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反对抗疫中必要的隔离措施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4-15 16:27:04

看有些白人所谓的文化精英,怎样为白人的愚蠢找死行为垂死挣扎的辩解

(白人有些哲学家)如何在事实面前死不认错

豆瓣@最近不开心!2020-04-0409:01:00

在疫情期间,前有齐泽克卖书《PANDEMIC!COVID-19SHAKESTHEWORLD》,后有阿甘本死不认错,其中还夹杂着哲学明星们口水了半天却比reddit论坛上质量还差的讨论。当然啦,无论怎么讨论疫情,最后都要旗帜鲜明地套一套自己地理论来升华一下主题:遇事不决,骂一骂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等等等,不说几个概念出来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哲学家呢?

豆瓣上这个话题的导火线其实是澎湃上一篇名为《欧洲哲学家因疫情吵翻:政府措施过头吗?“生命政治”成焦点》的文章,它让很多人见识了一群无聊的老头们如何正襟危坐地、不厌其烦地、“哲学”(自我感觉良好)地贩卖自己的理论或概念。作为强迫症的我,既然都已经根据新闻吐槽了事件,也必定是要回头找到原文来确保自己的没吐错槽。更何况阿甘本自己还公开说媒体刻意歪曲了他得意思。本以为以意大利文写成的文章/访谈不好找,却欣喜地发现网上早就有了中译版(毕竟学术明星嘛)。读完三篇文章/访谈后,我深深觉得澎湃的文章真的已经对阿甘本很客气了。实际上,原文观点简直离谱到是个笑话。

总体而言,第一篇因为写得早,也不必过多苛责,毕竟谁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呢。然而第二篇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而到了第三篇,拼命为自己洗地却又处处是常识错误或者惊人言论,真的让人想打人。

一、无心之失

阿甘本的第一篇文章名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写于2月25号。文章开篇就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阿甘本做出判断的依据除了它自己的理论,也援引了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onsiglioNazionaledelleRicerche,CNR)在22号发布的声明:“不论如何,根据现有上万个病例提供的流行病学数据,80%-90%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只表现出轻微和普通症状(即一种流感)。10%-15%的患者会发展出肺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治愈。据估测,只有约4%的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事实上他援引的这条声明本身是很中立的阐述,因为按照新冠恐怖的感染率,4%重症和当时意大利的情形引起意大利政府的警钟也很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政府23号开始的封城举措也是基于CNR的报告)。

阿甘本对疫情和意大利政府的政策下了两个论断:1)“显然,面对在CNR看来与每年爆发的流感并无太大差异的疫情,这些措施是过度的”。2)“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

当然,阿甘本像很多欧陆当代哲学家那样,辩证修辞术还是要玩一玩的。他认为媒体和政府散播恐惧气氛的行为带来了一个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二、顾左右而言他

面对铺天盖地得质疑,阿甘本在意大利已然“沦陷”后得3月11日和17日分别发表了《论感染》和《声明》,我没有找到后者得译文,但据说两篇没多大差别,这里我就只说《论感染》。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来了个春秋笔法:

有官员通告,称有些人丧尽天良,要给米兰这座城市的人民和居民带来恐慌,引发骚乱,正给各户人家门口和门锁上、城市各个街区(contrade)的外墙上和其他各种地方涂上能让人染病的油膏。他们想让鼠疫传染给个人和公众,这会带来许多困扰,扭曲人们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轻信这类事情的人尤其会受到影响[……]不论一个人拥有任何品质、属于任何阶级、处于任何状况,以四十日为限[……]如果揭发出支持、帮助涂油者或知道内情的人,可受五百币(scudo)的奖赏[……]

之后,阿甘本开始了让逻辑老师扶额的各种不当类比和滑坡论证。他认为政府把每个个体都污名化“为潜在的涂油者,就像反恐怖主义把每个人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当作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者”,之后又嘲讽政府宣传的“健康或者尚处在发病前期的病毒携带者,他们可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传染很多人”。在假装没看见病毒极强的传染能力以及无症状感染和传播者这种骚操作之后,阿甘本又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滑坡论证和阴谋论:政府要大家保持socialdistancing,是要每个人都畏惧他人,之后人们就不相亲相爱了,疫情结束后这种状况也很有会试图把这种状态延续下去,之后线下的一切政治文化活动都被无限期取消了,之后伦理呀、政治呀都不复存在了,之后人的情感也不复存在了。。。。。。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很有可能呢,因为这是统治者一致都希望看到的状态。当然啦,哲学家嘛,自己的那套概念和理论也是要套一套的:所以嘛,在“例外状态”下。人最后会越来越趋近于“赤裸生命”。修辞术更是必不可少呀,大家可以品品下面两句话:1)“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为了所谓的“安全理性”而牺牲自由的社会里,也因此注定生活在永久的恐惧和不安状态中”。2)“但是,这场战争无形的敌人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因此显得无比荒谬,也由此成为真正的内战(guerracivile)。敌人不是外来的,敌人正在我们之中”。

 

三、死不认错

到了3月25日,阿甘本又接受了法国《世界报》的采访,即《阿甘本再论疫情|乌尔姆×疫病时期的哲学》,内容有时一言难尽。

第一轮

采访者大意:你以前说新冠是想象出来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流感,你会为说了这话感到后悔吗?

这个问题明明就是一个疑问句,先回答会或者不会好么。然而阿甘本打起了太极:“我既不是病毒学家也不是医生,在提到的那篇一个月前文章里,我仅仅是原文引用了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当时的观点。我也不会介入科学家之间关于流行病的讨论。我所感兴趣的是由此所造成的伦理与政治上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所谓的不介入关于流行病的讨论,就是第一篇文章明里暗里地反复说新冠和流感没啥差异,都是政府和媒体故意散布的恐惧氛围。

第二轮

采访者大意:你以前说,政府想要实施例外手段,但恐怖主义这个理由越来越不好用了,才“发明了流行病”。

于是阿甘本开始了一段教科书式的修辞表演:

“当我们谈论政治领域中的发明时,不该忘记它不能仅从主体(subjectif)意义上来理解。历史学家知道有从某种角度是上来说可以是客观(objectives)的密谋,好像没有一个可识别的主体来引导也可以自己产生意义。【阿甘本后面还引用了下福柯】

这段话由我转译成人话就是:当我们谈论流行病时,不能只考虑流行病本身事什么,也要考虑流行病以及与流行病相关的一切事务(比如政策、关于流行病的真假信息)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无论流行病本身是什么、存不存在,无论人们是否对它有足够了解,与它相关的一切事务仍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实际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者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我是从第二个层面去谈论发明的,而不是从第一个层面。

著名哲学家么,直接说这种转译过的人话多掉价,“【可识别的】主体”、“客观”、“密谋”,来几个高端上档次的概念,再尽量把话说得模糊些,那才能够凸显哲学家的高深莫测和学识渊博(而且嘛,名人名言也是要引用一下的,但只要一两句简短的就够了)。

第三轮

采访者问:“在你看来,为什么例外状态是不正当的,即使在科学家眼中隔离是阻止病毒扩散的主要方法之一?”

阿甘本先是重复了下套话,大意是科学家的目标是阻止病毒传播,而我们做哲学家的要则要警惕伦理和政治后果的问题,诸如此类。之后来了一句让人特别想打他的话:“欧洲此前也有过更严重的流行病疫情,但是没有人曾想过对此宣布一个像意大利和法国现在这样在事实上妨碍我们生活的例外状态”。真的真的,阿甘本历史也真是不及格。1347到1353年间欧洲因为黑死病死了两千多万人(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重灾区弗洛伦萨甚至死了超过半数人口。但按照阿甘本的理解就是,人心惶惶,动辄死一片人又怎么样,这样的影响哪有如今意大利法国的封闭政策那么大。

至于后面几轮问答,差不多就是把《论感染》里的滑坡论证配上自己的理论说重复说了下。

阿甘本这事想写个日记说一下的直接原因是我真的本科时就特别讨厌他。不过他的这个事情么,倒也是反映出这个圈子很多问题。像写了一本有一本书来重复自己观点,什么不好好说人话,死不认错,诸如此类。就那么一点点事情,圈子里面翻来覆去说,翻来覆去吵,变着修辞变着概念地绕,重点还预设除了这个圈子别人都不关注他们关注地问题,别人聊不到他们哪个高度。

你说无不无聊气不气人?其实每次说点关于欧陆哲学地类似观感和弊端吧(其实我也没一棒子打死啊),每次还会有人来留言“幸好你没再读哲学了”之类的来嘲讽嘲讽我。就,真的特别像另一种形式的施派,或者说粉圈。而且有时候一粉还能顶十黑。而且嘛,即便是这些学术明星随便甩几个模糊的概念,来几句修辞,引用几个典故,总会有人在那边做长串注脚:XX概念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学术明星的这句话里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典故是什么意思,这几句修辞为了表达什么,在懂了之后还非常开心自己能理解那些话。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成就感吧,当然不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观点带来的,而是”努力理解“带来的。

其实吧,阿甘本天天在那里强调人的价值,天天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在《论感染》中还说”以’新冠瘟疫‘之名,极尽传播恐慌之能事,其最不人道的产物之一就是‘传染’的概念“。但却对病痛中死亡之人毫无同情(更别说共情)之心,所以才说得出”欧洲此前也有过更严重的流行病疫情,但是没有人曾想过对此宣布一个像意大利和法国现在这样在事实上妨碍我们生活的例外状态“。而且还在那边一篇又一篇地写相同地内容(而且都是小短文)。那你说他到底是看重人的价值呢,还是不看重,到底是看重人的价值呢,还是自己的声名?

刚刚又看到了阿甘本再3月27日写的另一篇文章《反思瘟疫》。我看完真的满头问号,因为他把以前讲过的东西换了个修辞又重新复述了一遍。真的让人忍不住骂一句:SB。两周写了三篇文章+一个采访把同一件事反复说了好多遍真的是让人服气到不行。

刚刚又找到了《声明》的英译,而且译者注这是阿甘本主动找他译给英语世界看的,的确和几篇文章是一样一样的,我就不多复述了。

最后再加一句,就这些人的话吧,天下太平的时候打打嘴炮,反正都是抽象的嘴炮,是支持这个也好反对那个也罢,最后辩解余地也大。但一旦有点事儿,要根据事实讨论的时候,这些哲学明星们很多时候也没比一般人高明,甚至因为傲慢而比一般人都糊涂。你看看哲学明星们你来我往的争论,绕来绕去也就围绕着扩权和个人自由间的张力,以及对”正当合理“牺牲老人排斥外国人之类的担忧。这些话题事实上所有人都在讨论,但问题是他们沉迷在推销自己理论和概念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结果把这些自我推销和圈子内的吵吵嚷嚷除去,他们究竟讨论了个啥?其实啥都没讨论。

欧洲哲学家因疫情吵翻:政府措施过头吗?“生命政治”成焦点

2020-04-02

78岁高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成为了整个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这种疾病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有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阿甘本处在了欧洲哲学界近年来最大的一场论战的中心。

阿甘本在哲学界的地位备受尊敬,但他对疫情的思考却引发了几乎整个欧洲哲学界的反对,即便是其朋友也难以认同。

在这场论战中,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是过于严厉还是过于宽松?疫情过后,欧洲还能够恢复往日的样貌吗?疫情还在酝酿着一种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后果?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大利哲学家,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

1、无端的“紧急状态”

自从1月31日罗马出现首2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航班。在此后的20天里,意大利境内仅新增了1例本国籍病患。

好景不长,2月21日后,北部伦巴第大区突现社区传播,确诊病例猛增,甚至在第二天就出现首例死亡病例。

显然,“国家紧急状态”已经不足以应付疫情的突袭。意大利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城镇的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并在该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此后,官方还增派了警察在隔离区巡逻,并派遣军队介入隔离区的检查站。

论战的导火索是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报》和“任意”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一篇社论,题为《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但让老哲学家感到担忧的,并不是疫情的蔓延,而是意大利政府采取的强硬防疫措施。

阿甘本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疯狂、不合理且毫无依据的”,因为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声明显示出,疫情并未像媒体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么可怕。

在阿甘本看来,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却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区。他更担心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人们会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

也许是因为阿甘本发表这篇社论之时,欧洲疫情的严重程度的确尚不明朗,阿甘本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从知晓。

实际上,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对政府的严厉措施怀有抵触情绪。政府重启“国家紧急状态”,无疑令意大利人苦涩地回忆起19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两天之后的2月27日,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首先发难,他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题为《病毒性例外》的简短回应文章。论战的序幕拉开。

让-吕克·南希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的题为《病毒性例外》一文

身处法国的南希也许感受到了疫情的紧迫。就在这一天,法国的疫情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病例。南希提醒“老朋友”注意,我们有疫苗应对“常规”流感,但是还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差别会使得冠状病毒有更高的致死率。

《病毒性例外》文中所述:“正常”流感尚会使人致命,而没有疫苗的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显然要高得多

至于“例外状态”,南希则认为不能仅仅归咎于意大利政府,因为“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换句话说,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应当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而“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

《病毒性例外》文中所述:政府不过是可悲的执行者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并非如铁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造成了一种“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的态势。

对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是这种完全混乱的氛围。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亚日报》的访问时感叹:“如果俱乐部照常开放,那么,在没有新冠病毒染病记录的地区封闭学校的意义何在?”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 ),意大利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建筑大学和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

与阿甘本对政府限制自由的担忧形成鲜明反差,卡奇亚里抱怨政府“脆弱且无脑”,只能被动遵循孤立主义的逻辑。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议会通过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现单日死亡病例过百。

与此同时,阿甘本的文章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网站则成为了学者们论辩的主战场。

”二律背反“网站。“二律背反”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创办《欧洲精神分析期刊》的意大利哲学家塞吉奥·本维努托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欢迎来隔离》。(他拿自己的名字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在意大利文中,本维努托的意思就是“欢迎”。)

虽然本努韦托把阿甘本称作“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并不认同阿甘本。他认为,阿甘本把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成是“统治阶级暴虐本能”的结果的观点既不切实际,也容易助长阴谋论。

而且,人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慌并不是“非理性的”。在当前,政治权力选择制造恐慌,以鼓励人们隔离病毒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2、阿甘本的“至暗时刻”

3月8日,来自印度的两位年轻哲学家沙吉·莫汉与迪维亚·德维迪也向阿甘本宣战。

两人发表《被遗弃者的共同体:回应阿甘本与南希》,大致认同南希的反驳。他们认为,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因属于特定种姓而可以称作是“例外”的。

此时疫情已急转直下,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而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却还是突破了150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万。

总理孔特在3月10日凌晨签署全境防疫法令,使得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闭政策的国家。

但是阿甘本并未动摇。他在意大利封国的第二天3月11日发表题为《论感染》的文章再次申明立场,想要揭示“传染”这个医学概念的生命政治学意涵。

阿甘本引用了曼佐尼描述1630年代米兰大瘟疫的小说《约婚夫妇》,谴责意大利政府的措施“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他担忧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恶化”。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十八世纪著名作家曼佐尼代表作,其地位在意大利文学史上仅次于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一部以平民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

哲学家洛可·隆奇在14日发表的《病毒的美德》中对防疫措施做了与阿甘本截然相反的解读。与人保持距离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必须做的事情”。隆奇也不像南希那样认为今天只存在“例外”,而是根本不存在“例外”。

“病毒显示出,整体必然包含在部分中,而在自然中没有任何自治的领域可以构成‘例外’。”有些人面对疫情蔓延而不愿有所行动,正是因为他们愚蠢地相信自己的“例外”。

真正让阿甘本备受打击的,是哲学家兼记者保罗·弗洛雷斯·达凯斯在《微型巨人》杂志发表的文章。

这篇于3月16日刊出的文章《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言辞尖锐,达凯斯显然没有阿甘本的朋友和崇拜者那么客气。他嘲讽阿甘本“偏爱迷信的传播与神学的反刍,偏爱精神上的娱乐和反科学的驱魔,偏爱平庸的抱怨和自恋的妄想”。

因为阿甘本的文章“旨在证明并没有传染病,而只有传染观念的传播”。达凯斯断言,阿甘本提供的是一种“糟糕的哲学”,在逻辑手册上需要添加上“阿甘本的失败”。

达凯斯的言辞彻底惹恼了阿甘本。老哲学家在第二天17日发布声明:“一位意大利记者此前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误解和扭曲了我对一些伦理学困惑的反思”。但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重复了他在前两篇文章中的观点。

显然,阿甘本并没有要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意思。他只是要强调自己担忧的不只是当下,还有瘟疫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

不过,形势已经对阿甘本极为不利。本努韦托直接把第二篇文章定名为《忘记阿甘本》。他无疑是模仿了43年前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批评福柯的文章《忘记福柯》。

阿甘本的另一位“老朋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也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中表明,“虽然对阿甘本充满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他认为,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而不一定会“把人们分割开来”。

 

3、埃斯波西托与南希:“生命政治”之争

唯一站出来为阿甘本辩护的是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

2月28日,他为《共和报》和“二律背反”网站各写了一篇文章,分别题为《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和《“治”到最后》,主要是为了回应让-吕克·南希。

实际上,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学工作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生命政治”。它成了这次论战的另一个焦点。

“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指涉18世纪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将人民当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计算和调节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结合了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和都市计划等新兴知识,政治权力从此不再通过死亡的威吓施展,而是专注于养育国家的人口素质。

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提出了“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概念,用来表示“例外状态”下被政治弃置的人的处境。埃斯波西托则敏锐地意识到,南希对阿甘本观点的疑虑源自于他对“生命政治”概念由来已久的怀疑态度。

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

埃斯波西托同意阿甘本,虽然长时间以来,紧急法令都被用以应对疫情,但却“并非绝对必要”。将政治推向例外状态,终究会损坏民主国家所珍视的权力平衡。

不过,埃斯波西托的观点要更为折中。他也像卡奇亚里一样意识到,当下意大利政府表现出的与其说是极权主义,不如说是“公共机构的崩溃”。

在阿甘本发布《声明》的同一天3月17日,让-吕克·南希再次出手。这次他直接表达了他对“生命政治”及其狭隘视野的反对。就在前一天,法国政府也继意大利之后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且彻底的“封禁”措施。

南希在视频中朗读了自己的长文《一种太人性的病毒》,他更加肯定地宣称,“作为一种瘟疫,冠状病毒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各个国家的“例外状态”必须结合人类的整体处境来看,否则就只会让人陷入阴谋论的狂想。

“生命”和“政治”两者都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令人难以掌控,这使得谈论“生命政治”显得非常“可笑”。

危险并非来自于某种外在的权力技术,因为新冠病毒揭示了问题的源头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食物品质和环境的有毒性”。借用尼采的说法,这些内在于我们的危险并非超越于人性,而是“太过”人性。

发国人打不过病毒就趴下,还强辩自由高于生命

坚持价值观先行,在法国学者中非常普遍。这次西方不得不采取封城和隔离的办法对抗疫情,法国著名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于4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分别接受瑞士法语区《时代日报》(Le Temps)记者劳尔·吕贡和比利时《回声报》(L’Echo)记者西蒙·布伦佛的采访时发表的看法,就相当典型。

需要说一句的是,哲学家在法国是有特殊地位的,被视为社会良心、才智和思想的代表。法国发动的、导致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引发欧洲战后最大规模难民危机的利比亚战争,就是一位哲学家利用其影响力推动的。

孔特-斯蓬维尔被誉为继萨特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是法国当代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曾出版过近20部专著,为法国哲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可以说是法国知识界的代表。

当《时代日报》问:“在您看来,哪一价值高于健康?”孔特的回答是:

    “健康不是价值,而是一种财产,是某种可以羡慕、但不值得钦佩的东西。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人皆知的正义、爱情、慷慨、勇气、自由等等。我不会因为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

他进而说出:

 “我很爱医生们,但是我不会屈从医学的专制。他们会不会以保护为名继续无限期地禁闭最年长者?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将我禁闭在我的家里?我害怕强制束缚更甚于害怕死亡。最近15天来,我甚至后悔不是瑞典人,不然我行动自由被剥夺的程度会更轻!”

对于养老院的悲剧,这位同样是高龄老人的哲学家表示:

 “人们为社会医学养老机构里死人而哭泣;但是,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一般而言,人们进那些机构难道不就是为了去死吗?”

不仅学者,政治人物也是一样。马克龙总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说出这样的话:“为了抗疫而放弃自由,将对西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难道他不知道,为了自由而给病毒以可趁之机,将对生命构成威胁吗?

通过这位哲学家的回答,我们可以理解西方抗击疫情过程中发生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的奇奇怪怪的事。前天,前总统奥朗德的父亲也死于养老院,贵为总统的父亲,也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法国、德国、英国还是美国,在疫情中出现放弃老人的言论或者直接付诸于行动,为什么英国可以提出群体免疫、瑞典直接放弃检测,因为这是西方的文化,深入骨髓的理念。当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是这种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斯德研究所报告称法国不到6%的人感染,如果群体免疫有效,感染比例则要达到70%。现在法国死亡已经超过2万人,若继续按这样的比例发展,最后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将会在500万到700万之间。要知道一战期间,法国国内——包括平民军人在内,也包括饥荒和疾病等原因——死亡总人口不过170万。(二战法国早早投降,仅56万人死亡,就不进行对比了。)

但这庞大的死亡数字并不妨碍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的建议。不过更严重的是,整个西方轻症、无症状和密切接触者实行四不政策:不检测、不追踪、不收治、不隔离。一旦解封,多数人可都是没有抗体的啊。

我个人认为,任何价值观如果高于人类的生命,那它一定是反人类的——除非人类面临入侵直接危害群体生命的事件。人类发明制度和价值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牺牲生命。

如果将东西方对比,我们会发现,当中国遇到病毒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搞清楚它是什么,再想办法怎么去应对。外界有批评,也只是说措施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要更完善,而不会从价值观角度进行批判——不管什么倾向,哪怕是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都是如此。即使有价值观的因素,也只是强调人命关天,生命至上。这和西方首先强调措施的价值属性,而不是措施的有效性、生命的宝贵,非常不同。

这一次东西方对抗疫情,不仅无意中形成两种制度的竞赛,更是两种人权观的对决。不同理念指导下的国家,做法自然不同。应该说,强调生命权和发展权的中国,明显比偏重政治权力的西方更胜一筹。

总之,今天西方几乎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卡在了价值观上,没有任何出路。所以我才一再说西方必须要解放思想。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花岗岩脑袋,撞南墙也不回头。当然,中国经历十年浩劫才开始艰难地解放思想,西方的困境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危机,所以解放思想的条件也还远远不具备。只是恐怕未来西方真的觉醒了,也已太晚了,无力回天。

摘自《宋鲁郑巴黎日记:西方抗疫能力差从这件事就知道原因了》

  • 朱元璋用朱熹僵化儒学,弄得明代一朝成为实践程朱理学的牺牲品,虽进士满朝,但官员都在为理学斗来斗去,葬送明朝进入近代的大好时机。美朝也有这个倾向,极左极右你死我活的互斗,结局在复制……【漏斗子】
  • 从精英变成井蝇,只需几十年太平日子。【DomesticSniper】
  • 不过是被各种基金操纵的势力找借口罢了。也有勒庞这样的反对者。【独霸】
  • 我发现,法国人的精神觉悟已经高潮到进入初级乌托邦阶段了,肉体则老实的停留在新冠病毒嘉年华。【午时到了】
  • 这法国佬讲的太好了,流水的欧罗巴蛮夷,铁打的华夏文明!【北炜
  • 偷换概念。生命权也是人权,凭什么可以为了70趴的所谓人权而牺牲掉剩下人的生命权?这站不住脚。【cargo】
  • 所以右翼起来了【糊仙】
  • 汉斯就理解的很好,民主必须建立在规则之上,有规则才有民主【板车】
  • 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就是骗吃骗喝的骗子。顺带把自己的国家也坑死了。【上帝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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