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贺龙之死》。
《贺龙元帅》一文所描写的贺龙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节是假的,是编出来的。其描写和“文革”结束后所拍的电影《元帅之死》类似。
当时我们警卫师二团二营组织看电影《元帅之死》,边演下边一片嘘声,说这影片不是瞎编吗?全体官兵非常生气。不能为了否定“文革”就不实事求是,可以瞎说。
贺龙“文革”中休息不再工作后,也就是“靠边站”后,他的警卫工作是由我营四连一个班担负的。一个小院住贺龙和警卫班,并没有他的夫人薛明,怎么会迫害他夫妻二人呢?
夫人隔一段来看一下,开始来的勤些,后来来的少些。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关心贺龙,要求照顾好,每天按时向团师卫戍区汇报。连队派一名炊事班副班长专职为贺龙一个人做饭。这个副班长炊事技术很好,连首长专挑的。专职为贺龙采购食品。
贺龙的伙食费开始每月约80元,连队干部战士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是13.2元,三年后才涨到13.32元,后又涨到13.35元,十年后涨到13.45元,算是涨到顶了。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好几年。每个月长0.1元时,连队还专门召开了全连大会,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说贺龙当时每月的伙食标准相当于6个战士的总和,生活很好,每顿至少二菜一汤或四菜一汤,一荤一素或两荤两素。每顿饭做好,警卫连换班到连队吃饭,副班长只做不吃,只尝咸甜酸辣味道。
过了一段时间,贺龙嫌面食多,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是南方人,爱吃大米,伙食调剂一下。毛主席收到贺龙信后,专门批示给中央有关部门:“贺龙过去有功,要照顾安排好贺龙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费标准”。这个批示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对所有老干部都要照顾好生活。
毛主席批示后,贺龙的生活更好了。连队专门研究制定了贺龙每周食谱,基本上一周不重样,顿顿都是四菜一汤。有时吃不完,副班长想吃又怕违犯纪律,就用小桶提着当泔水喂猪了。哪里有贺龙临死说“想吃猪耳朵"这回事?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猪肝猪蹄子,哪一样都不少。
副班长经常征求贺龙的意见,他说想吃啥就弄啥。一个月200元,他一个人相当16个战士的伙食费。当时猪肉每一斤0.5元,贺龙的伙食好到天顶上去了,酒是好酒,成瓶子放着,想喝就喝,现成的。茶叶是龙井茶,配了两个暖水瓶,喝不完晚上洗脚用了。
有的文章和电影描写成贺龙渴得拿碗伸到墙外接房檐水喝,有病不能治,受百般折磨,这压根是胡说。定期为贺龙体检、洗澡、订报纸、听广播,每天给他打扫卫生。他每天室内室外、院内院外散步打拳锻炼身体、做深呼吸、吐故纳新。他需要看病时,来专车接送,警卫班专职保护,师部警卫参谋甚至有时警卫科长副科长专程护卫,看病是部队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住高干病房,特级医护。
要说贺龙元帅有委屈的地方,就是不管事了,心里闷,精神上有压仰,这也是“文革”时期部分老干部的共同感。但是老干部的工资是照发不误,每月几百元,应该说衣食无犹。
现在说的“文革”时期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住牛棚",实际是到五七干校种地,劳动缎炼,消除官僚主义,并不是真住在牛棚。
住牛棚,是个形容词。当时邓小平到江西省劳动缎炼,住的牛棚是一个南昌市郊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两层将军楼。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用专机把邓小平夫妇送到住地,由当地炮兵团派出一个12人的警卫班,并由一位军官带队和1名战士值班,和邓小平同住在独楼独院的将军楼,专职为邓做保卫工作。邓到邻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锻炼,往返步行,工厂专门又成立了邓的党员保卫小组护卫。
邓每月400多元工资照发,也可以喝到茅台酒。所以说,即使在“文革”时期,党和毛主席也是非常关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当然,极少数受到人身迫害也是事实,也是有的。
刘少奇疏散到开封,因他长期患有肺炎,一个多月时间,毛主席、周总理四次派中央医疗专家小组到开封为刘少奇会珍治疗,最好的药都用了,但终因刘年老病重,医治无效病逝,并非人为迫害而死。
上述我说这些,都是有当时的值班记录的,都是有历史档案可查的。希望现代的文学作品尊重历史,胡编乱造经不起历史检验,是会让后人笑掉大牙的。
前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所写《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及本人去年专门去探索刘少奇逝世处的两篇文章。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
1968年2月,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在此之前,据病历记载,曾有四位医生到少奇同志家中出诊过,也曾在他家多次会诊过。
参加会诊有:
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指示:“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巡诊,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每次出诊都做认真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门诊部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
我们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提出指导建议:
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对厨房、餐厅、餐具做了消毒。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把原先每天6个鸡蛋,改为每天2个。
我们严格按照医患关系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边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做到了“公事公办”。
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较差。7月6日起病情渐重,7月9日初步诊断为肺炎。
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治疗措施,将病情上报。
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请北京、上海知名专家会诊。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顾英奇、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日夜值班。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内容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指示。
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经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
请示后,很快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
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做气管切开手术。
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意识没有恢复。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1968年10月9日,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
10月11日开始鼻饲,炊事员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每日总热量保持1,500千卡至1,700千卡。
少奇同志到1969年时,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头发变黑;虽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
————————下面是我去刘少奇去世处探访的笔记。
到达开封的第二天,上午去看了开封市博物馆,中午到达北土路10号的《刘少奇逝世处》,但此处要下午2点才开门。在周边转了转,意外发现对面不远处就是刘青霞故居,对刘青霞我本不知晓,迅速用手机查询了一下得知,刘女士是清朝两广巡抚马丕瑶之女,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女志士,近代著名女活动家、教育家、政治家。其故居占地900多平方米,在当时堪称豪宅,当然这不奇怪,毕竟是两广巡抚的家宅。
看完刘青霞故居后,来到《刘少奇逝世处》。从外观看,这是几栋非常漂亮的三层楼群,也是一群有故事的建筑,其最早是“同合裕”银号,后来曾作为民国时期的河南省银行、日伪时期的市政府等用途。解放后,该处是开封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总面积879平方米。与展览馆的工作人员攀谈时得知,该处是当时整个开封城唯一有暖气的住宅。
大门进去的前楼是个灰白色的三层楼,底层被开辟成陈列馆,主要用于歌颂刘少奇的丰功伟绩及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这些事我都烂熟于心,故此没有多停留,简单拍摄了几张照片后就去了后院。
后院的三层楼的风格与前楼一致,但不知为何外墙全部涂成黑色,与前楼的灰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楼只开放了一楼,正对大门的是客厅,左边一间就是刘少奇的卧室,现在不能进入,但可以从门口看见里面的陈设。这种建筑布局与刘青霞故居里的布局一样,刘青霞的居所也是进门客厅,左边厢房卧室,右边厢房是其书房。不过,刘青霞故居里都是平房而已。
关于刘少奇为何在河南开封去世而不是在北京去世的问题,这与当时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关。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准备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
在此背景下,10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前全部战备疏散,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周恩来留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刘少奇去世的房间按原貌保留,房间里保留着当时抢救时的各种医疗器材和药瓶等物品,本人医学盲,除了氧气瓶之外都叫不出名称。从那些陈列的那些医疗器材,不难想象出刘少奇临终前抢救现场的紧张气氛,具体可以参见当时参加医疗的顾英奇老人的回忆文章。
在客厅中,还陈列了刘少奇三张当时的“病情记录单”等记录单,详细记录了其每次大小便的次数并有排便重量和排尿容量的详细记载,以及饮食品种及数量、所用的药物名称及数量等。还有体温记录表和诊断记录等。这些记录非常的详细,我注意了一下,其中一张“护病记录单”上的日期是69.11.11,即刘少奇逝世前一天。
现在被辟为陈列室的客厅还陈列了刘少奇的火葬单和骨灰盒等物品,上面的名字是“刘卫黄”。刘少奇原名是“刘渭璜”,后自己改为“刘卫黄”,取捍卫炎黄之意,其一生有多个曾用名。当时的中央大疏散是高度机密,作为曾担任过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去世,用曾用名火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去年去张钦礼书记墓地时遇到一个事,让我很感慨。
张钦礼书记的墓,在农村的田野中,只有一条土埂路可以过去。
当时河南正在抗旱,我的车在土埂路上压坏了农民兄弟抗旱用的水管,
当时几个农民围上来,气势很凶,我下车对他们说,不好意思,压坏了水管我赔偿,
并告诉他们,我是来给张书记上香的。
听了我的话,这几个农民兄弟的神情顿时就缓和下来了,
说,那没事,你走吧,还给我指了去张书记墓地的路。
一心为百姓的人,百姓也会记得他的。【pop3】于2021-04-05 17:03:40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