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著名学家”之类头衔不过是狗类的互相吹捧罢了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1-08-05 04:30:00

余英时“著名学家”之类头衔不过是狗类的互相吹捧罢了

 秦明 · 2021-08-06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原标题为《一个反毛老狗死了,哭丧的凤凰被网友吐了满脸口水》

余英时死了,凤凰网发了一条图文并茂的微博哭丧:

不成想,“民智已开”的网友却不领凤凰的这份“悲情”:

凤凰网的微博其实不过转发的是“学人”公众号的哭丧文。“学人”是自媒体时代的平台,往前追溯就是“爱思想”,再往前就是“天益”、BBS时代的“燕南社区”……

余英时的死,把一帮骨灰级的右翼平台和老右都引出来了,想必这两天哭丧、拜祭的文章便会蜂拥而至。

作为一个在“燕南”时代就已经混迹于网络江湖的草根左派,笔者不妨抢先祭奠一下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也算给那个牛鬼蛇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作一幅画像。

不要怪笔者言语刻薄、对这个死狗没有丝毫的“敬畏”,笔者忍不住骂人的冲动,实是因为他那篇流毒甚广、恶毒咒骂毛主席的文章《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笔者的“刻薄”,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作为一个所谓的“著名历史学家”,即便评价一个与自己政见完全对立的历史人物,也不应该偏颇、恶毒如斯,几千字的内容没有丝毫的“客观”可言,即便如西方的那些顶级反G学者也不至如此。余文与茅姓老贼的那篇臭名昭著的反毛文章相比,恶劣、下作程度完全不遑多让。有此劣迹,可见其治学亦无丝毫的严谨、扎实可言,“著名学家”之类不过是狗类的互相吹捧罢了。

 

“劣绅后代”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父母均出生于安徽的士绅家庭。

余英时的爷爷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其所在的家族在潜山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大家族。余英时儿时曾寄居在堂叔余谊密家中,余谊密辛亥革命后与安徽地方军阀交好走上了仕途,后回乡做了大地主;余谊密的侄子余大化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背叛地主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从事地下活动,却因余谊密告密而惨遭杀害;余大化的胞弟余化民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黄柏暴动不幸被团练逮捕,有人念及其是余谊密的侄子,欲免其一死,余谊密却手书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余谊密也组织了团防,协同国民党二十五军,参与对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的围剿,1935年被红二十八军反杀。

对于余谊密这样一个十足反动的人物,余英时却倍加崇敬,时时怀念,称其“盛德大业”。余英时在《疏园遗作集存序》中感慨:“余生也晚,值乱世,已不及见咏南公。平生盛德大业,唯于庭趋时得闻其一二。抗日战事起,余随家人避难返皖西潜山故里,先后逾八年,尝于其间数访公旧居小楼,一楹有林泉之胜,傲然宿儒精舍,不知其为显官别构矣。”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败退前,在国民政府任参事,解放后逃到了台湾。余英时1949年11月考入燕京大学,本来新中国是准备好好培养余英时的,余英时父亲却因在台湾混不下去就跑到了香港,并修书一封给余英时望他赴港团聚。1950年余英时抵达香港,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入米国哈佛大学,其后陆续在米国和香港的大学任教授,1987年以后担任米国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看出身但不唯出身。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对个人意识和阶级立场的塑造很重要,但后天的自我改造和选择更加重要。余英时最终并没有如他的两位堂兄那样走上革命道路、彻底背叛本家庭所处的剥削阶级,即便新中国不计前嫌为他提供了优越的成长环境。

余英时曾回忆说:“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这个转变的确很彻底,但彻底的不是他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对民族、对祖国的背叛!

 

“去国者”余英时

正如闲言先生所言,“如果要在当代华人学者中评选被西方、尤其是米国洗脑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或可毫无悬念地当选。”

余英时早年师从钱穆,而钱穆晚年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何以不亡国”,得出的结论是“文化胜利法”,认为中国历来有一批有道统、有操守的“士”。余英时后来便以这样的“士”自居,自称“文化中国人”,以“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自居。

然而,余英时是怎么守护“中国文化”的呢?他在《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中讲道:

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这就是余英时为强盗、为强奸犯辩护的逻辑,强盗抢劫了你、强奸犯强奸了你,你不能指责人家抢劫、强奸,是你自己没“应付”好,把洋大人伺候好了,就能合作共赢了。

这样的逻辑,实际上也是崇美知识精英和买办们通行的话语逻辑,不知道算不算余英时的一大“发明”。

又如,余英时在一次会上公然讲: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米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这样完全违背事实的傻X话语哪怕瞎子也讲不出来,偏偏他余英时就能堂而皇之地公然讲出来。德国学者妮科勒·施莱等人做过一个统计,从1622年开始屠杀印第安人到米国2003年发动摧毁伊拉克战争,米国共挑起和参与了45场战争。屠杀之众何止千万?又还有多少人因此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米国之残忍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舔狗余英时却拿起了“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的彩纸给这个全人类的强盗和罪犯涂脂抹粉。

与对美帝国主义的无耻吹捧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余英时炮制的“东方专制论”:

修养在中国一向是重要的,从汉朝开始,怎么教育太子成为一个专制的君主,从小就要进行人文教育,让他长大后怎么统治这个帝国,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而是要平衡这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了,这是因为进入民主社会,我们改变了少数的统治,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无论是活动家还是平民都要新的修养。

在余英时眼里,西方传统上就是“民主”的,东方传统上就是“专制”的,那么余英时想要通过这样的论证得出什么结论,其实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要把西方的所谓“民主”传统嫁接过来:

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因素,虽然不是现代人权和民主的概念,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概念,把西方概念翻译过来最早的时王韬,他在米国看到三权分立等,就觉得非常先进,受过传统影响的严 复等人也开始关心转型问题,他们当时都是儒家领袖,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康有为,他们也是欣赏周朝时君民共治的精神。他们在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正是我们需要的。

《南方都市报》曾发表过一篇书评,《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这个同属狗类的书评果然内行,将余英时与胡适类比恰当不过,余英时研究过胡适的日记,他的学术方法就是注重胡适所倡导的“考据”。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功伟绩证明,管仲对齐国国家权力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是非常成功的,也说明管仲是有朴素的平权思想;而进一步讲,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对国家权力分割与制衡的民主政治理论与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为了否定这样的历史,胡适“考据”道,《管子》非管仲所作,而是战国后期的无名之辈们“杂七杂八凑合”的“伪书”。

余英时“考据”功力,比胡适犹有过之。余英时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历史,所涉甚广,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谈”把“考据”玩成了“学术杂技”,以至于左右互搏、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士与中国文化》说“士”是超越个人历史,捍卫抽象的“道统”的;却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以更多的“考据”,论证了“道统”的祖师爷朱熹的思想,也就是“道统”本身,原是与朱熹个人的历史与政治经历,如“庆宁党争”等,有着直接的交互关系。余英时自己也承认,“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既然有此“考据”,又怎么得出了“东方专制”论的结论了呢?

所以,无论是胡适的“考据”,还是余英时的“考据”,都带着一个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那就是要阉割中国传统文化,服务于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为美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服务的目的。

余英时又研究起了陈寅恪,并在大陆推动起了“陈寅恪热”。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的中心思想就是,陈寅恪晚年留在中国大陆而没有跟随国民党流亡,为此深感后悔。因为大陆的政策摧残文化与文化人,陈寅恪饱尝“亡国(文化中国)”之痛……如此之类,则是更加直白地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反G宣传的需求。

 

为老不尊的余英时

2010年,南方系捏造所谓“汪晖抄袭案”,纠集了一大批右翼文人展开对新左派学者汪晖的围剿。尽管手段非常拙劣,但也顶多算是小辈之间打架。

眼看中国大陆左翼崛起、“毛泽东热”不断复苏高涨,自己的反G大业越来越渺茫,身为老辈的余英时终于坐不住了。

就联合米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纠集了一批海内外反G学者发起倡议,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施压”,要求组织“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彻查汪晖抄袭,他们还威胁说,“如果清华大学校长、人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得很,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关于这件公案笔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汪晖和李泽厚研究对象都是百年前的改良派,二人均引述了官方正规出版的史料,但研究方向、次序、结论完全不同,仅仅因为二人引述过相同内容,且均标注了出处,汪晖就要被南方系污蔑为“抄袭”,实在滑稽。

且不说抄袭指责不成立,即便要审查,也自有官方进行严格的学术审核,可南方系的报刊却言之凿凿一面到地公开定论“汪晖抄袭”;而气势汹汹的“著名学者”余英时也丝毫不做考证,亲自下场参与这场对“小辈”的围殴,其用心之险恶再明显不过,其风范也与所谓的“著名学者”身份格格不入。

而此等“学术上干不过,就动用卑劣手段”的行为,余英时也算始作俑者。

1954年,还没有任何名气的余英时为了出名,就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称《十批判书》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人家郭沫若就是研究史料的,这要是算“抄袭”,那所有的依据史料的历史研究都可以被指责为“抄袭”。

这样的指责据说发表时,连该刊主编都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这样毫无道理的指责当然很快沦为笑谈,被人遗忘,不过余英时对自己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出名而耿耿于怀。

1992年,余英时已经成为大陆的座上宾,混得名声鹊起,于是就在《明报月刊》 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炒作这个话题,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大陆的一帮小兄弟也一起鼓噪炒作,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1996年,学者翟清福、耿清珩再1996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刊文《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通过详细、严谨的考证,把余英时等人驳得体无完肤。

郭沫若在新中国文学界、史学界的地位是尽人皆知的,余英时选择对郭沫若下手,动机很明确。

所以,不要听那些右翼文人的“被迫害妄想症”,不要听他们胡扯什么“理中客”,什么“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余英时的“看人站队”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他的政治立场表达得再鲜明不过。

 

被推上神坛的余英时

70年代末-80年代初,“跟着米国走”成了消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遗产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战略。这项战略的执行离不开一大批文化界知识精英的参与,已经彻底被米国驯化、沦为美帝意识形态殖民工具的余英时也就以所谓的“海归”学者的身份粉墨登场了。

因为毛主席对历史的重视,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其实已经达到了非常璀璨的高度,只是因为其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被彻底否定,以至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思想史、文化史被异常冷落,彻底隔断历史的伤痕文学以及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史反而成了显学。

1987年,余英时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大陆首次公开出版。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又重新复兴,只是复兴的不是毛泽东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中国史研究,而是复兴了民国时代的中国史研究,并进而引发了“胡适热”、“陈寅恪热”。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知识界开始反思“五四”、反思“革命”,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出现了“国学热”,而开启这场90年代“国学热”滥觞的,正是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余英时的影响力才开始水涨船高、逐渐被中国知识界推上了神坛。结合上面对余英时的批判,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尊“神”给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潮流。

为了表彰余英时的“功绩”,1991年,台湾给余英时颁发了“行政院文化奖”;2006年米国给余英时颁发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后,余英时在中美两地更是拿奖拿到手软。而翻看余英时在大陆成名前的经历,除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身份,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荣誉,而米国并不缺这样的华人教授。后来的颁奖,也算是米国和台湾对余英时“反G成绩”的肯定。

所幸的是,美帝国主义这几年自己越玩越烂,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跟着米国”的信条早已破碎的稀烂,余英时以及他在大陆的那些拥趸们再也无法欺骗中国人民,这才有了凤凰网哭丧被网友吐了满脸口水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再往前十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余英时作为一批甚至一代知识精英的代表,甭管学术功底到底扎不扎实,名气反正是够大了。他们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老百姓,自然也就敌视人民革命事业,敌视人民领袖毛主席。当人民觉醒的时候,他们的“末路”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些还苟活着的顽固派们还打算反动到底吗?你们注定要被劳动人民唾弃!

“米国大儒”余英时,终于死了

申鹏 平原公子

8月1日,余英时死了,死在了米国,享年91岁。

一时间,中文互联网上又冒出了无数孝子贤孙,满屏幕都是半通不通的哭丧文,一口一个“最后一个大师”、“独立学者”、“文化中国的良心”。

余英时是谁?一个伪装成学者的反动地主文人,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极大恶意,搞历史夹带私货,写政论信口雌黄,一生致力于给封建的旧世界招魂。

他这一辈子,buff叠满了,反共、复古、封建、儒学、精美、媚外......还给周作人、汪精卫洗地。

他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却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最喜欢从“本心”出发,他的作品看起来论据充分论证详实,但对于历史前进的脉络充满偏见了主观臆断,四舍五入都有地摊文学之嫌,甚至还提出了“心理史学”(谢顿黑人问号脸)。他自诩儒者,评价汪精卫也从他的“本心”出发.....岂不是忘了他们儒家祖传的“论迹不论心”?

他号称自由学者,但平生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在现实中搞建政搅风搅雨,结果满肚子偏激、狭隘、幼稚、不切实际,真有谁按照他那套治国理政,结果只能是气煞阿明王,笑死卡大佐。

他所谓的“文化中国”,其实就是封建地主士大夫的那个中国,是江南大儒的那个“中国”,这个“中国”无论在哪里,存不存在,统治者是谁,只要他们这帮大儒活着,就能继续解释下去、服务下去......如今他死在美利坚,他的孝子贤孙们可以痛哭流涕说“华夏正统在北美”、“英时之后无中华”。

如今他死了,对于广大现代工农群众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对于无数精神地主、精神士大夫、民国粉来说,是如丧考妣的惨事,他们确实应该披麻戴孝,给他们的精神领袖哭灵发丧……我们嘛,可以去吃席喝酒,观看遗老遗少们的“新儒学”脱衣舞。

纵观他的所有研究,包括《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洋洋洒洒卷帙浩繁,但你从字里行间只能看到一个字“士”,对,他研究历史,不研究人民,只研究他们这个阶层自己——“地主士大夫”、“封建知识分子”。

余英时想要的那个世界,大概就是某些“精神儒者”想要的那个理想国,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泥腿子闭嘴,这个“君王”,可以是封建帝王,可以是北洋军阀,可以是蒋介石,也可以是美帝国主义,总之不能是中国自己的工农大众。

有人鼓吹余英时的“学术”,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学术吧。

我们先看看他对教员、对新中国的傲慢和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那些恶毒的辱骂、疯狂的攻击、对新中国和教员的仇恨我就不放出来了.....就看这短短几百字,几乎没有几句话是理性、科学的,他居然认为二战后中国已经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并且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成为“五常”;他甚至认为“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并没有重大意义,“中国成为独立国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他还认为,建设现代国家的业绩上,教员没有超过孙中山、甘地、尼赫鲁......我敢说他既不了解新中国,也不了解民族解放,更不不了解什么是“现代国家”。

他否定阶级斗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并且不讲逻辑,纯粹以“我没有看见”,“我知道的地主都是好人”这样的笔法来论证,谈到近代革命史的时候,他不像历史学家,倒像是汪主席、流沙河那一脉的“文学奖”,用个例代替整体,用主观臆断代替现实,用想象中的记忆代替严谨的调查、研究、统计,这就是他徒子徒孙们鼓吹的余大师的“学术精神”。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 以解释得了的。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没有字的书。”

其实,要了解中国旧社会存不存在剥削,地主阶级到底有没有压迫农民,你都不用看共产党这边的史料,直接读米国人编的《剑桥民国史》就行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不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做抽样统计,不了解中国数千年地主农民矛盾的演变,就能信口雌黄发明历史吗?这样的“学术”,与袁腾飞高晓松何异?

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支持新自由主义,于是米国就成了他的“理想国”,他吹捧美帝的立国精神,更符合孟子的学说,更符合儒家的“仁”,他说“米国对残忍的事情看不惯”.....朝鲜、越南、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人民、印第安人表示很淦。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米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 有关。”

我来翻译翻译余老爷子的“新儒学”,这个新儒学,也叫做“儒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咱们只靠传统的儒家文化,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本没有必要搞近代的一系列革命......而且这个“新儒”,立场更加灵活,身段更加柔软,无论是封建地主,还是垄断资本家,都可以是“儒者”的爹。

他们知道,他们向往的那个旧时代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在人民民主专政、生产力大发展的巨变下湮灭,但他们依然心存妄想,念念不忘复辟他们“贵族”、“老爷”、“相公”、“才子佳人”们的荣光,他们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找不到那些阴沟藏身了,于是远赴海外,虚构出一个新的“君王”侍奉下去,仿佛那个旧世界还在一样。这时候,哪怕是盎格鲁萨克白人,也可以带领他们复辟“文化中国”,“儒家正统也可以在米国”!

江南大儒,可以是民国的大儒,也可以是米国的大儒。

钱谦益是儒,余英时也是儒,没毛病。

他是旧中国、旧文人、反动派的一个缩影,曾是一个行走于世间的老僵尸。

现在,他终于不动弹了,愿棺材板足够结实,钉死了,魑魅魍魉永远都不要爬出来。

更多关于余英时之流

这一类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过是国民党在反共道路上的同路人而已。是个以胡适为头面人物的小圈子。

钱穆、余英时、张充和、唐德刚、夏志清、王鼎钧、矮凳极力推崇,486大树特树的查包衣,统统都是改开朝大陆思想界知识界出版界大力推崇的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人物。

有个大言不惭写了本《红色中国的叛徒》作为向炮党投名状的刘绍唐自述“我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的了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者过低的估计敌人都将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害。”,是这些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马当先陈玉成:用文言文吵架是怎样的体验衣冠士族,自居上游。改头换面于前,反攻倒算于后。或以启蒙为幕宾,或以翼赞为祭酒。阀阅传家,文明禩胄。狐假虎威之辈,尸居余气之徒。丹黄点窜,蜜口祸心。https://t.bilibili.com/555354239339996146?t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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