片国土上首次重燃。被侵略和被占据的土地,暴露的是这个社会的断层线,和平时期人们视而不见或安之若素的东西更鲜明地暴露出来,基本的事实一一被澄清,深埋的污浊的腐臭正在洋溢。

我们现在将工作分为两类:必要的和非必要的

谁是最重要的工人?多数情况下从事低薪工作需要身处一线的人,并直接使健康置于危险之中的包括了:仓库工人,货架堆垛工,商品代购,送货司机,市政雇员,医院职员,家庭护理工,长途卡车司机。医生和护士是与抗击疫情的战斗英雄,而拿着一瓶消毒剂的超市收银员和戴着乳胶手套的UPS快运司机,他们是确保前线人员无虞的补给和后勤部队。一个充斥智能手机支付的经济体系,将整个劳动阶层掩盖在了幕后,我们正在认识到我们的食物和商品来自哪里,我们赖以生存的人是谁。在亚马逊生鲜上订购的一份有机芝麻菜很便宜,可以在一夜之间送到,部分归因于种植、分类、包装和运送的人即使在生病期间也必须坚持工作。对大多数服务行业的员工来说,请病假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居家隔离,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更高的价格和更慢的交货速度?

更多可阅《新冠肺炎事件反思:劳动者是主心骨,应获得最多利益,要挤压不事生产的寄生虫生存空间

大流行还对非必要工作人员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佐治亚州共和党新任参议员凯利·吕弗勒就是一个例子。她在今年一月能占住这个空位的唯一资格就是她的巨额财富。上任不到三周,在听取了一次关于疫情可怕前景的私下汇报之后,她从抛售股票中变得更加富有,然后她指责民主党人夸大了疫情危险,并向她的选民们做出了虚假的保证,这很可能会让他们丧命。吕弗勒这样的野心对公共服务而言是一种危险的寄生虫,将这种人物委以要津的国家早已经被蛀烂了。

特朗普本人却并非政治虚无主义最纯粹的体现,他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是。年纪轻轻,库什纳就已经将自己包装成为社会精英加民粹主义者。1981年,在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月,库什纳出生在一个富有的房地产企业家庭,成为新镀金时代的小国王。尽管他学业成绩平平,但在他的父亲查尔斯承诺向哈佛大学捐赠250万美元后,他被哈佛录取了。他父亲用1000万美元贷款帮助儿子在家族企业中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贾里德继续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接受精英教育,他父亲为此又捐了300万美元。贾里德以炽热的忠诚回报了他父亲的支持。在2005年,他的父亲查尔斯试图指使一名妓女勾引他妹妹的丈夫,并将两人的幽会偷拍下来从而解决一场家庭法律纠纷,后因此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两年。

贾里德·库什纳不能胜任摩天大楼地产老板和报纸出版商的职位,但他总能找到一个救兵,他的自信也与日俱增。安德烈·伯恩斯坦在《米国寡头》一书中描述了库什纳是怎样接受自己作为冒险的企业家、新经济“破坏者”角色的。在他的导师鲁珀特·默多克的影响下,他找到了一套融合自己金融、政治和新闻追求的方法。他把利益冲突作为自己的商业模式。

因此当岳父成为总统后,库什纳很快就在这个以业余主义、裙带关系和腐败作为执政原则的政府中攫取了权力。若他只是忙于操弄中东和平的事务,他不负责任的干预对大多数米国人来说并不重要。但从他成为特朗普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至关重要的顾问以来,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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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什纳3月中旬上任的第一周,他就与人合写了椭圆形办公室中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演讲,打断其他官员的重要工作,还可能破坏了安保守则,频频与利益冲突和违反联邦法律发生关系,做出愚蠢且很快被现实碾为齑粉的承诺。“联邦政府并不是为了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而设计的”,他这样说道,并解释了他将如何利用他在企业界的关系来建立免下车病毒检测站点。这些站点从未兑现。他被企业界领袖们说服,认为特朗普不应该使用总统的权力来强迫企业生产呼吸机,而库什纳自己与通用汽车谈判的尝试失败了。但他毫不气馁,将必要设备和装备短缺的过错归咎到无能的州长们的头上。

这场危机将一个我们无从逃避的选择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蜷缩在自我隔离的世界里,惧怕和逃避彼此,让联系起我们的纽带消逝为无物。或者我们可以利用生活被按下暂停键的机会,来关注那些拿着手机使病人与他们的挚爱能做最后告别的医院工作人员;满满一飞机从亚特兰大赶往纽约提供支援的医疗工作者们;马萨诸塞州那些要求他们的工厂转产呼吸机的航空工业工人们;在佛罗里达州因为打不通只剩留守人员的失业救济署的电话而排起长龙的失业人群;密尔沃基的居民们冒险在无尽地等待、呼叫和被传染的可能中,在一场由陷于党争的法庭强加给他们的选举中投票。我们可以从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吸取教训,愚蠢和不公是致命的;在一个民主国家,做一个公民是必要的工作;如果不能团结一致,就是死亡。当我们从藏身之处走出来,摘下口罩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孤立无援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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