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里被歪曲和篡改的新疆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7-03 18:18:49

金庸小说:被歪曲和篡改的新疆

https://mp.weixin.qq.com/s/RTa1yD_GV8mmUbxtgwv3aQ 半路一把刀

随着我对新疆历史的不断关注,逐渐发现,在金庸小说中的新疆,是非常有问题的。

金庸小说中对新疆认识真正有问题的,是对新疆历史的误读与误导,这一点在其晚年不仅没有改变,似乎还更为明显。

在金庸的小说中,和新疆大面积有关的,一部就是体育老师给我们读的《书剑恩仇录》,另一部则是《白马啸西风》。

 

其中《书剑恩仇录》作为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远没有后来的作品成熟,《水浒传》的影子很明显。有人说《书剑恩仇录》受梁羽生的影响也大,但我一样也不怎么看梁羽生,好在《水浒传》读的比较熟,因此看书中的红花会,差不多就是一个清代版本的梁山聚义厅,连喜欢将出阵的英雄豪杰绰号加名字的罗列一遍这点,都与《水浒传》如出一辙。

金庸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也会出现很多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如《神雕侠侣》里的忽必烈、《倚天屠龙记》里的朱元璋、《鹿鼎记》里的康熙、鳌拜、李自成、郑克塽等等。

《书剑恩仇录》的时代背景,设立在乾隆年间,金庸所选择作为背景的历史事件,是发生在新疆的大小和卓之乱。

书中的所谓回部老英雄木卓伦,原型人物就是大小和卓的综合体,所谓香香公主,原型即俗称香妃的容妃。

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将仇视中华文明,叛乱的大小和卓描写成了正面人物,而将稳定新疆,进行平叛的兆惠及清军极力丑化。

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也可以对某个取自原型的人物重新设定。但问题在于,进行虚构或者重新人设,所反映出的,是作者的历史观。

而更关键的在于,很多人会误将小说当做信史来读,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基本上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对三国历史的认知都是来自这部小说而不是陈寿的《三国志》。也正因为如此,今年大热的连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几个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重要角色,就不能使用原型的名字,贺知章、李泌、李林甫、高力士、岑参等等就改成了何执正、李必、林九郎、郭利仕、程参等等。免得吃瓜群众信以为真。

而做为影响力巨大的金庸小说,就更容易影响一般人对历史的认知。

那么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这一段历史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在《书剑恩仇录》中,回部与清廷纷争的起因是所谓一部《可兰经》(即《古兰经》),是因为兆惠要控制回部而抢走了这部取自麦加的珍藏版经书,这个设定本身就经不住推敲,如果说抢走某个群体的一件什么圣物就能控制这个群体的话,那么是不是抢走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就能控制基督徒?抢走佛骨舍利就能控制佛教徒?或者我们抢走《大宪章》和《独立宣言》的原本就能控制英美?

我觉得这样做除了拉仇恨、找事情、引发冲突之外再无任何意义。

而且在小说中,回部还与红花会这样的汉人帮会结盟,事实上这种可能完全不存在,因为当初大小和卓的反叛,目标非常明确,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消灭“卡菲勒”,也就是异教徒——除非红花会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否则早就被灭的渣都不剩。

这里有个概念需要再次强调一下:迄今为止,很多人还是将“回部”“回人”的“回”当做今天的回族人。没错,某度百科上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说的。事实上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书中对这一概念似乎也没怎么区分,往往写作回族,不过在其修订版本中,新增的最后一章倒是出现了一个“回吾尔”的叫法,比较奇怪。

所谓回部,如果是指族群的话,是满清对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境内族群以及藩属的称呼,主要是指今天的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和回族等,这一点和今天“回”的概念不同。

而如果回部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话,那么就是专指今天新疆的南疆。因为这里是以回人为主的聚居区域。因此所谓“陕甘回乱”,在清政府那里的正式全称是“陕甘新疆回乱”,是包括阿古柏之乱在内的。

历史上大小和卓之乱的真正起因是小和卓霍集占想趁着清军与准噶尔人争战,分裂南疆自立,继而恢复先祖的荣光继续东进,也就是向中原地区推进所谓的“圣战”。因此主动与清廷宣战,扣押杀害了清军将领。

那么乾隆最初又是怎么看南疆回人的呢?

初期的乾隆认为,南疆的回人为农耕的族群,性格柔顺、听话,与汉人无异,而不似游牧的准噶尔人,桀骜不驯,反复无常;其次乾隆认为自己是将大小和卓兄弟从准噶尔人的手中解救了出来的恩人,对方一定会知恩图报。

事实上,乾隆最初的想法就是对南疆进行羁縻式的管理,直白的说就是让大小和卓自治,南疆成为一个藩属就行了,并没有考虑直接派遣官员管理,但没想到大小和卓自己跳出来与清军为敌,这才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而在大小和卓叛乱之初,乾隆实际上一直主张对大小和卓进行安抚,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即使到了最后,也只是明确对大小和卓兄弟及个别骨干分子绝不宽宥,其他人等只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不再叛乱,就不予追究。

但在《书剑恩仇录》中,这些历史背景全部被剔除和替换,清军成了对回部进行压迫、作恶的邪恶力量,将历史完全进行了颠倒,而清军后期平叛的主帅兆惠更是阴险毒辣,“残忍鸷刻”。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关键战役黑水营之战,也完全被篡改。

历史上的黑水营之战是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转折点,简单地说就是清军在南疆的军事行动跌至谷底的最低点,随后便转机,开始一路走高。

关于大小和卓之乱,我在微信公众中发有专门的系列,包括整个战争进程以及黑水营之战等都有详细的文字。不过在这里为了方便阅读,还是简单梳理几句。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治乱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军主帅雅尔哈善因为指挥无能,久围库车城不下,损兵折将,导致乾隆临阵换帅,将雅尔哈善撤职处死。

第二阶段是乾隆从北疆调任兆惠为帅,大小和卓阵营的霍集斯家族投诚,阿克苏、乌什纷纷归顺清廷,南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城镇尽数被清军掌控。

第三阶段就是黑水营之围,清军跌至谷底,兆惠被围,达三个月之久。塔里木盆地南缘重镇和田反复易手,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兆惠岌岌可危。

第四阶段黑水营之围被解,清军在充分准备后全面进击,大小和卓溃败而逃,被清军一路追杀到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最在异乡被处决。

而黑水营之战的起因,其实就是乾隆的轻敌冒进。

在清军取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一系列胜利后,乾隆在清军兵力、马匹、后勤保障均不足的情况下,急不可耐地反复催促兆惠出兵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叶尔羌(今莎车)与喀什噶尔。无奈之下,明知准备不足的兆惠硬着头皮出征,结果身陷重围,被困于叶尔羌河畔的喀喇乌苏,即黑水,结营自保。但即使如此,一万余人的叛军,仍然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始终无法拿下被围在树林里,外无救兵,内部缺乏粮草弹药的4000左右清军。战斗力之渣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书剑恩仇录》中,黑水营之战的起因成为兆惠自大狂妄,率兵进攻,双方的兵力也彻底反了过来,成了清军兵力优于回人,清军在进攻叶尔羌城的过程中,先后身陷沼泽、进入叶尔羌空城被火烧、遭遇雪崩等,步步吃亏,损失精兵动辄以万计。而回人一方则斗志昂扬,以少胜多,奋勇争先,以此来表现清军的无能与回人的英勇。

这些所谓的虚构,只不过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即清廷一方是邪恶的,而回人一方是正义的。

 

金庸出现这样对历史原则性的颠倒,就颇有问题了。

据说冯其庸作为金庸的书迷,还专门到新疆查找《书剑恩仇录》中提到的一个叫“玉旺昆”的地名,而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杜撰的地名,根本不存在。

作为一代大学者、红学家,尚且会将小说的虚构将信将疑,更何况普通人呢?

 

再顺便说说所谓香香公主。

很多人受野史、戏说的影响,都以为所谓香妃是小和卓霍集占的一个女儿或者一个小妾。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显然也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真相是,香妃一家虽然是大小和卓的亲戚,但却在大小和卓叛乱后,先是远走他乡躲避,也就是不参与。随后又归顺清军,协助清军进行大小和卓的平定。完全是大小和卓的对立面。

香妃的曾祖父与大小和卓的曾祖父是亲兄弟。在大小和卓并平定后,香妃这一脉都搬到了北京。香妃的叔叔额色尹被乾隆授予辅国公爵位,额色尹的儿子,也就是香妃的一位堂兄喀沙和卓因“勤勉奉职”,后来被加封晋升为镇国公。

而香妃的亲哥哥图尔都,于乾隆二十七年,因“追论攻喀什噶尔功”,也被封为辅国公。因而在清代的一些史料中,记载香妃为“图地公”之妹,图地公就是图尔都——实际上按照现在的译写应该是吐尔地。

所以香妃根本不是什么强行被纳入后宫的。而是按照当时的正常方式,从功勋阶层选秀进入的,被封为容妃。当然,乾隆这一选择,肯定也是有政治上的考量,以期通过容妃牢固和回部的联系——皇帝的婚姻大都如此。

容妃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离世,享年55岁,葬于清东陵。1979年被考古发掘,但是墓葬已被盗,只找到容妃的头骨和一根灰白色的发辫。

按照野史的戏说,乾隆与容妃的关系就完全变了味,什么被纳入后宫的香妃时刻不忘报仇,怀揣利刃,一直找机会要行刺乾隆,后被太后赐死云云,完全是一派胡扯。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戏说,图个热闹,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在这种叙事中,乾隆被暗示成一个欺男霸女之徒,而所谓香妃则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再进一步就是同情大小和卓了。这个逻辑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统一新疆、避免分裂的乾隆成了恶人,搞极端宗教,分裂新疆的大小和卓反而成了悲情人物。

很遗憾的是,金庸不仅仅选择了这个香妃的版本,而且在整个《书剑恩仇录》中,都始终站到了历史上分裂新疆、进行极端宗教的大小和卓一方。

 

另外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对于新疆地理人文的谬误也比比皆是。

随手举一例,在第十四回《蜜意柔情锦带舞长枪大戟铁弓鸣》中,描述木卓伦、霍青桐与手下回众歌舞,是“马头琴声中,歌舞四起”。而实际上马头琴是蒙古人的乐器,回人,或者说维吾尔人根本不用马头琴。而且书中还出现了维吾尔人弹奏冬不拉的描写(书中写为东不拉),冬不拉也不是维吾尔人的乐器,而是哈萨克人的。维吾尔人用的乐器是都塔尔、热瓦普、弹拨尔等等。

在相同的篇章里,金庸还描写了回人饮用马奶酒,所谓:“几杯马奶酒一下肚,脸上微红,甚是欢畅。”

不过遗憾的是,首先马奶酒也是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族群的东西,其次这一段前面还在描写木卓伦引用《可兰经》,张口闭口“穆圣说”,怎么接下来就喝开了?不知道伊斯兰禁酒吗?

而且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借着木卓伦、霍青桐等人之口,过来过去的引用《可兰经》,“穆圣说”“穆圣教导我们”等等不绝于书。实际从理论上讲,《可兰经》并非“穆圣说”,穆罕默德只是一个替真主传话的人,而且还不是第一传话人。第一传话人是哲伯拉依,也就是基督教中的大天使加百列,加百列把话传给他,他再传给众人。

大概金庸是觉得在小说中引用《可兰经》还不够,在其晚年修订版的《书剑恩仇录》中,索性在最后又添加了一章《魂归何处》。从文学角度上讲,本身这一章就是画蛇添足,反倒破坏了留白的韵味。而再看这一章的内容,好家伙,基本上就是用来传播伊斯兰教义的,大段大段地引用可兰经,而陈家洛也哭着喊着要入伊斯兰教。

文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话:“满洲人也是安拉造的。安拉所造的男人女子,有许多不信奉安拉,不遵从安拉的规律,安拉最后会惩罚他们,叫他们失败。”

这意思,是不是信基督、信佛祖、信太上老君或者是无神论者最后都不得好死?这基本就是和ISIS差不多同一口径了。

金庸在这一章的结尾还专门有个注,说“本书中所引《可兰经》之经义、经文,均系根据中文译本或阿拉伯原文及英国企鹅版英文译文对照本”来证明自己所出有据。

我们知道,在金庸的小说中,对儒道释的内容引用的很多,比如《天龙八部》的名字就是直接从佛教中而来,但无论金庸在引用儒家、道家还是释家时,大都是随手拈来,非常贴切,不着痕迹,臻于化境。这说明金庸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了然于胸。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金庸在引用《可兰经》时,明显是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地硬凑,十分的生硬刻意。

大概金庸这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精通所有教义的大师吧,无论儒家、道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祆教、摩尼教,从三坟五典、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到江湖黑话无一不精,所以才会要如此用力,反倒露出了短板。

顺便说一句,其实金庸所描写的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着将摩尼教与祆教(即拜火教)混为一谈的问题,这个就不多说了。

如果说《书剑恩仇录》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是因为有着金庸受到厌恶满清的大环境影响以及不熟悉伊斯兰教、写之前没来过新疆等原因,那么另一部关于新疆的小说《白马啸西风》则存在着无可回避的硬伤。

 

我再多说两句。

第一句是:新疆历史上的每一步都是用血换来的。

第二句是:对于我所说的《书剑恩仇录》,或许只有新疆人才更能懂得我在说什么。

 

 

接下来说说《白马啸西风》。

这部小说里牵涉的新疆问题长远了点,是唐代。很多人认为金庸之所以仇清、反清,是因为祖上的恩怨,查家的家仇。但如果你看完《白马啸西风》,估计就不会这么简单的认为了。

那么在金鹰的《白马啸西风》中,笔下的唐王朝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白马啸西风》的时代和背景比较模糊,其实故事在新疆的具体发生地也比较混乱,一会儿草原,一会儿回疆,一会儿又是高昌,这几个概念实际在新疆是属于不同地理范围的。

《白马啸西风》中并未特意交待年代背景,各种版本的插画也不一样,男性扎发髻和留辫子的都有。但是书中有两条线索都指向了故事发生背景为清代,第一是书中用了回疆这个名称;第二是在说到高昌迷宫时,有距今千余年来这样的话。

前面说过,回疆,也就是回部的名称是清代对南疆的称呼,而李世民灭高昌是公元640年,加上一千年就是1640年的明末崇祯年间,再加上个千余年的“余”,怎么着也到了清代。而且书中还提到了当时中原的繁荣与富足,那么肯定不会是晚清,而只能是康熙到嘉庆这四代皇帝之间(当然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见得有多富足)。

但这样的话,书中哈萨克人的存在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在清廷平定准噶尔之前,新疆是没有哈萨克人的。即使后来清军灭了准噶尔部,哈萨克人也只是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越境到北疆的伊犁一带放放牧,哈萨克正式大规模进入新疆是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因遭受沙俄迫害逃入中国。而且迄今为止,南疆,即所谓回疆,也没有哈萨克人部落。

更重要的是,书中提供了高昌迷宫这个设定,书中的一些人物是守护这个迷宫的,迷宫又是在高昌城内的。那么故事的发生地就比较明确,只能是吐鲁番盆地。然而问题在于吐鲁番也基本没有哈萨克人生活。

我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在整个吐鲁番地区,只有位于托克逊县北部山中的通沟村,有一个300多人的村落,其中有着200左右的哈萨克人,而且还全都是1933年从阿勒泰迁来的。

但作为一个小说,这些都不重要。我再说一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牵涉到了历史的小说传递给了我们怎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小说中,金庸专门追述了一下高昌国的历史:

“唐太宗贞观年间,高昌国的国王叫做鞠文泰,臣服于唐。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鞠文泰对使者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里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王化,于是派出了大将侯君集去讨伐。”

这段叙述大体上没错,麴文泰所说老鹰与老鼠的一段话也是出自正史的原话,但是金庸却在这段话中夹带了私货,不显山不露水的偷换了概念,将李世民与麴文泰在经济、军事战略上的矛盾转移到了文化上。增添了唐太宗李世民要高昌“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这一内容,将麹文泰所说的“各得其所”,曲解为:“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

而且在小说最后,金庸借助主人公之口,说:“这个汉人皇帝也真多事,人家喜欢怎样过日子,就由他们去,何必勉强?”

而所谓高昌迷宫内的珍宝,也不过是唐太宗所赐的“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

书中又借助高昌人之口说:“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欢。”

金庸在这里,完全背离史实,抹杀了历史真相,将一个历史上汉人的高昌国说成了异族城邦,直接鼓吹高昌自古以来就与中华文明没有关系。

而事实上,麴文泰本身就是正儿八经的汉人,不光麹文泰的麹家,高昌大姓的张家、阚家、马家、阴家、索家等等都是汉人,祖上全都是从今天甘肃一带迁来的,比如麹文泰家就是从今天的兰州迁来的。

我发现有不少人对高昌,都持有金庸的这一观点,比如在前两年黄晓明主演的那个《大唐玄奘》里,麹文泰不仅穿着一身搞不清楚是什么民族的打扮,而且说起话来跟外国人说汉语一样怪腔怪掉,这不是搞笑吗?一个兰州人汉语能说成这样?

简单地说,自汉代以后,高昌从来都是汉人聚居区,即使是魏晋南北朝,内地是五胡乱华,打成一锅粥,匈奴人、氐人、羌人、羯人、鲜卑人等等纷纷建立政权,高昌还是以汉人为主汉文化为主导的聚居区域,这一状况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退出西域,高昌的人口构成才逐渐改变。而且与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赶走唐军,接棒高昌的,不是来自西面或北面的游牧部族,而是来自南边青藏高原的吐蕃人。

当然吐蕃人在高昌,或者说在新疆占据的时间很短,只有五十来年,然后就被从蒙古高原西迁而来的回鹘人给赶跑了,回鹘人因此在吐鲁番建立了第二高昌国,或者叫回鹘高昌国。

因此李世民除非脑子有问题,否则怎么会去要求本就是汉人王国的高昌汉化?而事实上反倒是李世民有着鲜卑血统,李世民的奶奶和老妈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以及往上几代,都是鲜卑化很重的汉人,因此李虎还有着一个鲜卑的姓氏“大野”。

当然也有人替金庸补锅,说虽然麴文泰是汉人,但在新疆这么多代,早已胡化,而且高昌国有大量各色胡人,算不得是一个汉人政权。

这基本就是想当然的瞎扯,或者是鸭子死了嘴不烂的硬撑。

无论是史料还是今天出土的文物,都证明了高昌国就是一个汉人政权。

当时的高昌官员设置、行政管理、郡县划分都是汉文化的,比如官员就设立有长史、司马、主簿等等,这些官员名称有哪一个是柔然或者突厥的?

当时的高昌国在行政区划上,划分有田地县、高宁县、横截县、威神县等等,而今天吐鲁番的吐峪沟,因为沟谷不通,呈丁字形,所以当时叫做丁谷;葡萄沟由于气候凉爽,山脉呈八字形,而被叫做八风谷。这些地名又有哪一个是柔然或者突厥的呢?就连高昌城本身的城门也分别叫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等等。

至于在今天吐鲁番出土的浩如烟海的文书,也都是汉文的,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都是汉语,从出土文书我们知道当时高昌的孩子所学的就是《论语》《诗经》《孝经》《春秋》等等。今天能见到最早的《三国志》抄本就是出自吐鲁番的鄯善,时代为东晋。

而如果说汉文佛经,那就出土的更多了。

至于伏羲女娲图,应该都不陌生吧?这种典型的汉文化葬俗,汉代以后就不再在中原流行,但在吐鲁番盆地从魏晋南北朝一直保留到了唐代。

其他如墓志铭、镇墓兽、随葬人物俑、生肖俑、衣物疏以及出土的典型汉人食品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也幸亏是吐鲁番干燥炎热,才让这些东西保留到了现在成为铁证。

所有这些,又有哪一点不能证明高昌政权的文化属性?

▲  吐鲁番博物馆中众多墓志的一块,完全是汉文化的东西。上面清楚写着延寿四年。延寿是高昌国的年号,延寿四年即公元627年,距离高昌被李世民所灭还有13年

▲  不会有人告诉我饺子是胡人的食物吧?

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高昌有大量胡人的确不假,但这里从汉晋到唐代始终是一个汉人性质的政权与聚居区域却是无疑的,而且出土的墓葬也显示,生活在这里的胡人大都改为汉姓,有些已经完全按照汉文化习俗下葬。

这就像我们不能说唐长安城因为有着大量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以及高丽人、日本人,有着长孙无忌、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这些非汉人将相,就是一个非汉人政权一样荒谬。

之所以在这里要用这么多篇幅来说明高昌国政权的属性,就是为了要搞清楚金庸在这里是完全编造、篡改了高昌国的历史真相。从而将代表中央政权的唐王朝,塑造成为了蛮横、狂妄、欺压弱小的形象。而将原本是汉人政权的麹氏高昌包装成异族政权后,更显得悲情和令人同情。

不要以为金庸将麹氏高昌改为异族政权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这样篡改之后,唐与高昌之间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唐王朝对高昌之战成为完完全全的非正义之战,中华文化成为了强加于人的可憎之物,不得人心,李世民的所作所为便是欺压周边的民族、消灭多元文化的自大狂。这一点,倒是和今天的白左,或者某些极端分子的观点一致了。

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多元的朝代,大量域外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娱乐形式涌入唐朝。以至于“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而唐王朝重用胡人,一视同仁我们也是知道的,否则也不会有安史之乱。

那么李世民攻打高昌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经济上的矛盾。

我们看中国历史就能发现,凡是强盛的朝代,都拥有西域。这是因为唯有拥有西域,世界才是通的,否则就是死的。唯有拥有西域,才能和西边进行贸易,引进各种新技术。因为东边是大海,那时候就算是跨过太平洋到美洲也没用,美洲那时候还是蛮荒之地,南边也是,所以只能向西。

用刘阿姨的话说,就是咱们这是块文明的洼地,只有源源不断的输入才能保持强大,然后再传输给更洼的朝鲜日本东南亚。

中国是不是文明的洼地咱们先不讨论,但是和西边做贸易的确是很重要的。而高昌的位置,刚好在西域与中原之间。因而高昌的财政支撑,实际上就是对往来的商旅收税,也就是靠收过路费。

收过路费这事儿今天的咱们都感同身受啊,这玩意儿要是没人抗议的话,只会越收越高,越收越不要脸。因此当时西域诸国就逐渐受不了高昌的关税,向唐王朝提出咱们能不能重新开辟一条道路,不再经高昌过来。李世民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将汉代的一条已废弃的故道重新开通,绕过了高昌。这下高昌就扛不住了,没钱了。

因此高昌选择就是倒向了西突厥,同时攻打西域诸国等等。李世民自然坐不住了。这是经济上的原因。

其次,李世民攻打高昌还有战略上的原因。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西突厥等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王朝始终是威胁,要摆脱被动,那就要控制西域,断其右臂,占有战略空间。汉武帝当年对匈奴就是这么做的,要不然你以为张骞出使西域是观光旅行吗?

那么高昌倒好,恰恰与西突厥结盟,截杀使节商旅、攻打属国什么的,直接把路给断了,而且麹文泰还收留唐朝的逃亡人员和要犯,李世民要求麹文泰将这些人引渡回来,也遭到了拒绝。这也就是说,攻打高昌,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草原上西突厥等游牧部落的长远威胁,更是要解除高昌这个横在眼前的威胁。这个威胁一日不除,中原一日不宁。

当然李世民也期望这事儿能和平解决,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在早期的时候,麹文泰曾经到长安觐见李世民,就认了麹文泰的妻子为妹子,封为常乐公主,这样麹文泰就成了李世民的妹夫,成了一家人。而当双方闹得不愉快之后,李世民给麹文泰写信劝说,希望能挽回局面,同时召麹文泰前往长安。但都无效。于是派侯君集出兵,最终灭了高昌。

这一段历史其实很有意思,也很有写一写的必要,有机会了我会专门写写。

 

通过与真实的历史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金庸完全更改了整个事件的性质,那么金庸想要以此表达的信息什么呢?是中央王朝可憎?大一统可憎?汉民族可憎?还是中华文明可憎?或者说中国就不应该拥有西域?

金庸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作家也就罢了,问题在于金庸好像还当过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这就让人不由得不多想几个为什么了。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金庸之所以立场如此,就是为了写的小说好看,或者在反思中华文明的时候,有点偏颇。

我再次申明,小说你可以随便虚构,但是立场却不是。

通过《书剑恩仇录》与《白马啸西风》两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对于新疆的历史观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对新疆的分离与去中国化是支持的,至少是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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