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1——他的人生青春阶段

作者:卢克文工作室 来处:卢克文工作室 点击:2021-02-16 09:53:30

卢克文工作室,字彦祖

壹 杨昌济

1871年4月,杨昌济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冲,是家里面第三个孩子。

杨家是板仓冲书香人家,家境尚可,有三幢房舍,家里的高曾祖父是清朝太学生(相当于今天在中央党校读过书),祖父是邑痒生(就是秀才),他爸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这个有点麻烦,不解释了),爱读书,但没做过官,娶的堂客向氏也是书香门第,两口子一共生了三子一女,日子过得平静知足。

杨昌济七岁时开始读书,他爸亲自做老师,不想八岁那年,母亲病逝,十四岁,父亲也病逝,亏得家里有一定的产业,还不至于败落,十七岁时,杨昌济与表姐向振熙结婚(杨向两家是世代联姻),先生了一个女儿,可惜夭折了,十八岁时中了秀才,但后面一直考不上举人,心灰意冷,就在板仓附近的巷子山陈家当塾师,偶尔去120里外的长沙城里住一段时间。

1898年,输给日本的大清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开搞戊戌变法,这年杨昌济27岁,正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维新派的谭嗣同、唐才常经常往这边跑,过来搞维新宣传,梁启超也常来长沙,王闿(kai,三声)运的得意门生杨度听到他来,年轻气盛,跑去砸场子,在新学堂跟梁启超辩论过《春秋》,杨昌济还在一旁做过观众,他常跟维新派的南学会来往,跟谭嗣同、唐才常混熟了。

变法才搞了108天就黄了,谭嗣同被拉去砍了头,杨昌济已经经历了新学启蒙,对科举再没兴趣,就重回板仓教书,这年八月,他生了个儿子,三年后1901年11月,又生了个女儿,取名杨开慧。

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都喜欢往日本跑,一是近,二是学费便宜,见世面容易,杨昌济的亲戚杨毓麟1902年就去了日本,比自己的师弟杨度晚一个月到达东京,两人到了日本后思想大变,应该是影响到了杨昌济,1903年,32岁的杨昌济忍不住抛下老婆孩子,也跑去日本读书。

杨昌济是当时那批35名赴日留学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带队的叫梁焕奎,同行的有陈天华、刘揆一、石陶君、朱德裳等,他们3月中旬出发,27日到达东京宏文学院。

这个宏文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创始人叫嘉纳治五郎,这哥们特别擅忽悠,他亲自跑去游说张之洞,叫他出公款让中国学生来他学校公费留学,杨昌济的学费就是这么来的,虽然是一所野鸡学校,生意好得不得了,杨度、胡汉民、吴稚晕、张澜、鲁迅、陈寅恪、李四光、林伯渠都在这读过书,因为来的人太多,最后只接收公费生,想自己掏钱来读书的还不收。

杨昌济选读了师范速成班,班上有一名很有个性的同学,常常光着膀子来上自习,难免引起大家的注意,杨昌济过去一打听,还是个同乡,长沙善化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杨昌济便拉上有些口吃的陈天华,一起跟黄兴打得火热。

5月,俄国不按《东三省交收条约》退兵,反而增兵800占领营口,留学生们气炸了,搞起了拒俄义勇队,黄兴在里面做教官和会计(文武双全嘛),也拉杨昌济入伙,但杨昌济不喜欢动刀动枪,说自己就是个读书人,不适合打打杀杀,说着说着看黄兴有点凶,面露不善,赶紧捐了十日元了事。

1905年,这些公派日本留学生已经脱离了清政府预想的轨道,开始成为反清大本营,黄兴跟陈天华动不动回国开几枪又溜回日本,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管一管,11月日本便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分成两派,秋瑾跟宋教仁要罢课回去闹革命,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要继续在日本学习,日本媒体见中国留学生分裂,就在一旁起哄,12月7日《朝日新闻》嘲笑他们“出于清国人自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

杨昌济跟鲁迅毫无犹豫选择了继续读书,咱们这知识分子做得好端端的......咱这杂文也如匕首......咱不闹事。

《朝日新闻》这种话也就是个键盘喷子水平,遇到什么喷什么,只有陈天华被喷到了内心痛处,看完报纸,一激动写了封绝命信,说大家这样闹,太丢中国人脸了!大家这么不争气,中国迟早真亡了!你们要“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我今天必须要用死来唤醒你们!

看起来口吃沉默的人,一颗心却是火热。

第二天一早搭车去到东京大森海湾,跳海自杀了。

陈天华的追悼会上,性烈如火的秋瑾情绪激动,痛骂所有反对不想回国闹革命的留学生,当众扬言要砍死软弱的胡汉民,还有那个连刺杀任务都不敢接的绍兴骚包老乡鲁迅,说他们“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的内心是崩溃的,我就想多读几年书怎么啦?我一土生土长的绍兴青年,怎么就欺压汉人了?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

这批生猛的留日学生,这番吵过,此后便风流云散,有的从了文,有的扛了枪,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成了汉奸。

这里只继续说杨昌济的故事。

老老实实一心只想读书的杨昌济,1908年从野鸡师范结业,考进了东京高等师范,正准备打包换学校时,在英国念书的杨毓麟和章士钊向蒯光典推荐了杨昌济,蒯光典便调杨昌济去英国。

1909年,杨昌济到达英国,跟杨毓麟、章士钊同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主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等。

章士钊读到1911年,武昌起义一胜利就拖家带口回国了,后来袁世凯给他送豪宅,还请他做北大校长,章士钊没答应。

1912年,41岁的杨昌济终于毕业,拿到一份正正经经的文学学士文凭,但他不着急回国,又去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了解政治法律等,一直到1913年春天才回到国内。

此时他堂客向振熙已经等了他足足十年,从34岁熬到了44岁,辛辛苦苦将一双儿女拉扯大,儿子杨开智已16岁,女儿杨开慧已13岁。

她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是如何带着年幼的儿女度过这漫长的十年,史料里没有记载,但历史里的只言片语,也读得出向振熙的不容易。

十年时间,夫妻二人只靠通信维系感情,丈夫先去了千里相隔的东洋,后来干脆去了几万里之外的苏格兰,在那种年代,真是生死莫问的距离,鬼知道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杨郎,你终于回来了。

回国时的杨昌济,已经毫无疑问,拥有国内一线人脉。

他跟谭嗣同、陈天华是好友(虽然都死了),跟鲁迅、黄兴、秋瑾、汪精卫、刘揆一都十分熟悉,还跟孙中山特别器重的章士钊、和在北京政府做总长的范源濂是同学,他见识过日本,也目睹过欧洲,是真正喝过洋墨水的人,当时的民国,也急需这种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

十年留洋,混得身边朋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大佬,发条朋友圈都能影响半个中国,他早不是当初普普通通的长沙乡下秀才后人了,他是此时中国真正精英圈子里的一份子,打个电话就能联系到国父的那种。

这种人才,当然要抢啊!

湖南督军谭延闿赶紧邀请他做湖南省教育司长,跟在日本时不主动搞革命一样,杨昌济是一个不喜欢冲在一线的人,他不肯做官,只是应聘到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当老师,主讲伦理、教育和哲学课程。

除了在湖南最高学府讲课,他还时常去湖南第四师范客串讲伦理。

那年是1913年,杨昌济在第四师范认识到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人。

他已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那么多名垂青史的名字,都做过他的朋友或同学,看到任何大牛他都已十分淡定,但他没想到,最重要的一个人,这时候才缓缓出现在自己的时间线上。

以前所有见过的牛人,都要在这人面前黯然失色。

这人将气吞山河,这人将卷动风云,这人将劈开时代,横亘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分界线上。

这人就是他的学生,也是他未来的女婿,毛泽东。

贰 走出韶山

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一身西装,站在课堂上讲述西方伦理学的杨昌济时,他已经20岁了。

他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此时在他背后咣咣咣咣地转动了起来。

那时他还没有出过远门,80万人口的长沙,是他见过最牛逼的城市。

在这之前,他一直只在湘潭生活。

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在湘潭韶山冲上屋场,这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以务农为生,那年头婴儿死亡率很高,毛泽东出生前,毛家头两胎都不幸夭折,他父亲毛贻昌给他取名泽东,字咏芝(润之是后面改的),还有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爷爷叫毛恩普,把家里管理得十分糟糕,典当了部分田产,毛贻昌只能十七岁当家,为了还钱去湘军当过几年兵,积累了些钱财(到湘军当兵为什么能赚钱,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湖南为什么不再出猛人》),还乡后,毛贻昌赎回父亲典当出去的田地,还多买进了一些,共凑齐二十二亩地,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毛贻昌通过稻谷和猪牛生意,赚到两三千元现金,算是持家得当。

大家可能对毛家的二十二亩地没什么感觉,我看到却是有很大触动的,我十岁前生活在湖南邵阳农村,全家当时只有一亩二分地,其中九分地是水稻田,印象中1980年代一季收五六百斤谷子(可能有误),全家根本无法靠种田生存,得有男劳力去城里务工,毛家这二十二亩地,放我们那绝对大户人家。

毛贻昌对自己经营人生的能力应该颇为满意,希望儿子毛泽东也拥有自己这种精明刚强的持家水平,从六岁开始,毛泽东就会帮做家务,拔草、放牛、砍柴,认字后还帮父亲记帐,十四五岁时,还跟家里长工一起在地里干了两年活。

毛贻昌对毛泽东十分严厉。

毛泽东多年后在延安跟斯诺回忆时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迫于父亲的压迫,毛泽东只能勤快干活,仔细记帐,犁、耙、栽、割全套农活都在行,养成了吃苦耐劳、朴实坚韧的性格。

但和其他农村孩子不同的是,毛泽东特别爱看书,简直嗜书如命。

我以前写过,他2-8岁是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在这里读到了表哥文运昌从新学堂带来的很多新书,外婆家的八舅文正莹藏有大量古籍,又是个私塾先生,给他启了蒙,所以毛泽东打小既读《新民丛报》,又读《资治通鉴》(估计那时候还读不太懂),是新书旧书一起读。

八岁后,父母将他接回韶山读私塾,曾在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里湾、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念书,中间有两年停学务农,读书时也要早晚放牛拾粪,农忙时收割庄稼。

就在毛泽东进私塾苦读之时,杨昌济也到了日本进修,两人都在为自己的修为添砖加瓦,为日后的成就积蓄能量。

他爱读《左传》,也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老师只让读四书五经,他就用课本挡着偷偷读,人只要读了书,就喜欢思考,一思考,就难免对现实产生疑问,他想知道自己家的长工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想知道韶山以外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也想知道为什么父亲说的话就必须无条件服从。

他以前一直很听毛贻昌的训斥,毕竟老爸一看就很凶,相当不好惹,十三岁时,毛贻昌设酒席请友商们吃饭,叫毛泽东帮忙招待客人,毛泽东不喜欢干这些活,毛贻昌叫不动他,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毛泽东这时候开始用书里的话反驳,说父慈子孝,父不慈,子才不孝,气得毛贻昌追着他打,毛泽东跑到家门口的池塘边,说再打他就跳下水,毛贻昌这就才收了手。

这应该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反抗,算是尝到了自我认知的滋味。

很快就有了第二次。

十四岁时,毛贻昌给他包办娶了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主要也是为家里添个劳力),读过书的毛泽东坚决不认这门婚事,从不愿和她同房,毛贻昌已经拿他没什么办法,唯一能做的是把罗氏写进家谱。

毛泽东一边读书一边务农的早年经历,使他关心起农民的生活,读书时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小说,有武将、文官、书生,但为什么,从来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为什么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而农民却始终写不进书籍里?”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他慢慢想到了世间的不平等,想到了农民没有土地的根源,后面在井岗山时,才终于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这项思想纲领。

但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十四岁的毛泽东同志,不要着急,还是先继续读书吧。

1910年4月,十六岁的毛泽东刚离开私塾没多久,长沙城发生了暴动,当年粮价飞涨,有人家活不下去,率全家跳了塘,大部分饥民跑去巡抚衙门请愿,结果衙门直接开枪,打死十四人,打伤无数,饥民们忍无可忍,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洋行、轮船公司,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注意这个地名),部分饥民的头颅被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了出来,将消息传到了韶山,毛泽东听完后久久不能平静,他认为暴动者都是普通善良老百姓,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现在人头却要被挂在南门外,他苦苦思索这一切的根源,也益发感觉到要探索清世界,自己不能再留在这小小的山村。

碰巧当时有一位叫李漱清的教师回到韶山,他从长沙法政学校毕业,见过些世面,思想开明,到家乡主张办新式学校开启民智,反对迷信与缠足,因与毛泽东同学李庆丰是本家,毛泽东便让李庆丰介绍认识,常去他家借书,也听他讲述中国与世界形势。

李漱清重点推荐毛泽东读《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两本书,毛泽东反复看了好几遍,被书中的爱国势忱所感动,他后来对斯诺说: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毛泽东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他下定决心要走出韶山冲和唐家坨,那时毛贻昌本想送他去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但毛泽东只想继续读书,恰好表哥文运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东山小学堂在教新学,毛泽东不敢跟父亲硬杠,拖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表哥王季范一起劝说父亲,毛贻昌被说动了,答应让他去读书。

此时离毛泽东见到杨昌济,只有不到三年。

两人的命运线,即将交织在一起。

1910年秋天,毛泽东终于走出韶山,去到湘乡县城附近东台山下的东山小学读书,在这里,他才得知光绪皇帝和慈禧已死,宣统在朝两年了,并且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美国。

更加深深体会到了韶山冲的封闭。

东山小学堂除了教传统经籍,还教自然科学、地理、英语等科目,在这里,毛泽东了解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受到了维新派的启蒙,尤其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还打听到同学萧三有一本《世界豪杰传》,讲华盛顿、林肯、彼得大帝、拿破仑的故事,十分涨世面,便去找萧三借书。

本地土豪家庭出身的萧三,古文基础扎实,打小就会吟诗作对,古典文学知识挺全面,他没有看不起穿着破旧衫裤的毛泽东,将书借给了他,两人便成了好友,常在一起评论诗文、散步游玩。

毛泽东日后能写出那样的诗文,应该跟萧三常在一起切磋有关系。

毛泽东只在东山小学堂待了半年,渐渐感觉这所学校还是太小,萧三也想去更大的城市见世面,正对东山不太满意,俩人一合计,由李元甫、谭咏春写推荐信,贺岚光老师带路,去长沙考湘乡驻省中学,1911年9月,俩人便挑着行李,坐上从湘潭出发的三等舱渡轮,到达长沙。

天可怜见,终于从穷山沟沟,走进了省会。

萧三是往事的亲历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毛泽东写传记的人,据他回忆,刚来到长沙时,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他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报纸,在这之前,毛泽东只靠书本了解世界,但那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而报纸,讲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叁 在长沙

毛泽东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内心也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他受孙中山《民立报》的影响,痛恨清王朝,刚进学校没几天,他就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的学生,还用剪刀强剪了10个约好剪辫子临时又反悔的同学。

他在湘乡驻省中学才待了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突然成功了!全中国都懵了,一个月内,17省纷纷响应,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轰然倒下。那时候有革命党的人来学校演讲,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得热血沸腾,把萧三扔一边,跑去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当兵去了。

毛泽东当兵时并没有打过仗,主要在给长官做些杂务,也给其他官兵代写书信,并读报给他们听,他当了兵还是疯狂阅读,当时他的军饷是每月七块大洋,他将两块当伙食费,其实五块全部用来买报纸,他在《汉湘新闻》上第一次读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使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开始了解社会主义,并热情洋溢地给老同学们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但大家都不鸟他,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只有一个同学可能怕被打,敷衍了事地回了一封信。

1912年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妥协,18岁的毛泽东觉得革命已经过去了,退出军队重新读书,家里人写信跟他说你得找份差使才行,别啃老了,毛泽东却只想再进学校读书,为了省钱,他住进了湘乡会馆,天天从《汉湘新闻》上找招生广告。

他试着报过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最后都放弃了,还赔了报名费,为了从父亲那搞到学费,最后报名了一所商业学校,毛贻昌当然知道经商的好处,同意支付学费,但这所学校过于洋气,居然使用英文教材,毛泽东只在东山学校学过一点点基础英文,只读了一个月就灰溜溜地退学了。

这时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在同龄人中已颇有才学,又去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现在的长沙一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文教员柳潜极爱他的才华,读过他的文章,说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他已经在长沙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换了三所学校,当过半年兵,现在终于顺利读了个名校,又得人赏识,只要从这里念完书,再读个大学,这辈子就稳了,至少能在湖南平平安安任个高职,过人上人的生活。

但十八岁的毛泽东偏还要折腾,他在全省高等中学只念了半年书,就嫌这所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又退学了。

不过毛泽东并不是打算弃学做盲流,他是想学快一点,学多一点,尤其在柳潜给了他一本《御批通鉴辑览》后,他读得很是兴奋,这本讲谕旨、法令、皇帝御批的书,更显得通达有趣,他决定读自己想读的书,开启愉快的自学生涯。

为了省钱,他又住进了新安巷的湘乡会馆(相当于今天的青年旅社),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自学计划,每天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中午就出去买个烧饼、包子、或者米糕当午饭,成天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苦读。

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读到了《民约论》、《物种起源》、《原富》、《法意》、《天演论》等,还读小说、希腊神话、中国诗词,第一次了解到了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学习到了大量新知识,整个人的视野抖然开阔,他时常凝视着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大,世界原来这么大,湘潭县原来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他原先居住的小村子,原来是这么这么渺小,村子里那些看起来天大的恩怨,原来这么微不足道。

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越觉渺小,就越发奋读书,越发奋读书,就越觉自我渺小。

只有感受到了天地的辽阔,心中才能有万里江山,有了万里江山,才能写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诗词。

这一段自学时光,彻底改变了毛泽东,使他从湘潭乡间少年,变成了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使他荒芜的胸中填满丘壑,他后来对萧三说,在省立图书馆,那种对知识的新鲜感和震憾,让他“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注意这一段比喻,这种朴素的口语化比喻,一直出现在他的思想贯彻当中,他领导的组织传递信息时,也通常使用这种比喻方法,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打扫屋子再请客”,从来不使用国民党传递文件时那种精英文雅词汇。

但是这一段自学时光,也只维持了半年时间。

因为没钱了。

湘乡会馆里住满了士兵、学生、二流子、过客,杂七杂八什么人都有,有一天晚上这里发生了斗殴,士兵们因为一言不合攻击了住在这里的学生,毛泽东那时还小,吓得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斗殴结束才出来。

看到住青旅这么不安全,加上父亲毛贻昌看他不去正正经经念书,要断他经济来源,毛泽东只好另谋出路,在报纸上他看到了湖南第四师范的招生广告,这里不收学费,伙食住宿费也很低,毕业就可以做教员,包分配工作,毛泽东觉得自己最适合当教员(今天互联网上他的代称“教员”的由来),毛贻昌同意了他这次的选择,终于给他寄来了生活费。

1913年春,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制五年。

在这之前,毛泽东在长沙当兵半年,全省高等中学念书半年,自学半年,什么事情都最多干半年就维持不下去,现在,他终于要有一份稳定的人生愿景,步入到正常的上升阶段。

按下他人生启动键的人,就是来第四师范客串讲课的一代大牛、精英中的精英、刚从欧洲回来、一线人脉遍天下的杨昌济先生。

肆 师徒

毛泽东听到杨昌济的课时,应该是十分震憾的。

这样一个在海外深造十年的人,以亲身经历的口吻向你讲述西方历史的进程,向你描绘日本和欧洲国家生活时,作为最远也只到达长沙的湖南伢子,毛泽东的眼前简直像开了一扇天窗。

多年后毛泽东对斯诺说,来四师读书前,他还只是个崇拜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杨济昌的教导,使他慢慢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他在这里遇到了好老师,好学问,可以学习到自然科学和西方学科,他心中的天地生长得更广阔了。

第四师范在第二年春天合并到第一师范,除了杨昌济,这里还有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名师,另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三哥哥)等学生,前清秀才、大毛泽东17岁的何叔衡也考进来重新读书,老朋友萧三也考了进来。

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常年穿一件灰色长袍,冬天在长袍里夹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着一条肥大的布裤,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不开玩笑,也不闲聊,常常独自一人或邀几个朋友,到后山读书。晚上熄灯后,他还自备了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继续看书。

看书,是毛泽东一生最持久的爱好。

平时毛泽东常去向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求学解惑,曾经四个月时间拜访黎锦熙二十次,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杨昌济,寒暑假也厚着脸皮,追到人家在乡下的老家去请教问题,杨昌济在一众学生里最喜欢三位弟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对毛泽东的好感是慢慢累积的,两年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里,才第一次看到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说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小伙子我看你很不错啊,你要好好学习,像曾国藩、梁启超那样从农家奋斗出来啊。

在杨昌济写下评语之前一年,杨开慧就已经见过毛泽东。

1914年春,杨昌济曾带着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回家阅读,13岁的杨开慧看到过这篇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记得文字工整、思想深刻,颇有印象,还记下了里面几句话,毛泽东那时还常拉着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跑到板仓杨老师家来蹭饭吃,出身富商之家的女学生向俊贤、陶斯咏也会加入进来,讨论一些读书和哲学问题(现在要去大学教授家蹭饭,估计会被打断腿),杨开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记得他“身材高大,蓄着稍长的头发,穿着洗旧了的灰布长衫,十分朴实大方。”,谈话时,毛泽东问杨开慧是不是在家读了很多书?杨开慧用《讲堂录》里的话答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毛泽东一怔,才明白这小姑娘竟读过自己笔记。

当下俩人便各自留了心。

1915年,一师突然决定从下学期开始,每学期收10元学杂费,因为本来说好是免费读书,学生们便不干,跟校长张干闹了起来,毛泽东带头,写了份《驱张宣言》,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亏得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死保,毛泽东才没有被赶出学校,毛泽东和杨家的关系至此更为亲密。

杨昌济举家迁到河西岳麓山下后,还特意在家里留了一间客户,专供毛泽东和其他学生来拜访用,吃饭时一张大桌子坐下,来去十分随意,仿佛一家人一般。

1917年夏天,趁着放暑假的时间,毛泽东和萧子升进行过一段著名的穷游,俩穷学生没带一分钱就上路,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靠写对联解决食宿问题,很显然,他们高估了这块细分市场,《毛泽东年谱》里很委婉地说他们俩“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萧子升晚年在写回忆录时,才直白地说就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他们决定去大户刘翰林家打秋风前,两人实在饿得不行了,毛泽东对萧子升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随后他们敲开刘家大门,说明来意,70岁的刘翰林看他们是读书人,给了40枚铜币,才解决了两天的伙食费。

但在这次游历中,毛泽东收获颇丰,从7月中旬走到8月16日,他们步行一路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共900里路,真真切切了解到社会各阶层的生存情况,对农民、地主、僧人、船工生活情况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对中国平民的痛苦有了更多的体会。

只有这种实地调查方式去了解世界的方式,面对面和别人沟通,才能体会到生活细节里埋藏的规律,你见得到纤夫手掌上的厚茧,闻得到渔夫身上的鱼腥味,你才能明白别人生活的痛苦的根源。

1917年冬天,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商量搞一个团体,大家一致同意,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在同学圈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算是在长沙小有名气的俊才,大家常在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聚会,谈论时局、社会、中国,相约不准谈身边琐事,也不准谈女人和私人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家里,见到那人同佣人谈买肉的事,毛泽东就不再同那人来往。

看到上面这段出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的史料时,我不由得微微一愣,毛泽东对朋友高要求没有问题,但别人和佣人谈买肉,那属于生活领域,是别人的私事,你高尚也没问题,但买肉是很正常的琐事,你不做总有人要做,你不能因为别人做了就产生鄙薄感。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满腔热血但不接地气,有才识但容易走偏锋,对于旁人过于苛责,他热血、有才华、有能量,有高远志向,但也有些年轻人常有的清高自负。

真正能做大事的人,既能跟人高谈阔论,也可以跟人鸡毛蒜皮,上得去,下得来,此时毛泽东离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直到走完长征,毛泽东人格才趋向成熟,在这之前,他只凭着二十多岁时的一腔血勇,还得吃很多苦头。

我之前读过好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欧美出版的很多传记大都将毛泽东妖魔化,容不得一句好话,而中国官方的传记又都将毛泽东神圣化,容不得一句坏话,我想,毛泽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凡人,他也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在被生活锤过好多次之后才会从中领悟,一点一点强大起来,他后来的强大,不可能是生下来就有的。

只有尊重人性,还原人性,才能看清历史人物真实的一面。

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罗章龙等二十多人(其实全是杨昌济的弟子),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组织新民学会,萧子升做首任话事人,这个组织只有道德要求,没有具体的政治倾向,而且大家都快毕业了,场子没法维持。

两个月后,不到25周岁的毛泽东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即将要奔赴社会的战场,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在他毕业前的同月,蔡元培邀请杨昌济到北大任哲学系教授,杨昌济便携家眷从长沙搬到北京,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一个小四合院里,门口挂了块牌子叫“板仓杨寓”。

他也将把毛泽东带到北京,毛泽东犹如金鳞,遇到风云,即将化龙。

伍 在北京

毛泽东等人毕业后,正不知往何处去,刚在北京落脚的杨昌济写信给他们,说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想送一批有为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正组织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你们快过来,我帮你们想办法,能送一个是一个。

大伙一听能去法国见世面,这是条好出路,新民学会会员都得去,但还不清楚实际情况,蔡和森6月23日先去北京探路,到北京看了看情况,他马上回信给大家,说不是忽悠,叫毛泽东尽快过来。

8月15日,毛泽东跟25名青年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汉口,再改乘火车,19号到达北京。

毛泽东先去豆腐池胡同拜访恩师,杨昌济对他着实有心栽培,说你有两条路,要么去法国留学,要么想办法留在北大半工半读,你想想看吧。

毛泽东不想去法国,他想留在北京。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不想去法国,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不过我看萧子升的回忆,说毛泽东当时一无所有,不可能筹齐到法国的100大洋路费,“无人能借这笔钱,是他无法解决的大数目。”,很可能这才是毛泽东没有去成法国的真正原因。

如果那时他随其他同学一起去了法国,那中国近代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到北京后,其他人住在湖南会馆,只有毛泽东住在杨家(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之喜爱),北京生活成本高,也不能天天赖在杨家,再说就连来北京的路费,毛泽东都是找人借来的,要留在这得想办法寻条活路,杨昌济就去找蔡元培,请求给毛泽东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元培有个更好的主意,写信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说:“守常先生,毛泽东想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注意,杨昌济在毛泽东生命中扮演着精英纽带的作用,如果没有杨昌济,25岁的毛泽东怎么可能请得动北大校长写介绍信?怎么可能在北大吸收知识?也不可能认识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干牛逼人物,并受到大牛的指点。

可以说没有杨昌济当年的提携,不可能有后面的毛泽东。

毛泽东跟七位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合租住在三眼井胡同的一个房间,晚上七个人一起睡觉,翻个身还得先跟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大家不会做饭,只会用面粉和蔬菜做一锅糊糊吃,还是房东看他们可怜,手把手教他们学会了蒸馒头。

按杨昌济给毛泽东制订的职业规划,是希望毛泽东找个机会好好在北大正经念个书,再混个助教,这辈子就稳了,当时北大老师们的收入属于高薪岗位,助教一个月50-110元,教授140-280元,杨昌济拿的就是顶薪280元,大约相当于2021年的4-5万元人民币一个月。

除了在图书馆整理十五种报刊,登记借书人的名字,毛泽东还报名成为北大社会哲学系的一名注册旁听生,并加入了北大新闻研究会等团体。

25名同来北京的青年当中,罗章龙经过考试,成为北大哲学系的正式学生,但毛泽东一直在旁听,从来没有参加过考试,至于他为什么不考北大,我查了许多资料,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经济问题,他欠了不少钱,也交不起北大的学费和生活费。

在北大,毛泽东旁听时第一次向仅大自己两岁却已名满天下的胡适请教问题,胡适问他是不是北大正式学生,他说不是,胡适拒绝回答,但后来慢慢还是有了往来,不过不是很亲密的那种,主要还是毛泽东来找胡适,蹭胡适流量,胡适也没有判断出对方会成为天降猛男,后来竟比自己猛百倍,他从不主动,但还是搭理毛泽东,估计主要是给杨昌济面子。

毛泽东在北大还认识了许多人,但使他受益最深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他的职场上司,也是他精神道路的重要引路人,那时毛泽东思想还未定型,曾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李大钊当时是国内“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图书馆曾跟在他手下打杂,一起整理书刊、登记目录,俩人一边工作一边聊天,李大钊给他介绍了“马客士”(马克思最早译法),毛泽东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所学的知识开始出现新陈代谢,对研究“马客士”有了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北京,主要在忙两件事,一是忙图书馆的工作,顺道蹭蹭课,一是忙着恋爱。

25岁的毛泽东和师父的小女儿,17岁的杨开慧走到了一起,好像令狐冲牵手了小师妹,他俩形影相随,一起在故宫河畔漫步,也一起在北海公园游玩,毛泽东写到这一段时间的文章,文字清新美好,充满了甜蜜的味道。

陆 转变

1919年春,毛泽东决定回湖南,这时候离五四运动爆发也没几个月了,如果他在北京,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

回去主要是母亲病重,得回家看望,还有新民学会决定去法国留学的那批同学,现在也学了半年法语了,准备启程,3月12日,毛泽东告别了北京,送同学们上路。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上班这段日子,也有特别不开心的地方,他作为湖南青年精英、长沙年青一代知识分子话事人、一师扛把子,心气此时还是挺高的,平时在长沙,大家见到多少给点面子,但北京的知识分子,像傅斯年、罗家伦这种已经有一定名气的年青大V,毛泽东想亲近他们时,这些人居然不鸟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湖南青年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魔法暴击,他需要回老家疗下伤。

在离开北京这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靠写信联系,互称对方为“润”、“霞”,你侬我侬,甜得发腻。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送同学们到达上海,送走部分留学生后,于4月6日到长沙,在病重的母亲身边照顾了一阵子,全家还拍了张照片留念,但母亲身体一直没有起色,弟弟毛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休养,其母后来于10月5日在韶山病逝。

对了,在北大学习过后,毛泽东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他开始知道了说人话的重要性,这其实是毛泽东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传递信息时,变得更接地气了。

毛泽东留在了长沙,当年7月湖南省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靠着在北大积累的人脉,还请超级大V胡适帮他转发过这本周刊,周刊卖得很不错,第一期卖光,第二期就卖了5000份,这应该是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创业,第一次能搞成这样太不容易了。

但创业很快结束了。

《湘江评论》里的文章太猛,动不动“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只活了四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学联也被取缔,作为本土青年领袖,在北京被人欺负就忍了,难道回湖南还要被人欺负?

我毛泽东不要面子的吗?搞他!

1919年年底,张敬尧用刺刀驱赶焚烧日货的人群,大V报仇,4个月不晚,毛泽东立即写文章号召大家推翻张敬尧,大伙也正受不了这个军阀,13000人在这份宣言上签字,毛泽东此时显然有了一定影响力,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跟姓张的没完。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主要是为了推翻张敬尧,他又去蹭胡适的流量,代表新民学会写信给胡适,要求胡适支持湖南学生运动,胡适可能被他蹭烦了,只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里不咸不谈地记着“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这几个字。

两天后,17日,杨昌济病逝。

杨昌济是突然离世的,他到北京后身子骨一直还行,1919年染病,12月病情加剧,住在北京德国医院,杨开慧终日守在病榻前照顾,毛泽东到北京后,先去拜见恩师,也终于重见小师妹,俩人恋情也终被杨昌济夫妇得知。

病逝前,杨昌济还向同学章士钊写信,介绍毛泽东和蔡和森,说两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救国必先重二子”,算是向好友托付后事,章士钊当时影响力很大,一句话能摆平很多事,跟孙中山、杜月笙都混得溜熟,后面也确实很卖杨昌济面子,对毛泽东、蔡和森十分照顾。

杨昌济病逝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兄妹在法源寺为恩师守灵,募集善款,妥善安排了后事。

杨昌济对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要,是杨昌济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人格和思想,给毛泽东打下了新文化根基,也是杨昌济一手给予了毛泽东江湖地位,如果不是杨昌济的极力推荐,平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这么年轻就闯入民国精英阶层,并逐渐累积人望值,一步步成为天降猛男的。

杨昌济在中国近代史,相当于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病逝时虽年仅49岁,但很好地将经验与名望值托付给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在他眼里,这俩人终会成为当时的卧龙凤雏,影响未来的中国政治格局,将在苍莽的岁月里成长为时代巨人,并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

杨老先生,你没有看错啊。

1920年5月,新民学会萧三和陈赞周也要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前去上海为他们送别,这年33岁的蒋介石也在上海,7月他在刚开业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蒋伟记”的名义开始炒股,那两年靠炒股发了大财,一年的生活费高达七八千银元,天天吃喝嫖赌,还把蒋经国送到了上海收费最高的贵族学校,同时对小自己18岁的陈洁如展开疯狂追求。

两年后上海股市泡沫破裂,蒋介石所买股票企业全部倒闭,一夜负债60多万银元,操盘手洪善强自杀,蒋介石只能硬着头皮,经虞洽卿介绍,向青帮大佬黄金荣磕头拜师,称“受业门生蒋志清”(名字真多),黄金荣认了新徒儿,就把蒋介石债主们请过来吃饭,说志清是我徒弟,大家要债冲我来,谁敢找中国第一黑社会大佬要债?吓得债主们赶紧说岂敢岂敢,蒋介石这才逃过一劫。

但那是两年后的事了,1920年,27岁的毛泽东与33岁的蒋介石在上海擦肩而过,他俩并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将来二人手中定天下。

知道大佬章士钊在上海,为了筹齐蔡和森等同学赴法的学费生活费,毛泽东带着杨昌济生前的手信前去拜会,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打秋风,有经验,毛泽东见面后就直接说明来意,他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心里头也没底,没想到章士钊一口答应,发挥自己的名望,叫上海各界人士募捐,居然凑出了两万银元巨款,交到了毛泽东手里,一次性解决了19名留法学生和300多名湖南革命青年的生计问题。

大佬就是大佬,毛泽东一辈子都记得这笔救命钱,章士钊日后的江湖地位,也因为这笔钱屹立不倒。

此时的上海,风云正起。

当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过来,同李大钊、陈独秀接上了线,8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从1920到1921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各处搞起了地方组织,其中董必武在武汉,王尽美在济南,陈公博在广州,周佛海在东京,周恩来在巴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一共搞了八个早期组织,1921年大家聚在一起搞一大,就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毛泽东在上海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现在的静安区安义路63号,上海的同学们可以去看看实地,这幢楼现在还在,是两层砖木结构,楼下是客堂间,楼上是卧室,仅80平米,毛泽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从5月5日住到7月初。

那时候他常去拜会陈独秀,陈老师跟他讨论读过的马克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跟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夏天,毛泽东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温和的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

在这之前,毛泽东相信过曾国藩,相信过梁启超,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相信过不流血改变中国,他在学海中飘泊不定,跟随着书本和老师探索人生的方向,他想知道中国为什么陷入贫弱,以及怎样才能拯救中国,他苦苦思索而不可得,努力寻找却找不到方向。

现在,他知道了。

他再也没有改变信仰,心中有了坚定的信念,并决定朝着信念大步前行。

柒 离别

在陈独秀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一个月,毛泽东离开了上海。

他去到长沙后,陈独秀写信给他,建议湖南也搞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就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先搞起了长沙的小组,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毛泽东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就是这个原因。

杨开慧也从北京随家人扶柩回到了长沙,家人回到板仓老宅,开慧则在福湘女中继续读书,毛泽东在女中找到她时,俩人时隔半年再见,想起这些年不易,忽一时悲,忽一时喜。

杨开慧此时已深爱着毛泽东,她在手稿中写道:我之前都觉得我是为母亲而生,而现在,我还为他而生。

多年后,当何键抓捕了杨开慧,只要她宣称跟毛泽东脱离关系就能释放时,杨开慧说:我杨开慧死不足惜,惟愿润之能早日获得成功。

她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至死不变。

这年冬天,俩人在船山书院结了婚。

俩人只花了6银元,请了一些关体系极好的人一起吃了个饭,没有拜天地,也没有坐轿子,结婚后,住在清水塘22号,从1920年冬至1927年,杨开慧一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也帮毛泽东整理文稿。

第二年七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一道,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一大。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却没有参加一大,陈独秀当时要争取一笔钱修校舍,而李大钊忙北大学年终结时的政务,俩人便都没去成。

在之前一个月,即1921年7月,毛泽东见到了两年未见,从法国暂时回来准备返法的老友萧子升。

俩人一起乘船离开长沙,彻夜长谈,萧子升后面在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一大,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他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萧子升过去认为,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实现自己无政府主义理想。

性格温和的萧子升没有被说服,俩人从此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见过面,1924年,萧子升从法回归来,给国民党打工,1926年后俩人彻底断了联系,杨开慧被抓时,萧子升曾想过办法营救,但没有成功。(注:关于萧子升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资料,多而杂,这里采用这一种说法。)

1949年萧子升随国民党迁台湾,1976年11月,萧子升在乌拉圭病逝。

1921年7月,即将去参加上海一大的毛泽东28岁了,其父亲刚过世半年,在这短短几年内,他失去了双亲,失去了最尊重的老师,失去了挚友萧子升,另一个好友蔡和森则远在法国,只能靠书信联络。

杨昌济最心爱的三名弟子,曾经的湘江三友,暂时只剩他一人在孤身战斗了。

此时他走完了人生的青春阶段,有了家庭,也有了坚定的信仰,当他和萧子升告别时,不仅仅在和一位老友离别,也是和曾经懵懂的自己说再见。

他即将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在他后面的岁月里,他将面临真正的血与火的淬炼,他将经历爱人的牺牲、亲人的死亡、经历命悬一线、也经历自我进一步痛苦的成长。

他将经历无数人的背叛,经历苦难的长征,经历一次次被国民党逼入绝境。

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就只能绝不回头,毛泽东深信,四万万同胞的痛苦生活,只有这一条路、这一种方向可以终止。

(《毛泽东.1921》是毛泽东系列的开篇,后面应该是《毛泽东.1930》、《毛泽东.1949》)

参考资料:《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杨开慧》,《毛泽东VS蒋介石》,《青年毛泽东》,《文摘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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