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新中国把鬼便成人【社会主义新人系列】

作者:懒残僧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8-12 10:24:12

《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出版于1988,很幸运还能在上海图书馆借到。书中的各种关于娼妓新生的案例,读到时往往鼻子一酸,想留下泪来。不得不感叹曾经我国文宣工作的杰出,宣传的主旨便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说到底,新中国娼妓改造运动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要谈上海娼妓改造,我们必须先了解,新中国接受的,是什么样一个上海。

1917年,有个叫甘博尔的英国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比例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上海和北京名列第一第二位,分别是1:137和1:259。而北京的总人口大约是81万人,上海的总人口大约是255万人。这使得旧上海的妓女总数成了世界之最。甘博尔的数据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公娼,如果根据鲍祖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算上私娼,大约每20名左右的女子,就有一位是娼妓。剔除老妇人和幼女,这个比例更为惊人。

上海的娼妓活动时间上始自19世纪20年代。当时侵略我国的外国兵舰经常停泊在黄浦江上,许多洋奴便将浓妆艳抹的中国女子载上小船,送去供外国兵消遣。这种小船一般都砌上白漆,被上海人民愤怒的称之为“白肚皮”。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首批开埠,各国竞相来到上海抢占租界。数年间,高楼林立,人口骤增,成了“冒险家”“淘金者”的乐园。而淫乐业,也随之急速膨胀。周边地区破产农村的贫苦女孩纷纷来上海讨一碗饭吃,其中大多数都不得不陷入火坑。

国民党统治上海后,以对娼妓业加强管理为名,实行“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把卖淫场所公开化成为风化区,进一步推动了淫乐业的发展。

上海的娼妓活动空间上始于租界,后来蔓延到南京路至公馆马路(金陵东路)一带,尤其以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和大世界、八仙桥等地最为集中。

一位有心人,从人民广场走到大世界,认真一数,短短一段街上拉客的娼妓竟达764名之多

从二马路到五马路,每条路都有一段出名的青楼韵事,比如九江路的“赛金花”。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十三岁便在上海当了妓女。在清末状元洪钧为她赎身后,随其出使英、德、奥、俄诸国。回上海后化名曹梦兰重操旧业,报界老板深知这是十里洋场的好素材,于是大肆炒作。这使得寻欢作乐之徒竞相登门。九江路从此成了风月之场。赛金花和洪钧的故事还被曾经朴写入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

此时旧上海的淫乐业,可谓名堂百出。各种对娼妓的称呼稀奇古怪,类似流氓切口。

比如公娼,就分为“长三”“幺二”“咸肉庄”“雏妓”“外国堂子”等十多类。私娼也有“荡白”“半开门”“私门头”“抛岗女郎”等各种名色。高档的妓院还会冠上一个风雅的名字,比如“书寓”。所谓“书寓”,是因为里面的妓女被称为“女校书”。“校书”就是说书的意思,能谈能唱,理论上卖艺不卖身。但随着上海淫乐业的发展,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女校书”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就是“长三书寓”。所谓“长三书寓”,意思是“喝茶三元、侑酒三元、留宿三元”。她们自称“校书”,是为了抬高身价,当然也的确有些才艺。她们服务周到,房间也富丽堂皇,属于高档妓女。

“长三”之下便是“幺二”。“幺二”的意思是,“喝茶一元,侑酒一元,留宿第一次六元,第二次二元”。如果说“长三”妓女有自己的住所,那么“幺二”妓女则住的是鸽子笼。妓院老板把房子格成小间,每个房间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梳妆台,终日照不到阳光。“幺二”之下便是“咸肉庄”。之所以叫“咸肉庄”,是出自俚语“斩咸肉”,意思是这些妓女已经不算作人,只是一群人肉。出入“咸肉庄”的都是土匪、流氓、地痞之类社会渣滓。“咸肉庄”的妓女没有人身安全,被顾客打死也就打死,法院一听“咸肉庄”便根本不理会。

另外还有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咸水妹”;在街头拉车夫、摊贩的“雏妓”;年老色衰的“跑堂口”;鸦片馆的“花烟间”;向导社、按摩馆改过来的“新兴妓院”;以及白俄罗斯、日本、朝鲜等流亡女子“外国堂子”。而私娼又分为,陪人荡马路,荡着荡着跟人开房的“荡白”;良家偶尔卖身的“半开门”;什么人都迁就的“抛岗女”;以酒吧侍女为身份暗中接客的“玻璃杯”。

从妓女和老鸨的分账模式上区分,又分为“讨人”“包帐”“拆账”“伙计”“相帮”。

“讨人”就是买断妓女的生死自由;“包账”是买断几年的生死自由;“拆账”就是妓女可以获得抽成;“伙计”就是诱骗良家接单;“相帮”是因为欠了债务,在还清前被迫下海。这些妓女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在外面与人交谈,也不准支借现金。“拆账”的妓女得了小费也必须交给老鸨代管。实际上老鸨往往会以添置衣物和化妆品为由将小费一笔勾销。“拆账”的妓女表面有“人身自由”,但是有事出去一天,还要交给老鸨五个“夜厢”,也就是五个嫖客的住夜钱,大概40元。妓女从良或者回家养病,都得给老鸨补贴“夜厢”,甚至有的妓女不得不在养病期间借高利贷支付“夜厢”钱。而妓女生病是大概率的事,下等妓女进了火坑,不满半个月就会染上花柳病,日久皮破肉烂,每次出卖肉体都钻心的疼,但还要被迫接客。否则,就会遭受老鸨各种虐待。比如跪玻璃渣、刀戳肚子、捆起来、吊在天井或者用竹筷子扎破脸颊。

买断一名妓女的生死自由只需要几十元,然而她们的初夜老鸨就能卖一到两条小黄鱼。老鸨们之所以剥削娼妓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设妓院起码要有两种资格。一是有人口贩子的渠道。二是要拜流氓头子为师。在上海这个地方,人贩子并不难找,但是拜老头子就很有讲究。先要找到一个“学”字辈的徒孙,在孝敬了他上千元之后,由他引荐拜“五”字辈的徒子做老头子。从此之后,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永无止境。孝敬好“五”字辈的徒子,由“五”字辈去孝敬好三大亨,三大亨再去孝敬好洋人,就可以保证妓院主在上海黑白两道吃得开。

解放后,各个城市相继禁娼。禁娼模式无非北京模式和天津模式两种。

北京模式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一举关闭全部妓院,集中所有的妓院老板和老鸨加以审查处理,所有妓女收容教育治疗疾病。

天津模式是先采用各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关闭妓院。因为解放前夕天津妓女有近二万人,靠妓女为生的茶房等职工也有一两万人。刚解放经济还很困难,如果一下子全部封闭妓院收容妓女,势必增加人民的负担。

而上海走的大约是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模式,虽然并非马上禁娼,但却不惜一切代价。

解放伊始的上海,面临大批工厂停工,经济困难,银元贩子活跃,物价飞涨,以及特务破坏,敌机轰炸等许多重大问题。所以上海并没有像北京一样,一解放就进行大刀阔斧的禁娼。而是到了两年多后(1951年11月25日)才正式下令禁娼。但上海政府为了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早就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一,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跳出火坑。关于脱离卖淫生涯的妓女,由上海人民法院确保他的自由。

二,颁布管理纪律的暂行规定。比如,不接待公务人员,不接待少年,不在妓院吸毒或者赌博等十四条禁令。公安局对违反禁令者予以打击。

三,组织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妓女参加学习,接受生产劳动的技能培训。最先组织起来的是“百乐门”和“维也纳”,从良的姐妹学习织袜技术,办起来一个小型织袜厂。

四,明确指出妓女是受害者,将其成分定为“游民”或者“城市贫民”。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有家送回家,有结婚对象帮着结婚。无处可去的,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五、收容流浪妓女。收容的流浪妓女中,60%吸毒,几乎人人有性病,而政府为她们戒毒治病。

1951年,上海娼妓改造运动正式打响,成立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上海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51名妇女干部向民政局报道,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整整20天。按照规定,在抽调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

这51名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队伍。这批妇女骨干中,有18岁的小姑娘,听说自己要被抽调去管“野鸡”,放声大哭,最后关头做通了思想工作;有年近半百的地下党员,接到通知后,不顾自己的心脏病和高血压,收拾行李就走;有生了三个孩子的女寡妇,她安排好孩子食宿,就来报道。这些女同志被精心挑选,都有着中学以上学历,以及出色的群众丰富经验。

在禁娼第一枪是11月25日,上海政府在14个小时内封闭了72家妓院,收容妓女501名,并对剥削妓女的妓院主、老鸨集中到劳改所,日后按照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而收容妓女的妇女教养所并非劳改单位,里面住的都是被糟蹋和摧残的苦难姐妹。因此教养所前面没有铁门,也没有围高墙,更没有一个武警人员。进门可以看到一幅大标语。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教养所内有文娱活动室、医务室、托儿所、图书馆、工厂、厨房、饭厅、大礼堂、花园。许多妓女刚开始还非常恐慌,她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有的呜呜哭个不停,有的闹着不肯去,有的怀着敌意准备一拼。可踏入各公安分局,首先看到的不是手铐,而是热气腾腾的点心。工作人员为他们端茶倒水,口口声声叫她们姐妹。

禁娼的第二枪是1952年9月25日。

此时,担任管教第二批妓女的妇女骨干,已经由之前第一批新生的姐妹们担任。她们既是第二批妓女的导师,也是榜样。然而第二批妓女大收容,遇到了种种困难。第一批收容后,上海市的公娼已经绝迹。所以第二批大收容的对象,都是私娼。这些私娼和旧上海遗留的流氓团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大收容正断了这些流氓团伙的财路。

在第二批大收容中,闹事的是一个叫做九条龙的流氓组织。他们在收容的妓女中,和一批叫做“十姐妹”的暗娼头子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妇女教养所,煽动教养所觉悟不高的姐妹出逃,重操旧业。此时,第一大队的姐妹挺身而出,封闭教养所的大门,用身体护住电话机,直到女干部叫来增员。这场暴动中,教养所的干部和翻身姐妹被吃耳光、被打伤、衣服被扯碎的不计其数。而“十姐妹”和“九条龙”事后被送去了劳动改造所强制改造。

在妇女教养所中,同志们采取各种方法,来唤起她们心中的希望。

第一种方法是“诉苦”。问题是很多长期在苦水中浸泡的姐妹听到“诉苦”两字,却感到突兀和不可理解。“诉苦!我们诉什么苦?”,甚至有的人麻木到嬉皮笑脸说:“我们穿金戴银有啥苦?”。

然而当上海市公安局向这些受害人宣布,上海市已有114名罪大恶极的妓院主被逮捕,210名较重罪行的老鸨送往漕河泾第一劳动所强制改造。人群开始骚动,突然一个瘦弱的姐妹奔上台去,在公安面前双膝下,跪声嘶力竭的喊道,“那个叫阿陈的坏女人抓到没有?求求你们抓到那个坏女人,我要报仇!”她叫陈翠英,瘦得皮包骨头,30来岁的人才70斤重,一天不吸毒,便眼泪鼻涕、四肢无力。吸毒当然不准,她便大吵大闹,前两天还用玻璃杯砸破了工作人员的脑袋,今天她一边认错一边大声哭诉起来。

第二种办法是“治病”。

在第1批检查的501名姐妹中,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上海市人民政府调集治疗性病专家和有关医生16名,进驻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其中皮肤科8名,泌尿科4名,妇产科4名。其中不少人曾在德日法等国留过学,是技术高超的名医。说到治疗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原来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可姐妹们没有盘尼西林就治不好性病,所以报告从教养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陈毅市长的办公室。“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市场果断做出了决定。一位姐妹曾经被人拐卖了很多次,所以始终怀疑教养所别有用心,要把她卖去当苦力。然而卖苦力的通知没有来,教养所查出她得了子宫癌,却通知送她去做手术。两个月,治好了病,她又喜又愁,因为医药费要790块。医生却告诉由人民政府承担,不用付一分钱。

第三种办法是“识字”。

第一批501位姐妹进所的时候有文盲275名,而在半年学习后,基本消灭了文盲。许多姐妹曾经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因为不认字,才稀里糊涂地签下来卖身契。秋妹当年自己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省点钱给父母还债。她每年都通过一位先生与家里写信交流,并托他把钱带过去。后来才发现,这位先生从来就没有帮她寄过信,而所谓的回信都是伪造,连母亲去世她也不知道,钱也全被先生私吞。而直到秋妹在教养所自己学会认字,能够写信,才真相大白。在教养所认字班的结业会上,每个姐妹都要自己给家人写一封500字的信。姐妹们互相鼓励学文化,还相互调侃自己都是“孔门子弟”。如果谁写信写的好,教养所还会奖励笔记本和钢笔。

第四种办法是“库楼”。

在旧社会稍微有一点财物,老鸨都会抢走或者借机霸占。而人民政府承认姐妹们在火坑里的血汗钱。进教养所时,所有姐妹的私人物品全都存放在库楼,教养所代为保管。即使里面有项链、金戒指、金锁片,也会一样样叫会计出具一式三份的收据,队长一份,库楼一份,本人一份,离开教养所时可以带走。有一位姐妹在进教养所前在法院打了离婚官司,每个月有8元的抚养费。教养所也帮她全部记录好,并且在她离开教养所时,通知法院更换汇款地址。

以上几种改造方法,只能救助那些有心向善的人,而不能改造自甘堕落的人。

娼妓久陷火坑后,最主要的是问题是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变得麻木。她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也不懂得尊重自己,对于讽刺、嘲讽、奚落、挖苦,她们全然不羞,一概报以轻浮的笑;别人打她、骂她、大声赶她,偏要拉拉扯扯,打情骂俏送上门来。

恢复和培养人格尊严是挽救教育自甘堕落的姐妹们的最难一件事,也就是把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要恢复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就得问她的人格尊严是在哪里失去。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是部分女人自甘堕落的主观原因。可是这群可怜的女人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劳动的技能,没有体会过劳动创造的欢乐。想要使她们重获新生,就得让她们认识到劳动的快乐。对此,教养所制定了参加劳动4项原则。

一,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由少到多,由轻到重逐步增加劳动量,一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二,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身体文化的条件,尽量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如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以及医务保育炊事等等,使她们学得一技之长,为将来安置就业创造条件。

三,表扬她们的点滴进步,开展“评质量、评产量、评操作”和“找窍门,找潜力”为主的“三评两找”红旗劳动竞赛,发动工厂与工厂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各人与各人之间的挑应战,夺红旗。

四,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

经过劳动和思想上的双重指导,让她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价值。棉花工厂的风车原来是就是老爷车,有两道工序,早晚两班工人操作,姐妹们大胆开展技术革新,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劳动力减少一半,光这一项革新每月增加产值就达到3万元。织袜工厂的摇纱车原先是单架摇车,每人每天最多摇一包到两包,现在姐妹们一起动脑筋,将单架摇纱改造成双架摇车,每人每天可以摇三到五包。

杜粉珠出身江都农村,从小依父母之命被许配给一个老实农民。可她不甘心乡下的清苦,听说上海是花花世界,钞票遍地有的捡,想去发点洋财。临走前奶奶苦口婆心的劝她,可她只当做耳旁风。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寸步难行,终于被人贩子卖入了火坑。几年后,她攒了点钱,想回乡与亲人团聚。但她在上海为妓的消息早就传回了老家。她的奶奶和父母听到后痛恨切齿,一见她进门,就用东西扔她。她只得泪汪汪的回上海做妓。杜粉珠在妇女教养所接受改造后,第一次收到发给她的工资,便央求有文化的姐妹替她写信回家。“请告诉我奶奶,这钱是干净钱,多写几句是“干净钱”,请她老人家买点补品吃吃。”

吴月娥被收容后,政府为她治好了性病,教她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四年努力,她从一个文盲变成了能写会算的工厂检验员,得了不少奖。可她依然这么胆小,每当查出袜子不合格,只要她听说袜子是正规的“先生”“姑娘”摇的,比她“野鸡”的身份高的多,她就会吓得浑身发抖。有一天,工厂干部叫吴月娥送400打袜子去上海东站托运。她愣住了,“400打袜子,就我们三个收容人员,你们信得过吗?”回来时,她激动的哭了,“车站检验员横一个“同志”,竖一个“同志”叫我们。“同志”是我们这号人配得上叫的吗?车站检验员是国家干部,我们竟然和他们一样成了他们的同志!”

黄阿金是离开妇女教养所首批姐妹之一。她胸佩大红花,喜气洋洋的坐在工人文化宫大礼堂的最前排,迎接这一时刻。黄阿金说自己九岁就当上了童工,从那时就想当一辈子工人。改革开放后,她不顾老鸨威胁,同十个姐妹一起,坚决洗手不干。解放后不久,手工业协会的同志送了她们十多张工人文化宫的票子。解放前的工人文化宫是东方饭店,是有钱人玩乐的地方,不少受拐骗为娼的妇女在里面受到侮辱。而解放后的工人文化宫,只有有钱劳动人民才能进去。这次黄阿金能来到工人文化宫是多么高兴。可仔细一看,进进出出的人都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派司”(工会会员证),她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自己的红派司。而这一次回归社会,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自己的“红派司”。

这本书的故事大概就写到这里,我的文字是叙述性的,并非描述性的,所以书中很多感人的细节无法包含在这短短6000余字的文章中。特别看到书里写到为走向新生的妇女解决婚姻问题,在报纸上发表《她们为什么会堕落》,一封接一封的来信,说不嫌弃她们的过往,愿意和她们处对象时,真是有点鼻子酸。当然,书里还有着诸多展开改造工作的困难,我也没办法一一记录。https://mp.weixin.qq.com/s/tC3SRAgVj4Gf9fmKRqJehQ

请支持非营利网站炎黄之家:转发请附链接http://womenjia.org/z/202008/1965.html

继续阅读: 新人 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