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危机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4-15 21:55:16

如果不是习乾纲独断、力挽狂澜,全世界都会跟一战对流感那样处理新冠的,跟着美国搞群体免疫,硬扛到老美手里挥舞着疫苗、药和物资把他们底裤都榨干净,还得感恩戴德。这是老美为啥马上撕破脸最核心的原因,中国给了全世界另一条路径,总统选举这些都是次要的。事实上全世界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美国干了啥,也知道美国已经丧失了理智和调整能力,美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了,民主政治的低效将摧毁门哥这些人恢复秩序的所有努力【inimd】

新自由主义幻灭,连带背后犹太人操盘的自由主义传媒、信贷体系货币根基都在动摇。【白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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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危机

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大规模国家行动可能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和新自由主义的丧钟,而只是规模空前的短期系统性保险,或者另一个打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短期补丁。在新冠疫情危机后,发达国家权力的扩大有可能导致某种威权主义形式的管制资本主义。一些学者呼吁发达国家应该借助新冠疫情危机实施结构性变革,为接受援助的企业设置附加条件,促使其考虑公共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增加绿色投资、与政府建立共生性创新关系等,从而解决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潜在问题,为稳健而包容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新冠疫情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危机后的病态资本主义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撰文指出,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迅速演变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的危机,也威胁到了外围的发展中国家。

它已经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并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空洞。

这场经济危机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可能比对公共卫生的打击更为重要。

 

新冠疫情危机引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伦敦大学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的创始人/主任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眼下资本主义正面临着至少三重主要危机。由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健康危机已迅速引发了一场无法确知金融稳定性后果的经济危机,而这两者又发生在一场无法用“常规手段”来解决的气候危机大图景下。

这三重危机暴露了我们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我们解决当前卫生紧急状况的同时妥善处理,否则我们就只是在一个地方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创造新问题而已——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发生的状况。政策制定者向全球大量注入流动性,却未能将其引向良好的投资机会,最终这些钱还是回到了过往(且当前依然)无法服务于政策本意的金融部门。

而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则揭露出了更多的经济结构缺陷,尤其是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数十年来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工作日益不稳定

可阅《米国平民为什么那么“穷”?一个月没工资,八成平民生活就很惨》、《美国硅谷劳工9成薪资较20年前低,创新不平等之科技商业模式借由克扣劳工薪资集中财富

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远程办公根本不是一种选项,尽管政府正在向有固定劳动合同者提供一些援助,但那些自雇人士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在私人债务额已达历史高位之时政府却计划放宽企业信贷。

在美国,当前危机爆发之前的家庭债务总额为14.15万亿美元,比2008年(名义价值)高出1.5万亿。可别忘了当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就是高额私人债务。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紧缩政策,似乎公共债务才是症结所在,结果却是腐蚀了我们赖以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这类危机的各种公共机构。

自2015年以来英国削减了10亿英镑(合12亿美元)的公共卫生预算,加大了实习医生的负担(其中许多已经完全脱离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减少了确保患者能在安全、先进且人员配备齐全的医疗设施中接受治疗所需的长期性投资。而在美国这个公共卫生系统从来都拨款不足的国家,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削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其他重要机构的拨款和行政能力。

除了这些自残式的伤口之外,过度“金融化”的商业部门通过股票回购计划来奖励股东,从而从经济中抽走价值,而不是通过投资于研发、工资和员工培训来夯实长期增长。家庭的财务缓冲能力因此耗尽,人们更加难以负担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商品。

 

大规模国家行动是规模空前的短期系统性保险

面对新冠病毒,中国盖医院,英国准备裹尸袋,美国挖万人坑--------------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席卷全国,英国政府计划储存装尸袋。实际上,《太阳报》上周就已披露了秘密安排将200个移动太平间送往全国各地。

英国上议院议员、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英国新任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在其前任赛义德·贾维德(Sajid Javid)于2月被迫辞职之后,采取了总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想要他实施的措施。苏纳克在3月11日的预算中,公布了一项为期五年,价值2000亿英镑(合235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开启了支出的序幕。

解决新冠病毒流行病所需的政府行动规模和范围的大幅增加,应被视为一种规模空前的短期系统性保险。这种方法不仅需要庞大的政府支出,而且需要整个经济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临时重组。

政治评论员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在《泰晤士报》上写道:“这是凯恩斯(J.M. Keynes)会批准的预算。” 对于苏纳克于3月17日宣布额外拨款3500亿英镑,以支持新冠疫情中英国企业的这一举动,人们给予了更多称赞。经过多年的紧缩政策,看来英国的财政政策终于回到了恰当的位置。

但是斯基德尔斯基对这些最新的“凯恩斯回归”的叙述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政府并没有原则上拒绝紧缩政策,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新的信奉者将凯恩斯等同于预算赤字。实际上,凯恩斯主义也可以指向预算盈余。

 

发达国家的紧急救助并非结构性改革

美国哈姆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茨(David Schultz)在“Counterpunch”网站撰文指出,新冠病毒紧急救助计划是美国的国家、经济和社会进行结构转型的机会,但美国将再次错失这一机会。这将是另一个短期补丁,无法改变美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

改革有两种基本类型:普通改革和结构改革。

普通改革是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现有范式下,或者在一系列假设下进行的。普通改革只是改变投票时间或调整政治捐款限额,增加最低工资,或通过是否将某些犯罪例如使用大麻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这些改革很好,但不一定重要。

结构改革更加深入,改变了游戏规则。

诸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之类的宪法学学者谈论宪法时刻,即事件改变了法律秩序的本质。《重建修正案》(第13、14和15号)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进一步改变了联邦制,赋予了国民政府对经济和各州更大的责任。新政还重新定义了制衡和权力分立——它使监管或行政国家宪法化。

沃尔特·迪恩·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等政治学学者描述了每30或40年一次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如何导致现行的政党联盟和结构的崩溃。

这些危机以及技术和生育的变化,导致了选民的决定性投票和重组,从而形成了新的联盟、平台和多数派。

最后,诸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之类研究总统领导的学者将交易型总统与变革型总统区分开。前者只是将总统职位视为维持现状,而后者,例如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罗纳德·里根,都利用自己的职位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公共政策的模式,从而对美国一代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产生持久影响。

美国的里根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的遗产是,将各自的国家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监管、社会福利转移支付和工会自治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转向了更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发达国家可能出现威权主义形式的管制资本主义

拉帕维查斯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的文章中还指出,政治经济学家无需评估流行病学的政策。

但是毫无疑问,几个国家的反应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崩溃,与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性质有关。事实证明,以竞争和赤裸裸的牟利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都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证——无法冷静有效地应对严重程度未知的公共卫生冲击。

一些发达国家缺乏基本的医疗基础设施来治疗重病患者,同时也缺乏用于大规模人口检测和保护最可能感染该疾病的人的设备。

此外,社会大部分地区的封锁和全面隔离可能会对雇佣工人以及最贫穷、最弱和最边缘的阶层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精神上、心理上的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即使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也显示出了功能失调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创新方面——从人工智能到公共卫生再到可再生能源——投资更多的创新型国家。但正如这场危机所提醒的那样,我们还需要一个懂得如何进行谈判的国家,好让公共投资的收益能被回馈给公众。

一个杀手级病毒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主要弱点。既然各国政府目前都已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去修复该系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没有机会抵抗第三个重大危机——一个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以及未来几十年间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危机。

病毒正在考验资本家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多国蔓延,2020年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认为“病毒正在考验资本主义”。以下为部分摘编:

危机可以塑造声誉,也可以毁掉声誉。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家被当成了导致银行体系崩溃的恶人。

而在目前的卫生健康危机中,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反应至关重要。企业将被分为两个阵营:对员工和其他人都很好的,以及那些试图占便宜的。

在新冠病毒冲击全球经济之前,商界领袖们曾承诺拥护一种更具爱心的新资本主义。其中,由一些美国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去年表示,它将放弃“股东至上”的信条,提出公司应该考虑一下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在过去50年间,“股东至上”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如今的健康和金融紧急状况。那么商界领袖们会行动起来吗?

现在疫情还处于初期阶段,许多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病假津贴,还有一些高管同意削减自己的工资。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恶人。在英国,酒吧连锁店“JD Wetherspoon”的创始人蒂姆·马丁(Tim Martin)和体育用品零售商“Sports Direct”的所有者迈克·阿什利(Mike Ashley),已经因试图继续营业而受到批评。

上周五,阿什利对此表示了歉意,承认“考虑不周”。但因为他似乎同时甩了一部分锅给媒体,这次道歉对恢复公司的声誉不会有太大帮助。

虽然现在说这些失言是否会被人们记住,还为时过早,但这确实突显了企业面临的困难。这场紧急卫生事件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在“保护员工”和“保持公司偿付能力”之间把握好分寸。

残酷的事实是,许多公司将无法生存下来——如果对雇员表现出同情会扼杀掉雇佣他们的公司,那这样的同情也没有多大意义。有许多重要决定就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比如在英国,很多银行已经承受着停止派发股息的压力。

而这次疫情的后果之一,就是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洗牌。

英国政府等承诺为企业提供巨额资金,这将不可避免地突出其对国家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重创西方体制

参考消息 3月12日 https://mp.weixin.qq.com/s/Vs8TRloz05ovYsR9axz3Ww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8日发表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或将重创西方体制,自鸣得意的政府将一败涂地。文章编译如下:

一旦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最严重的破坏,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恐将变得面目全非。存在已久的政权会受到严重削弱,未从雷曼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政治体制将遭受第二次重创。

那些向来最自大或最无能的西方政府将被无情的选民骂得体无完肤。社交媒体会见证这一点。

 

英、意: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被评判他这届政府是否能让老年人(以及不那么老的人)避免大批死亡,以及国民保健署会否被糟糕的制度失败所围困。

韩国的人均重症监护室(ICU)病床数量是英国的6倍,德国是英国的4倍


意大利:难以招架经济衰退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意大利的医疗系统似乎无法拯救患者。就算考虑到年龄结构,意大利的死亡率也达到韩国所报告的死亡率的6倍。

意大利联盟党铁腕人物马泰奥·萨尔维尼对意大利参议院说:“企业需要紧急救助以防倒闭和裁员。如果它们因某些斤斤计较的人而得不到救助,那就意味着欧盟已死。花钱加入一个只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的联盟不再是可持续性的行为。”欧洲主义是一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态度。

 

德国:政党联盟再遭撕裂

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德国的传染轨迹与意大利相似,只是推迟了几天——德国对疫情也措手不及。

德国的疫情热线电话像英国一样难打。负责检测的机构是卡夫克斯克检测中心。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一疫情重灾区,出现了医生数量不足的问题。德国政府似乎倾向于照常发展经济,而不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德国会为这一选择感到后悔。

与医疗体系失败同时出现的还有整个欧元区陷入严重衰退,欧洲央行如今已耗尽气力。

只有像罗斯福新政那样规模的财政刺激手段才能对抗此次冲击,让欧元区摆脱通货紧缩的颓势。这样的做法与欧盟控制开支的机制背道而驰,而这一机制已在欧盟的法律中明文规定。欧洲人给自己搭建了一个无法应对危机的架构。

 

美国:自欺欺人逃避现实

美国的情况也尚无定论。领导这场战争的那个人在病毒已经在华盛顿州传播很长时间后还坚称这是“骗局”。

这一臭名昭著的口头禅将响彻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写照。

特朗普刚刚上任就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全球卫生安全经费削减了80%,并取消了白宫的大流行病监测机制。当病例数量激增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试图编造消息。只要华尔街还在保持上涨,肯定一切都好。但市场出了差错。在科学问题上,最好还是听科学家的。

事实上,美国起初几乎没有对任何人进行检测,一直到3月初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善,但为时已晚。这个错过的时机是致命性的。

美国将面临可怕的报应。它拥有富国当中最好的医疗保健体系——同时也是最糟糕的。大流行病恰恰重创了这个体系最糟糕的一面。

 

英国《卫报》社论:死10万人也没动摇执政党的支持率,背后是深深的绝望The bad taste question about Covid that everyone in Westminster is asking

约翰逊(的支持率)可能也得益于现在对政府期望值之低。一位反对党工党的老资格议员说,“现在英国人对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们,普遍是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的。每当我们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应对)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回答说,‘你们(反对党)这帮人坐到那个位置上干得也不会更好。’”

如果我们在这场危机一开始就知道死亡人数将增加到六位数,许多人会认为这将意味着造成这场灾难的政府的垮台。然而,尽管死了10万人,尽管政府出了那么多洋相丑闻,尽管这一切,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保守党支持率在30%多。这比他们在2019年选举中的选票份额有所下降,但远不是崩溃。往届政府在任期中期曾有过差得多的民调支持率,但后来都恢复了元气,并赢得了随后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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