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20.8.4表示：
美国在不少国家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引发了广泛质疑和反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不透明。许多当事国都不知道美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作为境外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美方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提交的建立信任措施材料对此只字不提。二是不安全。美方许多活动与高危病原体密切相关，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将对当事国及其邻国乃至全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三是不合理。放眼全球，只有美国以军方为主导满世界建设生物实验室，在境外大肆搜集生物资源，也只有美国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不管美方怎么辩解，都难以自圆其说。
我们敦促美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对其境外生物军事化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切实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义务，停止独家阻拦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美国在各地生物实验室开发生物武器，多分布在中俄边境》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4_08_586674.shtml
美国生化实验室太空视角来了！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https://mp.weixin.qq.com/s/5ONOQENJqb-HrG5TqBNCng
关于生物战可见：
- 网友呼吁警惕米国生物攻击遭内蒙通辽警方抓捕，他们是中国警察还是米国警察
- 直面生物战：米国没底线却有能力、有动机对中国实施生物武器攻击
- 美军研制生物武器，利用昆虫传播“基因修改病毒”
- 《邪恶：米国如何丧心病狂拿米国人做生化实验》
五角大楼生物武器项目从未终止：遍布全球的米国生物实验室
察网，迪利娅娜·盖亚坦芝耶娃，2020-03-03
图片见原文：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2/55481.html
【来源平台按】迪利娅娜·盖亚坦芝耶娃（Dilyana Gaytandzhieva）是保加利亚的一名医学记者和中东通讯员。在过去的两年里她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米军在叙利亚向ISIS走私武器的报告。去年，她受到了保加利亚国家安全机构的压迫，并且无缘由地失去了在保加利亚《每日电讯》（Trud Daily）报社的工作。尽管如此，迪莉娅娜仍然继续她的揭露工作。迪莉娅娜最近首次发表在《南部前线》（South Front）的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在布局全球的生物实验室中秘密发展生物武器的过程。
米军公然违触《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秘密开展对致死性病毒、细菌和毒素生物武器的研究，由此导致数十万无辜群众完全暴露在危险病原体和各种不治之症的威胁中。五角大楼的生物战科学家依靠外交保护，在其所属的覆盖全球25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中研发人造病毒。 这些米国生物实验室依托米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的一个拨款21亿美元（$2.1billion）名为“共同生物协定”（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CBEP)）的军用项目，设立在部分原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地区。
米国CBEP项目全球生物实验室布局示意图
五角大楼格鲁吉亚生物战卢加尔中心
米军部署在格鲁吉亚的瓦奇亚尼空军基地大约距离五角大楼卢加尔中心生物实验室17公里
一、格鲁吉亚：生物武器试验场
卢加尔中心是五角大楼设立在格鲁吉亚的生物实验室，坐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距离米军瓦奇亚尼空军基地17公里，由私人承建商移交给米军格鲁吉亚医学研究部的生物专家。这家生物安全三级的实验室只对通过安全审查的米国公民开放，他们根据米国-格鲁吉亚国防协作协议在2022年之前享有外交豁免权。
根据《美格国防合作协定》，为五角大楼格鲁吉亚项目服务的米国军人和非军事人员（包括使领馆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根据米国联邦合同登记处对美在卢加尔中心军事活动的声明，这一声明透露出米军在卢加尔中心研究生物炭疽病和野兔病的生物制剂、诸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病毒性疾病，并且在收集生物基因信息为将来的实验做准备。
（一）五角大楼代理人在外交保护下推进生物战
米国国防部国防安全降低局将此类业务通过军用项目外包形式发包给私人公司，以此逃避国会审查，避免抵触法律，并且获得更高自由度。 米国在卢加尔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到了外交豁免，尽管他们并非外交人员。因此，私人公司可以在外交保护下避开东道国（对卢加尔中心来说，就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直接控制，为米国政府工作。这些实验室所获得的成果通常由CIA提供保护。
目前在第比利斯共有3家私人公司为米国生物实验室工作：西图公司, 巴尔特纪念研究会和迈塔生物科技公司。除了五角大楼之外，这三家私人承包商还为CIA和其它各类政府机构提供生物研究服务。
西图公司已经通过承包五角大楼在格鲁吉亚、乌干达、坦桑尼亚、阿富汗和东南亚的生物实验室项目获得了3.415亿美元，这当中的一半（1.611亿美元）根据与格鲁吉亚的协议分配给了卢加尔中心。
通过西图公司，米国公司获得了安全的生物制剂，并且雇佣了卢加尔中心原有的生物战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为另外一家热忱于为米国推进在格鲁吉亚军用项目的米国公司——巴尔特纪念研究会工作。
巴尔特纪念研究会是卢加尔中心的二级承包商，在卢加尔中心项目中共获得5千9百万美元合同。巴尔特研究纪念会在生物试剂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很早就在为米国生物武器项目服务，在1952年至1966年14年时间内，总共与米军签订了11份合同。
来源：米军在生物战项目中的活动，1977年第二卷第82页
在五角大楼国防威胁降低局设立在阿富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伊拉克、阿富汗和越南的生物实验室中，巴尔特纪念研究会为米国政府提供包括高毒性化学制剂和高致病性生物制剂在内的研究、发展、测试和改进工作。迄今为止，巴尔特纪念研究会总得获得20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在100家米国政府最大承包商中名列第23。
(1)CIA和巴尔特的“清晰视野计划”
“清晰视野计划”是由CIA和巴特研究会根据有关部门授权开展的联合调查，旨在通过拆解和测试苏联时期的炭疽炸弹以获取其传播方式，进而确定炸弹中生物制剂的传播特征。CIA与巴尔特的这项秘密合作计划，在米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的生物武器研究声明中被有意省去了。
显微镜下的炭疽细胞
(2)最高机密实验
在过去的十年中，巴尔特根据和米国国土安全局签订的合同操控着一家坐落在马里兰州德克里克堡（Fort Detrick, Maryland）的最高秘密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全美生物防御分析和反制措施研究中心，NBACC）。这家公司在2006-2016年间获得了3.444亿美元联邦合同，并且在2015-2026年中将从米国国土安全局获得另一份1730万美元合同。
NBACC被确定为全美最高秘密设施
巴尔特在NBACC中开展的秘密实验包括如下内容：评估粉末分散技术以及气雾化毒素、B.Pseudomalei（三聚氰胺病）等在以气溶胶方式扩散时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影响。兽类鼻疽具有开发成生物武器的潜质，因此它被归为B类生物恐怖主义因素。B. Pseudomallei（类鼻疽杆菌）是米国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的潜在的生物武器。
除了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的军用实验，巴尔特早已在位于德克里克堡的生物安全4级NBACC绝密实验室中生产生物恐怖主义试剂。NBACC出具的一份报告中列举出了其所属实验室的16项优先研究内容，包括查证典型的、新兴的和基因工程病原体的生物威胁试剂潜能；从生物威胁试剂潜能中评估激发非传统的、异常的非流行性疾病的可能性；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克服气溶胶传播局限性以扩大测试能力等。
科学家在NBACC实验室中制造病原体
(3)埃博拉危机中的五角大楼实验室
米国迈塔生物研究有限公司在国防威胁降低局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项目中得到了价值1840万美元的科技咨询服务合同。迈塔公司的服务包括实证生物威胁研究、病原体发现、疫情应对和临床实验。
迈塔公司在西非埃博拉危机爆发之前就被五角大楼承包以为国防威胁降低局开展工作，并于2012-2015年间因为塞拉利昂这个处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中心区的国家工作而获得310万美元。
迈塔生物公司为五角大楼的项目工作在埃博拉危机核心区，在那儿有三家米国生物实验室
2014年7月17日的一份由病毒性出血热联盟起草的报告谴责迈塔公司不根据现有协议报告测试结果并绕过塞拉利昂科学家而工作。这份报告同时揭露出迈塔公司很可能在在实验室里培养血细胞，这一工作被视为如同误诊健康患者一般危险。上述指控都被迈塔公司一口否决。
2011年卢加尔中心，原米国国防部长助理、埃博拉响应米国国防部副协调员安德鲁'韦伯（右一），同时也受米国承包商迈塔公司雇佣
（二）叮咬类昆虫的军事实验
昆虫战是生物战的一种方式，其借用昆虫传播疾病。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进行过此类昆虫学实验。
格鲁吉亚叮蝇
2014年卢加尔中心已经配备了叮蝇并开展了题为“提高对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白蛉应用的认识”的研究计划。这一项目覆盖着广袤的高加索地区。2014-2015年间，另一个名为“急性发热病监测”的项目也收集了白蛉亚科沙蝇，所有雌性沙蝇并用于测算传染率。第三个涉及到沙蝇收集的项目则在研究沙蝇的唾线特征。
摄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卫生间里的叮蝇
因此，2015年的第比利斯为叮蝇覆盖。这些叮咬类昆虫在室内、在卫生间终年生活，这并不是以往格鲁吉亚所有的此类种属的典型习惯（以往格鲁吉亚白蛉生存季非常短，只在六月到九月）。当地人抱怨他们在卫生间被这些新出现的苍蝇咬伤。这些苍蝇有着极强的抗寒能力，甚至可以生存在气温零度以下的山区。
(1)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叮蝇
自从五角大楼2014年的项目开展以来，格鲁吉亚邻邦达吉斯坦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苍蝇。当地人透露，人们在被这些苍蝇叮咬后会发疹，这些苍蝇在室内下水道聚集和繁殖。
左边为格鲁吉亚苍蝇，右边为达吉斯坦发现的苍蝇。
白蛉亚种苍蝇在它们的唾液中携带着危险的寄生虫，而这些会通过叮咬传送给人类。由这些苍蝇袭击导致的疾病，一直受到五角大楼的关注。2003年米国入侵伊拉克时，有部分米国士兵被沙蝇严重叮咬，感染了利什曼原虫病。这一疾病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本土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严重急性利什曼原虫并可致死。
1967年米军的一份名为“亚洲和欧洲苏联国家节肢动物的医学意义”的报告列举了当地所有昆虫类生物的分布以及可能导致的疾病。生活在下水道的叮咬也被列举在内，尽管它们的自然特征是菲律宾式的而非格鲁吉亚或俄国式的。
“亚洲和欧洲苏联国家节肢动物的医学意义”，1967年米军报告
(2)白袍行动：感染昆虫叮咬人类实验
据米军解密报告“米国在生物战项目中的军事行动”1977年第二卷第203页，在1970年和1972年，人体白蛉热测试完成。在白袍行动中，志愿者暴露在受感染沙蝇中让自己被叮咬。白袍行动是1954-1973年间米军在马里兰德克利克堡推动的生物防御医学研究项目。 尽管米国生物武器项目已经正式结束，1982年米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开展一项旨在探究沙蝇和蚊类是否为裂谷热病毒、登革热病毒、奇昆古尼亚热病毒和脊髓炎病毒的载体从而是否具备生物武器潜能的实验。
杀伤性昆虫
埃及伊蚊
五角大楼利用昆虫作为疾病载体的历史相当悠久。根据部分解密的1981年米军报告，米国生物战科学家开展了一系列昆虫实验。这些工作是米军生物武器项目中昆虫战的一部分。、、
（三）五角大楼：如何以人均0.29美元的代价杀戮62万5千人？
1981年的米军报告比较了两种行动方案：第一种是利用感染黄热病的埃及伊蚊从16个方向同时进攻一座城市，第二种则是兔热病气溶胶攻击，并且在成本和致死人数方面评估二者效率。
Big Itch实验：测试热带鼠蚤作为生物战载体的覆盖范围和生命力的野外实验。
Big Buzz实验：这一实验生产了一百万只埃及伊蚊，其中的三分之一被装入军需品中并通过飞行器投掷到地面，或者在地面上散撒传播。这些蚊虫在空投后仍然存活，并积极地寻找人血。
来源：《昆虫战对北约国家的潜在威胁评价》，米国陆军1981年5月报告
五月节实验：埃及伊蚊通过地面采集方式（ground-based methods）在格鲁吉亚和米国传播，源于米国陆军实验代号“五月节”（May Day）
1981年米国陆军报告中并未提及“埃及伊蚊大批量生产”活动，这意味着该项目仍在进行
埃及伊蚊是有名的黄热病蚊虫，它被广泛用于米军实验。同种蚊虫是登革热病毒、奇昆古尼亚热病毒和寨卡病毒这类可以在新生儿中造成基因性畸形的病毒的可能载体。
1960年米国陆军化学研发司令部生物武器部门在犹他州杜格威试验基地开展野外蚊虫叮咬试验。这一实验在露天中散布成群的饿得发昏的天然雌性埃及伊蚊。
详情参考:《1960年Bellweather计划：户外蚊虫叮咬活动研究》米国陆军杜威试验基地技术报告
(1)米军在格鲁吉亚开展的热带蚊虫和扁虱实验
过去米国昆虫战项目研究过的蚊虫和跳蚤，都在格鲁吉亚收集并且在卢加尔中心开展实验。在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2014年名为“格鲁吉亚的病毒和虫媒病毒”研究计划开展之后，前所未见的热带蚊虫亚洲虎蚊在格鲁吉亚被首次发现，而埃及伊蚊则时隔六十年在西格鲁吉亚再一次出现。
亚洲虎蚊是许多致病病原体，如黄热病病毒，登革热病毒，奇昆古尼亚热病病毒和寨卡病毒的中间载体
这类热带蚊虫亚洲虎蚊，以往从未在格鲁吉亚被发现，现在也和在格鲁吉亚出现一样，同时出现在格鲁吉亚邻邦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和土耳其。根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这类热带蚊虫通常不易在高加索地区存活。
伊蚊只在格鲁吉亚、俄罗斯南部和土耳其北部分布，它们在2014年五角大楼卢加尔中心项目开启后被首次发现
在DTRA另一个名为“格鲁吉亚兔热病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项目中（2013年-2016年）共收集了6148只地面扁虱，其中的5871只从家畜中收集，1310只为跳蚤，还有731只系捕捉获得。在2016年一共收集了21590只扁虱用于卢加尔中心的研究项目。
(2)格鲁吉亚炭疽热疫情爆发与北约人体试验
2007年，格鲁吉亚停止了每年的强制性家畜接种疫苗政策，由此导致家畜患病率在2013年达到顶峰，这一年北约开始在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开展人类炭疽疫苗临床实验。
2007年，尽管炭疽疫情爆发，格鲁吉亚政府仍然终止了强制性疫苗接种；七年后的2013年，北约开始在格鲁吉亚开展新炭疽疫苗的人体实验。
（四）五角大楼对俄罗斯炭疽的研究
炭疽杆菌是米国陆军曾经的生物制剂武器化的对象，尽管五角大楼一再宣称他们的项目“仅仅是防御性的”，然而他们却扎扎实实地发展成了进攻性武器。2016年，卢加尔中心工作的米国科学家完成了针对原苏联/俄罗斯人民的基因测序开发55- VNIIVViM炭疽杆菌疫苗的工作，然而这一项目是由国防危险降低局第比利斯生物协作项目的资助并且由五角大楼格鲁吉亚项目米国承包商迈塔公司具体执行的。
2017年米国陆军医学部格鲁吉亚研究院在卢加尔中心主持了由国防威胁降低局资助的名为“基于格鲁吉亚乡村人类和家畜十基因组测序的炭疽杆菌病毒分离株”的深入研究。
(1)34人在格鲁吉亚被蓄意感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由一种蜱传病毒（内罗毕病毒属）导致的疾病。这种病因为1944年在克里米亚地区被鉴定，所以得名克里米亚出血热。在稍后的1969年，由于刚果地区爆发了此类疾病，故而被命名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2014年，共有34人（其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被感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当中有三人不幸罹难。同年，在格鲁吉亚的五角大楼生物学家们依托国防威胁降低局名为“格鲁吉亚由登革热病毒和其它虫媒病毒导致的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项目开展对格鲁吉亚病毒的研究。这个项目包括对发热病人的临床实验并收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可能载体的扁虱进行实验室分析。
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疫情的原因仍未可知。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报告，仅有一只从被感染的村庄获得的蜱虫检测疾病阳性。
尽管当地政府一再宣称这种病毒是由动物传人的，然而当地动物的血清样本并未检测出阳性病毒结果。缺乏传染源和被感染动物却导致疫情在2014年大规模爆发，这种现象是让人费解的，同时也意味着疫情爆发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2016年，在五角大楼另一项“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和汉坦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与基因歧异度关联研究”项目中卢加尔中心总共为后续研究储备了21590只扁虱用于DNA数据库。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症状
(2)米军生物实验室应为阿富汗致死性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疫情爆发担责
阿富汗总共报告了237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当中的41例病患在2017年12月不幸罹难。根据阿富汗卫生部门消息，报告病例大部分都在首都喀布尔和赫拉特省登记，其中喀布尔报告的71例中有13例罹难，阿富汗靠近伊朗的边境省份赫拉特省共报告了67例。
阿富汗是25个驻有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的国家之一，阿富汗项目是由米国国防安全降低局投资的米国生物防御项目——“联合生物合作协定”（CBEP）项目的一部分。DTRA在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的承包商（西图公司）CH2M Hill和Battelle（巴尔特研究会）早已经承包了米军在阿富汗的工程项目。2013年至2017年，西图公司总共在阿富汗得到1040万美元合同。五角大楼在阿富汗有着在格鲁吉亚同样的承包商，所以两个国家爆发了同样的疫情。
二、为什么五角大楼收集并研究蝙蝠？
蝙蝠是埃博拉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其它致死性疾病的可能宿主。然而，这类病毒传染人的确切轨迹仍然不能确定。在国防威胁降低局生物合作协定项目中有大量研究指向蝙蝠携带的致死性病原体的军事意义。
共有221只蝙蝠在卢加尔中心2014年的研究项目中死亡。
2014年至2016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蝙蝠被认为应当对此担责。然而，目前仍然缺乏确凿的结论性证据可以确切反映病毒如何“飞附”到人体上，同时批评此类病毒是蓄意感染而非自然演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1)制造致死性病毒在米国受法律保护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第一次出现在2012年，它被认为是由蝙蝠产生并直接传染人或骆驼。然而，正如埃博拉病毒一样，这一病毒的确切传播方式仍未可知。 仅在2017年6月，全球15个国家报告了1980例中东呼吸综合症确诊病例和699例死亡病例。
每10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当中就有3到4个患者不幸罹难。
就像流感和sars病毒一样，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也是由米国合成和五角大楼研究的。这可以由2014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米国政府对此类“军民两用”研究的临时禁令得到佐证。2017年，上述得到临时禁令终止，相关实验继续进行。甚至包括潜在传染病病原体试验在米国也是合法的。 这类实验着眼于提高病原体的传染力和致病率。
(2)作为生物武器的兔热病
兔热病，以兔子发热病症得名，被归类为生物恐怖主义制剂，它是以往米国研发出的生物制剂。然而，五角大楼对兔热病的研究如同找出诸如扁虱和鼠类这类致病细菌载体一样持续进行。国防威胁降低局在格鲁吉亚主导了大量关于兔热病和其他高危病原体的研究。 高危病原体（EDPs）或者说特选媒介，体现了全球公共健康的核心关切。这些高致病性病原体中介具有成为武器的潜能，其军事意义可以从五角大楼以下研究计划得到证明：2013年-2916年“格鲁吉亚兔热病的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研究”，在这个计划中有60000种中介载体被收集用于菌株分离和基因分析；“格鲁吉亚人类兔热病流行病学研究”计划；“格鲁吉亚高危病原体导致的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与监测”计划，后者利用不明热和出血热或败血性休克病患研究特选媒介。
布鲁氏菌是一种高传染性细菌，而且它有通过气溶胶袭击技术转化为生物武器的前景。
兔热病是米军过去开发的生物武器的一种
来源：1981年米国陆军报告
(3)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传播疾病
在俄乌边境上共有11家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由国防威胁降低局投资。
(3)米国军用项目是敏感信息
乌克兰政府并未取得在其领土的军用生物实验室的主导权。根据2005年米国国防部和乌克兰卫生部达成的协议，乌克兰政府需严禁公众透露有关米国项目的敏感信息，同时乌克兰必须向米国国防部报送危险病原体信息以用于生物学研究。五角大楼根据协定被授权在部分项目中可获取乌克兰的国家机密。
(4)外交庇护下的生物战科学家
根据美乌双边协定设立的国际机构—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STCU）主要由米国政府投资并被授予外交机构地位。STCU正式主持工作的科学家都参加过苏联生物武器项目，在过去的二十年内乌克兰科技中心总计得到超过2亿8500万美元的投资，并管理大约1850名项目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都有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的经历。
在乌克兰享受外交保护的美方非军事人员
(5)364名乌克兰人死于猪流感
驻有五角大楼实验室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曾于2016年1月在短短两天内就爆发了至少有20名乌克兰士兵死亡的类似流感的病毒疫情，超过200人住院治疗。乌克兰政府并未报告哈尔科夫市乌克兰士兵死亡病例，同年5月，全乌境内共有364人死于类似疾病，其中81.3%由甲型H1N1流感病毒诱发——这是导致2009年全球爆发禽流感的同种病毒。
根据顿涅兹克人民共和国的情报消息，米国在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泄露了致死病毒
(6)对不治之症的官方调查
在去年年底，一种类似甲型肝炎的疾病在乌克兰东南部这一处有大量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的地方迅速蔓延。
2018年1月，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有37人因感染甲型肝炎被送入医院，进而当地政府主持开展了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和其它不治之症”的调查。三年前在该市有100人感染霍乱病菌，这些疾病被怀疑与受污染的饮用水源有关。 2017年夏天，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有60人因感染甲型肝炎被当地医院收治，迄今为止疫情爆发的原因还不可知。 2017年6月，在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有19名孤儿院儿童因感染甲型肝炎被送医救治。 2017年11月，哈尔科夫市报告了29例甲型肝炎病例，从当地受污染的饮用水中分离出了病毒。当地一家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被谴责应为一年前爆发的致死性流感负责，当地人指控当时有364名乌克兰人死亡。
(7)乌克兰和俄罗斯遭受高致命性霍乱感染打击
2011年乌克兰受到霍乱疫情冲击，报告了33例严重腹泻送院病例。第二次霍乱疫情在2014年冲击了整个乌克兰，全乌超过800人感染疾病。到了2015年，仅在尼古拉耶夫至少新增100例登记病例。
在2014年一种名为霍乱弧菌的高致命性变形霍乱杆菌，袭击了莫斯科。这种霍乱菌与在乌克兰爆发的霍乱菌有着高度的基因相似性。 根据2014年俄罗斯抗噬血斑菌研究所的基因研究报告，莫斯科霍乱疫情中分离出的霍乱杆菌菌株与造成邻国乌克兰霍乱疫情的细菌相似。南方研究院是米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承包商之一，曾开展过霍乱项目，也开展过流感和寨卡病毒项目——即所有五角大楼认为具有军事意义的病原体。 除了南方研究院之外，还有两家米国私人公司为米国在乌军用生物实验室工作，即博威公司和迈塔公司。
博威公司特别项目事业部从国防威胁降低局那儿承揽了米军在乌克兰、德国、阿塞拜疆、喀麦隆、泰国、埃塞俄比亚和美洲的实验室项目总计1亿9870万美元合同，其中在乌克兰地区的2008年和2012年两个五年合同价值1亿2850万美元。 迈塔公司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项目中承揽了价值1840万美元的联邦合同，这家米国公司在西非埃博拉危机爆发前后在塞拉利昂总计承揽米国国防威胁降低局310万美元的合同。 南方研究院从2008年开始成为米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在乌克兰的主要承包商，这家公司在过去也是五角大楼米国生物武器项目研发生物制剂的主要承包人，在1951年至1962年间共承揽了16份合同。
来源：米国陆军在米国生物战项目中的活动，1977年底二卷第82页
(8)苏联叛徒为五角大楼生产炭疽武器
放大12000倍的炭疽杆菌
南方研究院也是五角大楼2001年炭疽武器项目的承包商。这家承包商在改进生物系统时的总裁是1992年从哈萨克斯坦叛逃至米国的原苏联微观生物学家和生物战专家肯.阿力伯克。
肯·阿力伯克（Ken·Alibek）
肯·阿力伯克是原苏联生物制剂所的第一副主任，这个部门曾负责监管生物武器机构，且阿力伯克本人是苏联炭疽炸弹项目的核心专家。在叛逃米国之后，他被五角大楼的研究项目雇用。
(9)25万美元游说杰夫·赛辛斯为米国智力研究出力
南方研究院曾经游说米国国会和国务院为米国智力研发和国防研发出力。南方研究院的游说活动与米国已经在乌克兰和其它原苏联国家开启的生物实验室项目相契合。 南方研究院花费了25万美元游说杰夫·赛辛斯参议员（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总律师长），由此南方研究院获得了诸多联邦合同。
现任米国总律师长杰夫赛辛斯是1997-2017年间的阿拉巴马州参议员
沃森（Watson Donald）
2006年至2016年十年时间内，南方研究院总计花费128万美元用于游说参议院和众议院，国务院和国防部。杰夫。赛辛斯参议员在国会的助手沃森，是现在的南方研究院高级总监。
(10)乌克兰肉毒杆菌毒素中毒的官方调查
2016年乌克兰报告了115例肉毒素中毒病例，其中12例死亡病例。
2017年，乌克兰卫生部证实肉毒杆菌毒素中毒（目前已知的最具毒性的生物物质之一）共有90例新增病例且当中有8例死亡病例，根据当地卫生部门权威人士的说法，疫情爆发与食物中毒有关，且官方已经开展调查。 乌克兰政府于2014年停止抗毒素的供应，且在2016年至2017年疫情爆发时无有效肉毒素疫苗。肉毒中毒是一种由肉毒素引起的罕见的高致死性疾病，而毒素又来源于一种名为肉毒杆菌的微生物。 1gm肉毒素可以杀戮100万人
神经肉毒素是成为主要的生物武器隐患，因为它易于生产和运输。神经肉毒素会导致肌肉麻痹、呼吸衰竭，不及时救治会导致死亡。
1克晶体的神经肉毒素，在充分发散时可以杀害超过1百万人口。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或者污染使用水和食物。
(11)五角大楼生产活病毒、细菌和肉毒素
肉毒杆菌毒素曾象炭疽、布鲁氏杆菌和兔热病菌一样被米国陆军用于试制生物武器。尽管米国生物武器项目已于1969年被官方宣布终止，然而各种文件显示军用实验从未停止。目前，五角大楼仍一如既往地在杜威试验场象生产和测试其他军用品一般生产和测试活性生物试剂。
(12)当前的试验
西部沙漠测试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13)以往的试验
来源：1977年米国陆军报告135页
三、米国的生物武器工厂
米国陆军2012年报告透露出米军在杜威实验场的一处特殊军用设施内生产和测试生物制剂，这处设施由米国陆军测试和评估司令部监管。 杜威试验场的生命科学部移交给了生物制剂生产部门。根据米国陆军报告，这个部门的科学家在Lothar Saloman生命科学试验场生产并测试气雾化生物试剂。
杜威试验场
米国犹他州杜威试验场生产的生物试剂目录
来源：西部沙漠试验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生命科学部由气溶胶技术部门与微生物部门组成。气溶胶技术部门将生物试剂和固态物气雾化，而微生物部门则生产用于室内和户外试验所用的毒素、细菌、病毒和试剂状生命体。
1500升发酵罐
生产车间干燥和研磨待测试物质
在生物制剂生产之后，科学家还尝试将其装入气溶胶喷射器。
技术人员分散活性生物制剂以进行灵敏性鉴别测试
(1)神经肉毒素和炭疽菌的气溶胶实验
文件显示米国陆军生产、占有并测试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毒物质——神经肉毒素。2014年米国陆军部从迈塔生物公司购买了100毫克神经肉毒素用于杜威试验场的实验。 2007年的实验数据显示当年米国陆军部从迈塔生物公司购入了数量不明的肉毒素。2012年西部沙漠实验中心的报告记载，该实验场完成了神经肉毒素气溶胶实验，同时也完成了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气溶胶实验。
来源：西部沙漠试验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2)杜威试验场的野外测试项目
米国陆军的文档和照片显示五角大楼已经开发出多种传播方式以开展生物恐怖主义袭击，其中包括通过爆炸形式。
来源：西部沙漠试验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生物/化学污染物扩散试验
液体扩散
粉末扩散
扩散试验场
米国陆军报告列举了多种扩散技术，包括生物气溶胶喷雾器技术。这种喷雾器又被称为微空气传播器（音译“科德宝”“美克爱”），米军早已完成开发并在杜威试验场开展试验。这一报告还记载，这类武器可以车载或通过泵压系统压缩到背包大小，如此可适应单兵作战，增强投放准确度。科德宝喷雾器每分钟可以释放50到500毫升生物液，相当于12升罐量。
气溶胶喷射
(3)米国窃取了侯赛因萨达姆生物武器工厂的细菌
苏云金杆菌是生物杀虫剂中广泛运用的昆虫病原菌。阿勒哈卡姆苏云金杆菌是2003年米国主导的联合国特委会在伊拉克收集到的一种细菌，因其是在阿勒哈卡姆的一处伊拉克生物武器生产设施中被发现的，故而得此命名。在五角大楼的部分野外试验中，这种细菌也被应用于生产转基因玉米，以增强抗虫害能力。CIA拍摄的照片表明这些细菌是米国在伊拉克获取的，CIA还记录了在阿勒哈卡姆科学家公寓复原包括生物杀虫剂在内的各种样品的过程 CIA：总共97件样品—所有样品均有标签，且与载片上的单一细胞蛋白质和生物杀虫剂具有一致性—也包括可以用于生产生物战试剂的菌株，2003年在伊拉克一位科学家的住处被复原。
苏云金杆菌
米国联邦合同登记处的消息透露五角大楼利用从侯赛因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工厂中夺得的细菌完成试验。
国防威胁降低局关于细菌实验室分析与野外试验的联邦计划
试验在科特兰空军基地完成，科特兰空军基地是米国空军装备司令部核武中心驻地。这里是测试测试武器的地方，这意味着意味着生物菌斑的野外测试也被归为武器测试这一类。
科特兰空军基地
一部分测试在风洞平台上完成
(4)生物菌斑的野外测试
五角大楼现在正在工作的内容完全是它以往工作的内容，这意味着生物武器项目从未终结。包括1949年至1968年间公开进行的生物菌斑测试在内，米国陆军一共开展了27次此类生物菌斑测试，尽管1968年尼克松总统官方宣布该项目终结。
来源：米国陆军在米国生物战项目中的活动，1977年第2卷125-126页
(5)在车臣的野外测试
推动米国在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军用项目的国防威胁降低局，被指控在车臣和俄罗斯试验一种未知物质。在2017年春天，当地群众报告称有无人机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格鲁吉亚地区飞撒一种白色物质。消息来源处强调既非格鲁吉亚警察，也不是美方非军事人员在俄格边境活动。
(6)俄格边境的920万美元军用项目
国防威胁降低局早已充分渗透入俄格边境地带，主导一项名为“格鲁吉亚陆地边境安保计划”的军事项目。与该计划有关的活动被外包给了一家米国私人公司，即帕森政府服务国际公司，国防威胁降低局以前就曾与帕森公司在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和叙利亚签订类似的边境安保计划合同，在五角大楼俄格边境安保计划中，帕森公司已经获得了920万美元。
2017年，车臣地区当地市民注意到俄格边境附近有无人机喷射器出现
(7)米国国防部测试转基因昆虫以传播转基因病毒
五角大楼至少在基因编辑中投资了6500万美元，米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依托国防威胁降低局的安全基因工程得到了7个科研团队，使用一整套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工程技术开发适用于编译昆虫、鼠类和微生物基因的工具组。
在另一个名为“昆虫种属”的军用项目中，制造转基因昆虫以向植物传递修改基因。这个项目米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总共拨款1030万美元，不仅编辑昆虫基因，同时也编辑虫媒病毒。“生态优先工程”则是第三个持续运转的昆虫基因组军用项目。五角大楼研究意向是合成能够抵抗一定温度的基因改造生物，从而改变生物习惯和食物来源。
(8)转基因人类
除了改造昆虫和虫媒病毒的基因之外，五角大楼还尝试制造转基因人类。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推动的高级哺乳动物基因组编辑工具项目寻求创造一个人体生物平台，将之用于转录新的基因信息，进而以此改变人类的DNA次序。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想要将第47条人造染色体嵌入到人类细胞中。这条染色体将会转录新基因，并将用于制造人体。同倍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此项目中已经获得了2个合同，最高价值110万美元：2015年~2016年大约100600美元源于政府初次购买研究，而2015年~2017年大约999300美元合同联邦合同登记处并没有载明具体用途。这家公司只有两个雇员，且以往无生物研究记录。
(9)绝密的人造病毒研究
2008年至2014年间，米国总计投资大约8亿2千万美元用于人造生物研究，国防部是主要投资人。关于人造生物体的军用项目多是绝密的，在当中有大部分绝密研究由神秘的米军顾问组JASON完成——例如为五角大楼进行的噬菌病毒和基因编译研究，以及为国家反恐中心开展的人造病毒研究。JASON是一个独立决策顾问机构，主要为米国政府在国防事务和科技事务方面提供咨询服务。这家机构在1960年被证实存在，而JASON出具的报告绝大部分都是绝密等级的。由于行政手续原因，JASON的项目由米国麦特公司运作，这家公司与国防部、国务院、CIA和FBI都有合作关系。从2014年开始，麦特公司已经从国防部获得了大约2740万美元合同。
尽管JASON报告都是绝密的，米国空军题为“生物技术：基因改造病原体”的研究报告却百密一疏地透露出JASON组正在研究的内容——5组具有生物武器用途的基因改造病原体。它们分别是：二元生物武器（两种病毒的致命组合），宿主交换病（动物病毒传人，类似于埃博拉病毒），隐形飞机式病毒和人造疾病。人造疾病可以针对特定人类族群制造，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种族灭绝生物武器。
(10)种族生物武器
种族生物武器（又名生物基因武器）是一种假设的主要用来伤害特定人种或只对特定基因组有效的武器。尽管明面上种族生物武器的研发未曾被公开证实，却有文件显示米国在收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生物资料。
米国空军在特定地收集俄罗斯人的RNA信息和滑膜组织样本，这使得莫斯科对处于暗处的米国种族生物武器工程的担忧不断提升。
除了俄罗斯人之外，米国还在中国收集健康人士和癌症患者的生物资料，米国国家癌症研究会从中国的成都、郑州和临县地区收集了300套活人生物样本。在另一个题为“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血清生物标记物发现研究”的联邦项目中，总共分析了349个从中国病患采集得到的血清样本。
米国国家肿瘤学会收集来自北京中国肿瘤医院患者的生物资料
米国通过一系列的联邦计划收集了中国人的生物资料，报括唾液和癌症组织。在这当中，有如下资料：来源于健康人的淋巴瘤DNA基因样本，来源于乳腺癌患者的乳腺癌组织块DNA样本，来源于50个有三例及以上肠胃癌患者的家庭的唾液样本，从北京肿瘤医院得来的基因型50单核苷酸DNA样本，从北京得来3000名胃癌患者和3000名健康人员的基因型。
(11)五角大楼如何帮助烟草公司从埃博拉危机中获利？
米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曾投资1亿美元用于从烟草植物中生产疫苗。 该计划中囊括的公司都归米国最大烟草公司所有——Mediacago, Inc.为米国菲利普莫斯公司共同所有；而肯塔基州生物加工公司是米国雷诺烟草公司的子公司，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孙公司。现在这些公司从烟草植物中生产流感和埃博拉疫苗。 1亿美元的“蓝色天使”项目是为应对2009年爆发的H1N1流感疫情发起的。Medicago获得了2100万美元，在一个月内生产了100亿支流感疫苗。 蓝色天使项目经理人约翰朱利亚斯博士解释称：“尽管有诸多其他种类植物和其他新型蛋白质生产平台可供选择，然而米国政府仍然执意投资烟草基础工业。”
植物基疫苗生产方法是通过人体对目标病毒的免疫反应分离特殊的抗体蛋白来起作用的。就像昆虫和植物之间发生的那样，抗体蛋白的基因被转录到细菌上，由此植物开始生产可用于疫苗生产的蛋白质。 五角大楼为何在多种植物中选择投资烟草植物生产疫苗的动机还不清楚。已知的是：菲利普莫斯公司投资的Medicago公司花费了495000美元以“投资高技术支撑公共健康意愿申请”的由头游说了米国国防部、米国国会和米国健康和公共服务部。由此，五角大楼投资烟草公司去开发新技术并从疫苗生产中汲取利润。
(12)生物实验是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规定生物试验是战争罪行，然而米国并不是这一条约的缔约国，所以无须为它的战争罪行遭受清算。
来源：https://www.sott.net/article/375723-Pentagon-Biological-Weapons-Program-Never-Ended-US-Bio-labs-Around-The-World
原标题：《Pentagon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 Never Ended: US Bio-labs Around The World》
【作者：迪利娅娜·盖亚坦芝耶娃（Dilyana Gaytandzhieva）；察网编译自《南部前线》（South Front）2018年1月29日。】
美军全球布局生物实验室，格鲁吉亚73名实验对象试毒身亡
澎湃新闻2020.5.16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世界已经看够了美国“不问苍生”、尽力“甩锅”的拙劣表演。
忙于“甩锅”的美国，终究甩不掉真相。近期，美国军方在欧亚地区设立的众多生物实验室，其秘而不宣的种种作为，已引起全球特别是俄罗斯舆论的极大关注。
俄罗斯外长：美国在全球部署生物实验室动机不纯
5月1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召开远程视频记者会时表示，美国在中俄两国周边国家密集部署生物实验室，并且不愿公开生物实验内容，其行为和目的，令人生疑。
2019年6月，独立新闻调查机构Armswatch揭露称，美国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生物实验室，秘密研制生物武器，这些实验室分布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以及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地区。报道称，这些实验室都属于所谓“生物协同计划”（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该项目是由美国国防威胁署（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出资21亿美元设立的。
俄罗斯国防部：美国在格鲁吉亚进行秘密生物实验，1年之内曾有73名实验对象“试毒”身亡
根据美联社报道，早在2018年10月，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美国“似乎在格鲁吉亚秘密运行生物武器实验室”，违反了国际公约，并对俄罗斯造成了威胁。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当时指出，美国在格鲁吉亚出资设立了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Lugar Centre）。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门披露的文件显示，卢加尔研究中心曾“把实验对象当作实验室豚鼠”，用来测试一种新的致命毒素。2015至2016年间，有73名参加测试的实验对象死亡。
基里洛夫指出，俄罗斯南部一些病毒性疾病的传播可能与卢加尔中心的研究有关。另外，携带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致命病毒性疾病）病毒的昆虫也反常地出现在俄罗斯南部，他认为，这些与美国军方的实验室不无关系。
神秘的卢加尔公共卫生中心
2019年，独立新闻调查机构Armswatch披露，美国在格鲁吉亚设立的卢加尔公共卫生中心，距当地的美国空军基地仅17公里。
Armswatch称，卢加尔中心开展的军方科研项目，包括对生物制剂（炭疽，妥拉血病）的研究，以及对病毒性疾病（例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研究，此外，实验室还在收集生物样本，用于将来的实验。
报道称，负责运营卢加尔中心的，是美国陆军的生物学家，以及几家美国私人企业。这些美国企业的职员获得了外交豁免权，企业为美国政府工作，不受格鲁吉亚政府的约束。
参与卢加尔中心研究项目的美国公司背景个个不一般：CH2M Hill聘用的是前任生物战科学家，而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在生物制剂方面“有丰富经验”：在1952至1966年间，巴特尔研究所就与美国军方签署过11项生物武器研发方面的合同。过去十年间，巴特尔研究所还得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助，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基地运营一个生物实验室——国家生物防御分析与对策中心（National Biodefens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Center）。它在德特里克堡的实验项目包括：粉末传播技术评估、气雾化毒素危害评估，以及类鼻疽伯克氏菌的毒性评估。类鼻疽伯克氏菌曾被美国作为一种潜在的生物武器进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70多年前，美军曾选择德特里克堡作为秘密发动细菌战的地点，多年来，它一直是中情局隐秘的化学实验和精神控制实验基地，基地的大部分活动也都是“机密”。而在2019年7月，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突然蹊跷关闭了。今年3月，美国民众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调查该基地是否有病毒泄漏情况。
乌克兰曾暴发流感疫情，或与美军方生物实验室有关
Armswatch还披露，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美国军方设立了11个生物实验室。
据悉，乌克兰政府无权管理自己国土上的这些实验室，不能公开关于美国这些实验室的敏感信息，乌克兰还需要将一些高风险的病原体转交给给美国国防部研究。
2016年1月，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市，短短两天内至少有20名乌克兰士兵死于流感样病毒，另有200多人住院。后来，疫情开始扩散，截至2016年3月，乌克兰全境报告了364人死亡，其中81.3％都感染了甲型流感（H1N1）pdm09病毒，2009年，该病毒曾造成全球大流行。
美国军方在乌克兰运营的十几个实验室中，有一所正是位于哈尔科夫市。据信，正是这所实验室泄漏了致命的流感病毒。
美国需要给国际社会一个解释
俄罗斯军方报告显示，虽然美军声称在海外设立生物实验室的目的是“进行生物监测”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等，但其真正目的是研发生物武器相关技术，这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相关条款。
2019年11月20日，独联体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负责防疫工作的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局长安娜·波波娃在会上展示了两幅地图。其中一幅标出了美国在全世界所建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分布情况，另一幅地图则展示了近年来一些国家成为危险疾病和病毒蔓延始发地的情况。这两幅图惊人的相似。波波娃认为，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生物威胁可能与美国所谓的观测实验室有关。
2020年4月17日，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美国不断加强其在境外的生化影响。美国国防部以打击生化恐怖主义为借口，在俄周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具有双重意义的生物实验室。扎哈罗娃表示，对此，美国应该给世界一个解释了。
哈萨克斯坦正在成为针对中俄的生物战平台
还可阅：《米国生物战基地哈萨克斯坦遭遇神秘致命肺炎病毒反噬》
https://mp.weixin.qq.com/s/ozgPaUhhaxAsJWc9R3eqQA 全文
哈萨克斯坦的中央专项实验室纳入五角大楼位于全球25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网络。十分糟糕的是，通过哈萨克斯坦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从1949年起保存的极其危险传染病毒株样本落入美国军方之手：鼠疫、出血热、兔热病、蜱传脑炎及其他传染病样本。实际上美国在哈萨克斯坦领土上已经建立起从事生物战的地下军事基地网。作为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成员国，努尔-苏丹官方却为北约国家提供邻近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领土进行军事研究，难道不奇怪吗？
COVID-19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越来越多的国家沦陷，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信息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疫情导致大量奇谈怪论的产生，从罗马俱乐部地下制造传染病用于减少世界人口到根本不存在这种病毒。最后一种理论的支持者确信，根本没有这种疾病，恐慌是人为造成的，目的是建立“世界政府”。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荒诞的想法，迄今为止这次疫病大流行系人为制造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站得住脚的依据。但形势迫使我们认真反思：北约正在欧亚空间大力推进相当时髦的“军事病毒学”，蕴藏着巨大风险。
2018年10月，俄联邦武装力量三防兵主任基里洛夫少将用一张图清晰注明了美国生物实验室在后苏联空间的部署情况。
一、哈萨克斯坦丑闻
2020年2月，哈萨克斯坦Yvision网站，源引阿拉木图中央专项实验室人员的消息，语出惊人：“哈萨克斯坦专家获得的COVID-19病毒样本与该实验室两年前研究过的毒株完全一致”，指的是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局名为“中东冠状病毒呼吸综合症”的KZ-33项目。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中东呼吸综合症与中亚有什么关系？
据查，2017年一个专家小组在美国教授斯米特的领导下在哈萨克斯坦阿尔滕套、卡尔温古尔和克普捷尔汗的山洞里研究了被冠状病毒感染的蝙蝠。
请注意，位于哈萨克斯坦扎姆贝利州科尔达伊区的生物安全研究所参与了研究，这里居住着大量说汉语、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东干人。
哈萨克斯坦社会运动主席库尔马诺夫认为：“东干人可能了解生物武器的生产情况，甚至可能就是将毒株带入邻近中国的携带者”。
丑闻尚未平息，几周后，冠状病毒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理论并未得到证实，但是中央专项实验室却变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机构。
形式上它隶属于哈萨克斯坦卫生部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而且在国家规划框架内这一科研中心每年领取不足68万美元，即从建立到现在少于400万美元。
欧亚分析俱乐部主席缅德科维奇指出，2016年美国国防部为中央专项实验室的建设投入了近1.08亿美元，另外配套设施超过500万美元。每年美国国防部安全威胁降低局为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拨款约130万美元，德国国防军——不少于30万欧元。此外，北约控制、位于努尔-苏丹的“国际科技中心”拨款数十万美元，95%的资金来自北约各国政府。国际科技中心主任莱曼是美国前军控局局长、美国总统办公厅高级官员。
中央专项实验室充斥着“带肩章的生物学家”。为美国国防部及其项目承包商服务的专家、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德国国防军微生物研究所、英国国防部微生物试验中心的人员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实验室的项目。哈萨克斯坦实验室的人员定期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进行实习。
而且哈萨克斯坦议员、公众对这一构成严峻生物威胁、处于北约国家军方控制下的项目竟然一无所知。
例如，哈萨克斯坦教育与科学部部长艾马甘别托夫告诉议员和记者，阿拉木图的中央专项实验室对于开展科研活动是必需的，对这一设施由五角大楼提供经费并控制却只字不提。
当年阿拉木图地方长官叶西莫夫宣称，他并不了解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建立、开设的计划。Stanradar杂志记者向美国驻努尔-苏丹大使馆询问有关中央专项实验室的情况时，美国外交官声称恕不奉告，并以“某些后果”相威胁。
二、有毒物老巢
中央专项实验室绝非独此一家。除了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美国军方就在哈萨克斯坦5个科研中心开展研究：生物安全问题科研所（格瓦尔杰伊斯基）、国家生物技术中心及其分部、兽医专项中心。据公开来源，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局在哈萨克斯坦实现了28个生物项目，总预算不少于2000万美元。
哈萨克斯坦所有传染病、生物安全和微生物学领域都被北约国家军事部门和各类西方非政府组织网络所控制。
2004年12月8日，美哈签署了政府间关于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础设施的协议修正案，此后美国国防部在哈萨克斯坦正式启动“发现威胁因素并做出反应”项目。哈萨克斯坦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五个防鼠疫站——阿德劳斯克、扎姆贝利、曼吉斯套、希姆肯特、塔尔德科尔甘站开始获得新的实验室设备，在美国国防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计划框架内，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与卫生-流行病系统的专家对炭疽进行了研究。
而且哈萨克斯坦正在成为西方机构在独联体领土上实施生物战的中心。上面提及位于努尔-苏丹的国际科技中心总部，由在独联体领土上工作的克里夫领导。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的“核威胁倡议”也是哈萨克斯坦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的伙伴。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主任叶鲁巴耶夫炫耀，他领导的机构已成为中亚和高加索生物安全协会的创立者。
这一组织的成员国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很能说明问题。目前主要有加拿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英国政府、欧洲委员会、五角大楼威胁降低局、美国国务院生物安全计划，民间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阿灵顿、美国），美国、欧洲生物安全协会等。叶鲁巴耶夫通过“Facebook”与卢卡尔中心驻第比利斯美国公民莫特、美国军医卡拉汉联系密切，也经常与五角大楼的代表会晤。
哈萨克斯坦的中央专项实验室纳入五角大楼位于全球25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网络。十分糟糕的是，通过哈萨克斯坦检疫与动物传染病科研中心，从1949年起保存的极其危险传染病毒株样本落入美国军方之手：鼠疫、出血热、兔热病、蜱传脑炎及其他传染病样本。
实际上美国在哈萨克斯坦领土上已经建立起从事生物战的地下军事基地网。作为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成员国，努尔-苏丹官方却为北约国家提供邻近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领土进行军事研究，难道不奇怪吗？
三、为美国服务的战斗病毒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针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对手实施生物战的威胁绝非空穴来风。作为1972年日内瓦《禁止研究、生产、存储细菌和有毒武器并加以销毁公约》的签约国，美国却拒绝签署2001年规定相互检查机制的法律责任议定书。
美国不止一次进行流感战斗病毒、冠状病毒研究。美国本土禁止进行类似研究，但是2014年据报道，美国专家开展了对人类极其危险流感、严重呼吸道综合症、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病毒的培育工作。据国际科学杂志《自然》报道，由于病原体处理不当，美国佐治亚州疾控中心多次发生实验室事故。例如，人工制造的H5N1流感病毒“泄露”。
杂志写到，也开展了在中国蝙蝠身上发现的SHC014冠状病毒的研究工作。这并非首个类似病毒，因为2013年研究者首次报道从同样蝙蝠种群分离出的其他冠状病毒也具备这种能力。美国斯米特教授在哈萨克斯坦，就像之前在有华人居住的新加坡一样，发现了携带冠状病毒的蝙蝠。难道巧合还不够多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美国军人把COVID-19带到了中国，难道不对吗？
美国本土不能做的事，却完全可以在提供领土开展生物实验的国家实现。以色列政治学家凯德米认为，威胁降低局军事计划负责人是私营公司所有人，并不是直接听命于美国国会，由于缺乏直接监控可能绕开任何法律。这些军事实验室的人员拥有外交豁免权，私营公司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在外交掩护下开展工作，不受接收方国家的直接监控。
凯德米说：
【“不仅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而且经常被称为‘药店’的所谓‘生物安全联盟’（这一‘附属于五角大楼的组织’包括BavarianNordic，Cangene Corporation，DOR BioPharma，inc.，DynPort Vaccine Company LLC，Elusys Therapeutics，Inc.，Emergent BioSolutions，Hematech，Inc.，Human GenomeSciences，Inc.，NanoViricides，inc.， Pfizer Inc.，PharmAthene，SigaTechnologies，inc.，Unither Virology LLC）也参加了早已超出军事实验室框架的隐蔽生物战。”】
除了病毒和危险疾病毒株试验，美国生物武器专家还搜集欧亚国家居民的生物样本。例如，2017年美国空军航空兵训练司令部公布了采购欧洲种族俄罗斯人核糖核酸-活性组织样品的招标。哈萨克斯坦也没有袖手旁观，“带肩章的生物学家”研究了哈萨克人、俄罗斯人、中国人（包括维吾尔族）对病毒的抵抗力。
四、会有组织结论吗？
哈萨克斯坦当局对美国生物武器生产商的偏爱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高度警觉。俄罗斯前卫生主任医师奥尼先科指出：
【“如果回想起位于哈萨克斯坦直接邻近俄罗斯、中国边境领土上的某些类似机构，就可以在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和冠状病毒之间建立有理有据的逻辑链。军事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包括直接来自美国的）正是在那里工作。我们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这一问题：这些实验室对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了严峻威胁”。】
俄罗斯军方也意识到了这一威胁。俄军三防兵主任基里洛夫少将指出：
【“我们认为，实验室部署地点的选择绝非偶然，许多实验室直接位于比邻俄罗斯、中国的领土，对我们国家而言，这是经常性生物威胁源”。】
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个问题：哈萨克斯坦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中国的战略伙伴，为什么不与中俄在生物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如果考虑到前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有着良好的协作经验，中国拥有先进的生物实验室（其中一个就在武汉），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如果COVID-19与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生物实验室之间的联系得以确认，将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但除此之外，努尔-苏丹应该明确，它究竟是谁的盟友、战略伙伴？因为既是集安组织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同时又是针对自己盟友、伙伴的生物战平台，这是绝无可能的。【来源：俄“军事政治分析”4月7日。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华语智库”，授权察网发布。】
提醒在哈中国公民注意防范不明肺炎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2020.7.9
根据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6月中旬以来阿特劳州、阿克纠宾州和奇姆肯特市肺炎发病率较同期显著升高。截至目前，三地已有近5百人感染、30余人病危。今年上半年，哈肺炎共导致1772人死亡，仅6月就有628人死亡，其中也包括中国公民。该病致死率远高于新冠肺炎。哈卫生部等机构正对该肺炎病毒进行对比研究，尚未予以明确定性。中国驻哈使馆提醒在哈中国公民注意上述情况，切实提高防范意识，降低感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