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
蔡骏2016-11-25 07:39
11月22日，节气小雪。那天早上的北京，零下十度，冷得刺骨，路上的积雪还没化。下午，我坐高铁从北国到南国，万水千山，飞雪连天相送，从山东到安徽的平原上，铺满一层薄薄的白雪。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消息——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骄傲地说，让我们这个残破的祖国，在民族自由和平的基础上，让这个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让我们的祖国重新寻找她更好的前途，让我们为这个祖国献出我们的力量，也为这个祖国感到最深刻的骄傲。
——陈映真·1987年
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当我短暂停留并离开北京的时候，陈映真也终于离开了。
三年前的11月深秋，我在从北国到南国的铁路上，看完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山路》，说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过后，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和赎罪者的书信。
文字并不长，我很快读完，忽然眼圈发红，窗外黑茫茫的是飞快穿越辽阔大陆的寒冷秋夜，一如那座湿润海岛上的铁路山路墓碑与日文信札间的痛与爱，令人难以遗忘所有相同的牺牲与怀念。我们仍然走在那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上“了望着远方”。
那一年，仅过了一个月，我到台湾交流，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了这段读书笔记。当场有位台湾左翼统派作家蓝博洲对我说，他惊讶于如今还有人在读陈映真的小说。蓝博洲是苗栗人，作为陈映真的晚辈，擅写非虚构文学，他的《幌马车之歌》写早期台湾共产党员如何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却在台湾光复后死于二二八事件的真实历史。蓝博洲亦是中国统一联盟的副主席。
那次台湾之行，接触的都是左派作家，在台湾基本被边缘化。而台湾的本土青年运动，如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占领“立法院”唱《国际歌》也属诡吊之事。那时候，接待我们的还有一位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不久前，吕教授到上海的高校讲台湾文学，上海的同学们提到了白先勇、龙应台、李敖、柏杨（以上也都是大陆文化界趋之若鹜的名字，还有朱氏三姐妹、张大春等等），但无人提及陈映真。陈映真，出生于1937年10月6日，日据时代的台湾苗栗县竹南镇中港。原名陈永善，笔名“陈映真”原是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早年做过高中英语老师，又进入辉瑞制药工作。
1968年，因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等原因，国民党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在绿岛监狱。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他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他的论战对象就是后来在大陆因《乡愁》而名声显赫的诗人余光中，反对把乡土文学视为大陆的工农兵文学。
据陳映真后来的回忆——余光中曾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马克思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从香港寄去美国给陈芳明，辗转交给当时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告密陈映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是死罪。最后，陈映真在徐复观、胡秋原等人力保之下，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1999年，陈映真谈及当年的白色恐怖——
“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惨虐，绝对不仅仅是说，国民党的残暴，蒋介石的没有人性，我们要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从台湾往后拉，来看全世界的话，你就知道战后世界的形成，特别是战后冷战世界的形成，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为羞耻的这种集体的屠杀，集体的摧残，集体的虐待……”
八十年代以后，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学杂志的编辑，在“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战中与本土派交锋。1985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
陈映真说过：“我为自己是生于台湾的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1983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结识了王安忆。从此，王安忆将陈映真视为人生导师，她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认识了陈映真，几乎我觉得他是我的引路人。”
90年代以后，陈映真多次访问大陆，作家查建英回忆，她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陈映真的直接印象——
“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这段对话是怎样的错位啊，陳映真与张贤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刹那间，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发生了斗转星移。这种巨大的改变，至今仍在持续之中。
是啊，台湾变了，世界变了，陳映真深爱着的祖国大陆，甚至变得比整个世界更快。还是王安忆在《英特纳雄耐尔》中回忆到——关于张贤亮，可见《改革开放时期的著名流氓伤痕作家张贤亮》。
八九十年代的问题就在这里，逆向种族主义带来的玩世不恭，最后是彻底的流氓化。
“二00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我与他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2016年11月22日，小雪时节，距离我第一次看陈映真的小说，恰好过去三年。巧合的是，我同样坐在高铁上，听到了陈映真去世的消息。
我想，人总不易看清眼前的路，畏惧将要到来的，害怕尚未失去的。道路永远在那里，不是你向未来奔去，就是未来向你走来。
陈映真，可能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一代人没有走完的山路，终究将要由下一代人继续走下去，哪怕前路是崇山峻岭与茫茫大海。
陈映真作品选
《我的弟弟康雄》
一个富有理想和爱的青年，幻想着建设福利院和医院，却在现实的残酷下败下阵来的故事。
《上班族的一日》
陈先生通过普通上班族，对于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下社会矛盾的批判。
《将军族》
通过台湾一对小人物由隔阂到真诚相爱，因相爱而从容赴死的殉情故事，揭示了小人物悲惨的生活处境和命运，赞美其高贵的品行和纯真的情感。
《忠孝公园》
陈先生停笔多年后的力作。通过台湾社会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描绘出陈先生的左翼社会观念以及深刻的家国思想。
转自“蔡骏”微信公众号（caijunxysj）
陈映真被冷落，是左翼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宿命般的寂寞
2016年11月23日 10:45
11月22日，不愿被称为“台湾作家”的陈映真，在与中风斗争十年之久后，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最终，他还是没有再回台湾。无论是在陆在台，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作为台湾文学重要旗手，他的作品受鲁迅影响颇深。1968年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陈映真十年有期徒刑。
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据他自己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联合文学》2000 九月号）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报道文学刊物《人间》杂志。到了90年代，陈映真已经被年轻人淡忘了，成为了历史拐角中一个面目模糊的“统派作家”。（刘继明语）
而在大陆的遭际，似乎也证明了陈映真被冷落，不只是两岸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而是一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宿命般的寂寞。早在90年代，陈映真就频繁往来大陆，跟他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也或多或少都对他有些抵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当陈映真发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阿城回道，“‘人民’是个伪概念”；当一次座谈会上陈映真表示担心污染问题时，张贤亮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陈映真在会后再去找张贤亮交流，得到的回应却是：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细数下来，最能理解陈映真的大陆作家，居然是隔代的王安忆。陈映真对于王安忆，是“精神偶像”一般的存在，“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自1983年初见，“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而陈映真对王安忆也十分欣赏，“在爱荷华相处三个月，我才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她那发乎自然的，不把一切的荣光揽在自己身上的心灵的美。”
今日推送的是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一书中对陈映真的剖析和回忆，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解。读者们能够通过文字见证这段精神的友谊，也是对陈老先生的一种悼念。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
王安忆谈陈映真：我一直追索他，却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王安忆
《英特纳雄耐尔》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始，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
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
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聂华苓家。后排右二陈映真，前排右一为王安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
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不详，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
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
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访问台湾老作家杨逵。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响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乌托邦诗篇》（摘选）“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怀念他。怀念他的这一种心情，有时会使我觉得，开始往哪个神灵世界接近了...那世界使我向往，我试图沿了对他的怀念跋涉。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唯一的指引。 ”
余下内容可见http://culture.ifeng.com/a/20161123/50302946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