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6期,白晓红
内容提要:冷战开始后,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的决议,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同时,坚决清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残余,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卑躬屈膝态度。反卑躬屈膝运动最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反对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苏维埃祖国文化,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
1945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是二战后苏联文化的恢复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在文化领域开展意识形态运动的另一重要时期。战后的苏维埃国家满目疮痍,国家经济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尽管如此,国家对科学文化领域的投入依然有所增长,战后苏联科研发展初具规模,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科研部门的数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在哈萨克斯坦、立陶宛、爱沙尼亚创建了科学院;许多科研机构建立起享有国际声誉的学科;苏联艺术科学院也建立起来。
战后初期,苏联文化继续其独特的战争题材并大放异彩。在文学界,前线归来的一代人开始文学创作,他们新鲜的生活体验——鲜活的战争体验,迫切需要消化、感悟①。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有反映和平时代苏联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在艺术界,著名的作曲家普罗柯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米亚斯科夫斯基等奉献出自己战后新的作品;画家们也立刻投入积极的创作;在电影艺术方面,战后很快就有新的影片问世。
总之,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化发展的突出之处是:科学家创造性的劳动结出丰硕的成果,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问世;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鲜明反映刚刚过去的战争的一系列作品。
在人文科学领域,开始探讨研究社会科学的新角度。苏联人民开始了解外来文化,尝试与外部世界文化接触。战争年代催生出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希望战后的社会生活自由一些,党和国家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监督宽松一些,实行创作自由。成千上万去过欧洲的人的个人印象打破了关于可怕的资本主义那种宣传的旧框框。战争时期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使人们寄希望于战后开展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和接触。
我们知道,苏联战后对外文化联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冷战开始了。
一、反世界主义运动的源起:苏维埃爱国主义运动
冷战破灭了所有与西方接触、缓和关系的希望。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做斗争,苏维埃政权继续沿用了战前30年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做法。回忆起战后时期,谢皮洛夫②写道:战后初期是“苏联辉煌的胜利”光芒照耀的时期。然而,明显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分,“没有跟上胜利和光荣时代的步伐”③。斯大林认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严重的不足和盲区”④。
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这样阐述其工作思路:“战争结束了。斯大林同志的想法是这样的:近期不仅要全面恢复社会主义工业,还要切实地推进工业发展。农业也是这样,恢复,发展。但是,要说到根本性的任务,那就是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意识形态工作。”⑤
“我们在原野上战胜了敌人。现在帝国主义在思想领域向我们展开更猛烈的攻势。千百万士兵出过国了,他们看到的不仅有坏的东西,也有某些诱惑摆在面前。而许多他们看见的东西是表面的,片面的假象存在脑子里了。无论如何,人们想要享受自己胜利果实的甘甜,想要好好生活:住好的住宅(他们在西方看到了),吃好穿好。
“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弥漫着这样的情绪:让所有政治都消失吧!我们只想好好地生活。最近以来,斯大林同志经常告诫我们:政治是苏维埃制度的活的基础。所以说,不问政治的、消极的情绪是极为危险的。这些情绪,再加上膜拜西方的思想,对于我们国家的命运来说就更危险了。”⑥
党组织向思想不成熟的居民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成为战后苏联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战后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发扬苏维埃民族自我意识,其结果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英雄的热爱空前高涨。
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红军指挥官举行庆功会上的讲话成为苏联长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宣传的范本。讲话指出:已经形成共识,参战的俄罗斯军人“是苏联的领导力量”。“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健康,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⑦这种爱国主义带有明显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
宣传机关的领导力图“不曲解”斯大林同志的祝词。《真理报》社论和其他报刊解释道,苏联和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丝毫没有认为自己是“天选的”,“优于”其他民族,而与其他民族分离、轻视其他民族的含义。应该坚信,俄罗斯民族,作为苏联民族大家庭中最强有力的兄长,把与希特勒侵略者斗争的重担挑在肩上,他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战争的胜利使重新评价俄罗斯文化在苏联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贡献成为可能。导致这一切的不仅是因为苏联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在卫国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帮助苏联红军击溃德国法西斯,进而解除了数世纪人类文化遗产惨遭希特勒毁灭的威胁;另一个促使重新评价俄罗斯文化的因素是,把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化成果与西方文化成果相对立的趋势。
莫洛托夫于1947年11月6日讲道:“外国资产阶级的雇佣文人预言,战争期间随着其征程到过欧洲许多城市和首都的苏联人见识了西方的秩序和文化,回国之后将期望在自己的祖国也建立那样的秩序。而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复员军人……以更大的热情巩固集体农庄,促进厂矿的社会主义竞赛,站在了苏维埃爱国主义者的前列。”⑧
政府努力促进苏联人的历史乐观主义、民族自豪感,不仅以苏联时期的大无畏英雄主义,而且以数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滋养这种乐观主义。以祖国文化巨匠为荣,他们的名字与“世界科学的伟大贡献、杰出发现紧密相联,是时代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方向标”。
1946-1948年,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的决议,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坚决清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残余,反对苏联文化领域中对西方文化的卑躬屈膝态度。
1946年8月14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点名批评了苏联的著名作家,左琴科被斥为“文学的俗类和渣滓”,阿赫玛托娃是“以空洞的、无思想性的诗歌与祖国格格不入的典型代表”。决议还责难“左琴科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渗透着悲观的失望的情绪,表现着那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而不愿意同本国人民一起前进的旧日沙龙诗歌的风格”⑨。
紧接着,1946年8月26日通过《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要求禁止上演资产阶级作者的戏剧作品,这些作者在苏维埃的舞台上“宣传资产阶级反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1946年9月4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对导演卢科夫、尤特凯维奇、多甫仁科、格拉西莫夫等予以严厉批评。批判他们的创作脱离苏联社会现实,对西方卑躬屈膝,缺乏爱国主义精神⑩。
在中央组织部讨论该问题的会议上,斯大林宣布,苏联的杂志“不是私有企业,它无权迎合那些不愿意承认我们制度的人的口味”。党的主要思想家日丹诺夫9月29日在列宁格勒的讲话贯彻决议精神,指出当前苏联文化主要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奴颜婢膝”。
谢皮洛夫回忆,战后时期“斯大林特别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赋予它头等重要的意义。给宣传鼓动部的一个指示以不同形式多次出现:斯大林在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的会议上说它,在电话里,经常还是非官方的情境下阐述它”。而每一个这样的指示要“迅速地在《真理报》和宣传鼓动部的《文化与生活》报,评论界、出版界、剧院及所有相关的意识形态影响部门有所反映”(11)。
在对国内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同时,苏共中央也加大了对外国报刊文献的监督力度。1945年11月10日,斯大林从索契发给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一份“关于《真理报》发表丘吉尔演说”(12)的密电。斯大林在电文中直接指出战后西方国家的联合反苏。在《真理报》上发表丘吉尔的演说内容是错误的。苏联人不需要外国人的赞扬,不需要对外卑躬屈膝。
1946年11月13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谈到《不列颠联盟者》周报问题(13)。发现该报近期经常发表一些国际事务方面的不公正的有导向偏差的资料,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祸害。1947年5月22日,苏斯洛夫给日丹诺夫写密信,汇报关于对全苏文化外联协会工作的检查结果:全苏文化外联协会没有内务部的允许,从英国、法国、意大利使馆系统地得到了许多外国影片用于观看。从英国大使馆拿片的还有苏联西部煤炭工业部(14)。
中央下达指示,以后没有检查机关的检察同意都不能得到外国电影、报刊和书籍。毫不奇怪,宣传鼓动部经常拒绝学者们查阅那些所谓“特存”文献的请求。
1947年4月18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达《关于在居民中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的活动计划》(秘密)的文件。文件指出:我们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我们苏维埃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了完全的独立,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国家中完全有条件肃清苏联公民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当今形势下,最有害和最危险的资本主义残余是,个别苏联公民在资本主义西方和当代资产阶级文化面前的卑躬屈膝态度。克服它的根本途径是在居民中培养崇高的共产主义意识,培育对于苏维埃人民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为此,党组织、所有新闻出版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必须持之以恒地向社会传达、宣传、解释这样一种观点:苏维埃爱国主义意味着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绝对优势。必须坚决地强调,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就意味着承认对资本主义和剥削世界的精神依赖。这种卑躬屈膝与苏联公民的自豪感和尊严背道而驰(15)。
1947年8月11日《真理报》发表谢皮洛夫的文章《苏维埃爱国主义》。该文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文件《关于在居民中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的活动计划》思想一脉相承,也可以说,谢皮洛夫在《真理报》上的文章是对宣传鼓动部文件的进一步阐释。
文章指出,苏联人民对反爱国主义的、任何不赞同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人表示质疑,“资产阶级国家,按其政治制度落后了苏联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文章坚信,苏维埃制度“比任何资产阶级制度都要高和好一百倍”;“苏维埃联盟是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现在,可以说,没有俄语、没有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科学和文化的文明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早已走过了自己的顶峰,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强大的、富于创造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冉冉升起”。在苏联崇洋媚外的行为已遭唾弃,而其中暴露某些个别“知识分子”的本质,他们还完全没有从“旧沙皇俄国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对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极尽谄媚,奴颜婢膝,只因为它是外国的,甚至对柏林大街上的垃圾箱也赞叹不已(16)。
与30年代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战后苏维埃爱国主义,首先就具有排外的特征:苏维埃爱国主义,意味着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与开始冷战的大国际背景相适应,战后苏联意识形态运动,重点是反对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顶礼膜拜。反卑躬屈膝运动成为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前奏。
二、反世界主义运动
世界主义一词,在维基百科中的解释是一种“秉持全人类利益总体上高于个体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世界公民的思想。认定人在地球上是自由的个体”。在俄国文学界,别林斯基最早用世界主义者形容那些作品缺乏俄罗斯本民族特性的作家,称他们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1943年11月,法捷耶夫攻击爱伦堡来自“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义理解国际主义,不愿意克服自己的崇洋媚外”(17)。1945年之后,世界主义一词频繁出现在苏联报刊上。
战后最早对世界主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把它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比较的是苏共理论家库西宁(18)。他的文章《论爱国主义》在《新世界》杂志1945年第1期刊出。文章指出,民族主义取决于“个体民族的利益(或者它的上层的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的对立”。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爱国主义运动是以图谋侵犯其他民族的平等和自由为目的的”。他接着指出,世界主义以冷漠的、轻视的态度对待祖国,是每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忌:“世界主义是与劳动人民完全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属于国际金融寡头和跨国卡特尔大亨的,是属于超级证券商和世界军火商及其代理人的。这些人的价值观正应了一句谚语‘哪儿好哪就是故乡’”。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世界主义者只能是“人民的敌人”、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追随者。
战后苏联文化领域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就是苏维埃爱国主义运动、反卑躬屈膝运动的具体化。揪出文化界的崇洋媚外的世界主义者,予以彻底批判。
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序曲是1947年克柳耶娃夫妇事件。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克柳耶娃和丈夫罗斯金教授1946年访美时,与美国同行交流了自己有关癌症研究的成果。并且申请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恶性肿瘤的生物治疗》一书(该书在苏联1946年出版,在美国出版的申请没获批准)。1947年2月,斯大林、日丹诺夫亲自指挥对克柳耶娃夫妇事件的讨论。5月,斯大林批准了关于党组织就该问题与作家座谈的基本思想(19)。他抱怨,在我们的中等知识分子中间,“缺乏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他们毫无理由地对外国文化顶礼膜拜。都自认为(本国科学和文化等)尚未成年,并不完善,习惯于认定自己永远处于学生地位。这种落后的传统从彼得时期就开始了”(20)。
1947年6月,苏联卫生部举行了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荣誉审判”,整个诉讼程序像真正的审判一样:有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的发言、证人举证、被告申诉。有800多人参加。最后判决书是荣誉警告。1947年6月17日各级党组织传达党中央《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内部文件。文件认为,他们夫妇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似乎是出于虚荣心和对西方的奴颜婢膝,他们急于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发现。中央委员会判定,该案件反映出文化领域知识分子政治品德方面的严重缺陷。类似情绪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帝俄时期(那时,俄罗斯人永远是西欧老师面前的学生)。在资本主义包围圈中,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中毒最深的部分。这种情绪的危险之处还在于,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不遗余力地在知识分子中寻找患有卑躬屈膝病的薄弱分子。与知识分子相反,工人、农民和士兵显现出有能力捍卫国家利益。文件以建议成立此类案件的荣誉审判庭结束。荣誉审判庭在所有的科研院校、国家机关、部委、创作协会里建立起来,辐射各个方面,期限两年。
为了进一步清除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公民的任何可能潜在影响,实行隔绝政策,1947年2月15日发布《禁止苏联公民与外国人登记结婚》的命令(该命令1953年9月取消)。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真正开始于两个事件。
第一件,关于格·费·亚历山德罗夫(21)《西欧哲学史》一书的争论。总共有两场讨论。第一次是1947年1月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的,这次讨论没有达到中央预定的要求。第二次是在苏共中央的直接指示下,由日丹诺夫亲自主持。1947年6月,《西欧哲学史》讨论会在莫斯科召开,全国90多名哲学家参加。日丹诺夫做大会主题发言。日丹诺夫的发言成为苏联文化领域反世界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他首先批评该书陷入形而上学,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意义。同时指出《西欧哲学史》书中没有写进俄国哲学史是错误的,客观上贬低了俄国哲学的意义。作者反而对西欧的哲学家顶礼膜拜:“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几乎对所有一切旧哲学家都找到了机会说几句恭维话,对于声名越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就恭维得越厉害。”(22)最后,日丹诺夫批评当今整个苏联哲学界缺乏战斗精神。号召全国的哲学工作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用理论阐释苏维埃制度,以哲学的武器论述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研究苏维埃文化,全方位论证苏维埃文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优势。
两场讨论斯大林都有指示。在与《真理报》主编波斯别洛夫通电话过程中,斯大林指出,在《西欧哲学史》书中,亚历山德罗夫首先就脱离了政治斗争,不问政治,缺乏列宁哲学著作那种战斗的政治精神。关于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评价,斯大林也否定了书中的看法。亚历山德罗夫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保守主义的,斯大林则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反动的哲学,它指向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最后,斯大林发现书中致命性的不足是,“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点体系,推翻一切资产阶级科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23)。日丹诺夫在讨论会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关于亚历山德罗夫《西欧哲学史》一书的争论,上升到提高苏联干部队伍战斗性的高度,要与资产阶级科学做坚决的斗争,而不是在它面前俯首帖耳。
从哲学界开始,苏联文化和科学各个学科相继开始了反资产阶级科学的反世界主义运动。
第二个事件是1947年7月底到8月初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森科做了《关于生物学状况的报告》。李森科及其支持者打响了反对摩根遗传学——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摩根基因理论的基本点是,在生物遗传中,生物自身、先天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已经被证实的遗传学的科学理论。李森科学派假借米丘林学派的杂交理论,称外部环境可以改变生物特性。斯大林也认定李森科学派的后天获得性状的遗传学理论是科学的。
和哲学领域的争论一样,资产阶级遗传科学完败,李森科集团大获全胜。会议之后,苏联正统遗传学被取缔了,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都停止了。李森科的伪科学在苏联存在了相当长时期,苏联农业科学陷入近乎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两个事件后,批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世界主义”在哲学、语言学、历史学、音乐、文学艺术——所有文化领域展开。以先进的苏联科学反对资产阶级伪科学。二者的斗争是必然的,符合发展规律的。于是,必须找出各个学科中的资产阶级科学带头人。文化的本质和任务被归结成为宣传和教育的“传送带”作用。反对国外意识形态敌人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特别着重宣传俄罗斯国家历史权威的概念——在科学、技术、文化所有重要的领域,其权威性代表都是俄国人。这类宣传明显的过火之处是,试图宣布从自行车到飞机,几乎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俄罗斯天才的发明。
在历史学界,政府警告历史工作者不要错误地理解苏维埃爱国主义,而忽视了它的阶级内涵,陷入“克瓦斯爱国主义”的泥潭。《历史问题》杂志1948年第2期的编者按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试图杜撰历史。”文章认为,沿着诬蔑俄国人民的过去、贬低其在世界历史中作用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是更为危险和有害的。强调指出,任何低估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评价都与崇洋媚外直接相关。在评价俄罗斯文化和苏联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伟大成就上的虚无主义,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奴颜婢膝的另一种形式。
开始严厉批判塔尔列院士(24)的观点。院士认为:“关于克里木战争是防御性和正义的战争的论断是错误的”,“以俄罗斯只是谋求自己的自然边界来理解”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战争是一种辩解。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要“以普遍进步的观点、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代替阶级分析的观点评价历史事实”。立刻得到警告:党中央将要讨论这些“修正主义思想”。
在文学界,以上述标准来评判特瓦尔多夫斯基(25)的文学作品和头衔,认定他错误地理解苏维埃爱国主义,忽视其阶级内涵。1947年12月,《文学报》发表了该报主编叶尔米洛夫论特瓦尔多夫斯基《祖国与他乡》一书的文章。他把著名作家关于战争、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在贫困年代显露出的民族特性和品格的思考,都说成是“矫揉造作的文章”,“试图歌颂那些与民族生活格格不入的事物”。
作家协会在《1947年的散文》(《新世界》1948年第2期)一文中,对1947年苏联非诗歌类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在许多战争年代写成的书中,主人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意识表现得很贫乏。有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只是自古以来的原始的爱国特征,而苏联人民优于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却暂居其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祖国与他乡》遭到严厉的批评:“总体上是思想恶劣的作品”,是“政治局限性和落后性”的恶果,“反映出与苏联文学为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而奋斗的先进的新思想格格不入的倾向”。
在反世界主义运动的斗争中,这种大规模的激烈的斗争方式一定是过火的。当时某些苏联文学工作者的确没有像俄罗斯作家那样表现出始终不渝的民族情感,有时候分不清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区别。这种表现有时被认定与十月革命后初期托洛茨基、波克罗夫斯基开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不无联系。
政府大规模针对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压,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斯大林把这一运动与战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联系起来:美国现在成为我们可能的敌人,而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刚刚诞生,就宣布自己是美国的追随者。苏联的犹太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广泛亲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从战时开始就以发展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为目标。必须把他们看成是令人怀疑的苏联公民和潜在的叛国者。
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团体》,标志着反世界主义运动进入反犹主义阶段。文章把批判的对象分为三个层面:“嘻嘻哈哈的世界主义”、“狂妄的世界主义”和“无祖国的世界主义”。接着,1949年1月30日《文化与生活》报发表文章《站在异己的立场上——关于戏剧评论家反爱国主义团体的阴谋》。1949年2月10日《消息报》发文《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戏剧评论家的反爱国主义组织》。一系列文章连珠炮式地发出:“彻底揭露反爱国主义小集团”“戏剧艺术界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者”“粉碎电影艺术中的世界主义”“厚颜无耻的世界主义诽谤者”(26)。
世界主义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被批。重灾区主要在文学艺术界、报纸和广播、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期刊对此也有回应,呼吁根除世界主义,但论文标题的情感色彩要淡一些,火药味弱一些。在运动的进程中,1949年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解散莫斯科、基辅和明斯克的犹太作家联合会,并关闭其刊物。事情不仅限于批判层面,而是解除世界主义者的领导工作,把他们调到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据爱伦堡的资料,对世界主义者的追踪调查往往以逮捕而告终。到1953年,共逮捕了217名作家、108名演员、87名画家、19名音乐家。
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无情地打翻了许多学者、教授和文艺工作者的命运之舟。被指责为世界主义者的许多是犹太人。1948年1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其主要人物都被捕,苏联人民演员、国立莫斯科犹太剧院的艺术指挥米霍艾尔斯被枪决了。犹太人的文化设施——剧院、学校和报纸都被关闭。
1949年3月20日后,运动开始缩小。在运动高潮的时候,斯大林指示《真理报》主编波斯别洛夫:“不要对世界主义者小题大做。不要过于扩大范围。不是要俘获人,而是要征服其思想。”(27)运动结束了,被捕者没有释放,被解职者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反世界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被从岗位上解职了(28)。
这场运动与国际舞台的政治斗争、与苏联国内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与苏联社会精英的变换等问题紧密相联。
我们知道,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是日丹诺夫。他被认为是党的思想家,苏共中央中的文化专家。后来的研究者称日丹诺夫及其追随者为“日丹诺夫者”。尽管,没有他,这场运动依然会进行,但是他赋予运动以特别的粗俗性和生硬性。日丹诺夫每一次讲话被印成官方文件发布后,就出现一批被毙的文章和作品。
除了日丹诺夫,亚历山德罗夫事实上掌管着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宣传鼓动部部长是苏斯洛夫,但是因忙于其他党务,他只能把意识形态这摊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亚历山德罗夫在这个位置上坐到1947年,接任他的是日丹诺夫的亲信谢皮洛夫,他领导宣传鼓动部到1949年。正如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所写,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起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回忆录中虽然给亲近人的言行加了些道德的色彩,但他的叙述仍然揭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