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在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三营九连担任副连长，于1939年9月份和詹茂林同志（他是支部书记）到庐江县东汤池教导队学习。
到了东汤池以后，上级又决定抽调一批学员去皖南军部教导队学习，刚好有我和詹茂林同志一同去皖南。当时又分配我们两个人到军教导队三期五队学习，六个月为一期，结业后分配我到四期六队当排长。
因我在调学习前，身染有慢性阿米巴肠炎，每昼夜都要拉15~20次，每次拉的都是脓，因我尚能吃饭，年纪又轻，所以硬把学习坚持下来了。到了工作岗位还是如此，队长、指导员劝我去把病治好再回来工作，不要把人搞垮了。我就接受了他们俩人意见，去本教导总队医务所治疗。
所长是戴胡子，有六十岁左右了，身体很健康。我在此治疗一个多星期毫无效果，什么病根本未查出来。戴胡子就向我发脾气，说我不相信科学，不早来治，你大肠头子烂了，现在拖长久了，不好治等，就把我转到军卫生处，又住了十多天，经过上海来的都很有名的大夫同志多次会诊，治疗仍未见效果。
我就要求出院工作，得到他们的允许。回来后又分配我去本教导队总队特务营二连担任指导员工作。我们营长是徐绍荣同志，政委是陈业堂﹝程业棠﹞同志，我们连长是杨造辉同志。
我一到特务营，就将我的病情告诉营部卫生指导员郭同志，他把我的病症说对了，是阿米巴肠炎，并说小肠子一块一块的在腐烂，如果一烂通了，人就完蛋了，并说我马上去领针药给你抢救试试看。他去领了十针药水，打了四、五针时，就有显著效果，十针药水打完了，我的病基本上是好了，这是在1940年10月间。经过两三个月时间，我的身体恢复健康了。郭指导员是我的救命恩人，否则我早不在人间了，哪能谈得上我的今天呢？
国民党匪帮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终于于1941年元月份开始了。
我们早在40年下半年就看出此种症候了。部队在军事上、政治上就有所准备。比如，皖南机关部队所有勤杂人员早在40年11月份撤去了。部队重新加以整编，我们特务营编入军特务团一营，驻在泾县小河口、马林坑一带，保护我们兵工厂。
后来，营部率领一、三连去军部集中去了，我二连仍住在此地帮助兵工厂掩埋机床，做好撤离皖南的准备工作。我连在40年12月，奉命派员去太平县办事处送信回来，路过国民党军144师川军军事哨，他们就有意向我军挑衅，把我们交通扣留起来，并打他一顿。我们当时得悉，就想率领部队消灭敌人军事哨。因我们只有一个连在此地，敌人有一个团，力量悬殊太大，又未得到上级指示，只好忍耐了。
后来军参谋长周子昆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呢？”我说“兵力太少打不赢哪。”“唉，有我们援助，你们怕什么呢？真是胆小怕事鬼。”
在1941年元月四号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要我连于五号清早出发到茂林集中归队。我们一营是在茂林到太平必经的一座山岭上，叫樵山岭，休息了一天多，警戒太平方向来犯的敌人。
元月七号天刚亮，敌人五二师有一个连向我们一连排哨上冲锋。我们给他一个反冲锋，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缴轻机枪两挺、步枪20余支。皖南事变就在此日打响了。
接着我们部队撤下来向旌德县方向开进了，走到皮岭就与敌人40师打起来了。我们特务团在皮岭山下，打垮了40师一个团，消灭了该团第三营，捉了一些俘虏，缴了一部分武器。
我们行军打仗，一整天也没有吃饭，到夜里近10点钟时，炊事员才找到我们，送了一点冷饭来我们吃了。到半夜时又来命令撤回到高岭。夜里非常黑，天又在下毛毛雨，慢慢向回摸，又没有路走，就向有80度的高岭山上爬，一不小心，摔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或者在上面蹬翻一个石头滚下来，下边人的头就被打得一条槽。这样的例子我亲眼看见的。
回到高岭和皮岭上，与敌对峙打了三天三夜。雨也下了三天三夜，指战员们就淋了三天三夜，又饿又冻，这个滋味的确难受，但是战斗情绪还是很高的。
我们特务团于十号晚上，在凤村集合，奉军部命令当晚就开始突围。我们团前卫，因下雨后路滞又滑，洒的路标不少，而一些又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再加上又不断的派出警戒部队，行军空隙就较大，左右敌人的轻重机枪打得像放鞭炮一样，这几方面原因就使部队走散了。
我当指导员的人，照例是在连队后面走。走到天将拂晓时，前面人停下来了，我走上前一看，怎么啦，连我还不到十个人，而且又是炊事员和勤务员们。我问他们部队呢？都讲放警戒去了。嘴讲不及，对面就来人问你是谁。听见是咵声昂气的，可能是敌人，我就反问一句，又听见对方答话，才肯定是敌人，我就拿出驳壳枪打他一条子子弹。这一打不打紧，回头一看我跟前仅有的十几个勤杂人员都不见了。
待敌人走过去后，用暗语呼唤又集中了几个人。这时，我就往地下一蹲，迎光四面乱看，看那里有高山，准备向高山林转移。发现靠东北方向有山，刚摸到一座小松山上，天就亮了。正好附近有个小村庄。我派了两三人去村里多筹米做饭吃。
吃过饭，太阳出了，我带八、九个人就向东边比较大的山走去。正在走着，抬头一看，山腰里有四个人向草丛里钻。我估计不是敌人，我就问你是哪一部分。他们听见我一喊，也就停止了。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军教导六队副队长刘仁升同志，他原在六队当一排长，我当二排长，后来他提升当副队长了，老熟人之间相遇。他带的另外三个人是小河口兵工厂司务长和工人，都是徒手，仅仅是刘仁升同志有一枝驳壳枪。我带的八、九人也只有四、五枝枪。
这样我们两个率领十几个人到了一座山坳上坐着，就看见山脚下敌人在捕捉我们失散的战士。我就讲我们下去营救他们好吧，刘仁升同志说，我们就这几个人，枪又少，有什么用呢？不但不能营救别人，相反的把自己倒送到虎口里去了。他说的倒确有道理，但是，这种阶级友爱很难控制自己，可是一个巴掌难拍响，也只好忍耐下去。
就这样我在山上收容了一天，到晚时有卅余人了，但也只有半数有枪。天刚黑定，我们正在计划怎么行动时，敌人来了一个排，冲着我们讲话声音的地方打起机枪来。我们只好顺岭向北走。走了几里路，在山腰间停下来，看见四周围都是敌人的手电筒，像萤火虫样遍地都是。我就派两位战士下去侦察一下。等到半夜十一点多，都未见回来。（事后才知当时派人欠考虑，他们两位都是当地人，未经过残酷战斗考验，就此机会回家了）
我们尚有廿余人，都睡的很熟，连刘仁升同志也同样。就是我一人没有睡，我一看怀表到了十一点多了，我想在此继续下去，天亮后不是牺牲就要做俘虏。我马上把大家都喊醒了，加以动员组织，我说：“同志们，今晚无论如何我们要渡过章家渡大河。我们不走路，专走田畈里和水沟里。如果碰上敌人了，给他一个猛冲猛打，一人拼命十人难挡，又是夜里，敌人又不了解我们有多少兵力，他怎么敢抵挡呀？！”
经我这样简单的动员，大家情绪很高。刘仁升同志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就这样一路慢慢往前走，很顺利的到了章家渡大河。到河边一看还有个老百姓，并且有个毛排。问问敌情，他说侧对过有144师一个营兵力。他说你们赶快上排，我把你们送过去。如果敌人发现不得了。我们廿余人一排就渡光了。
过河后我们就到四姑山山脚下，种山地的小茅草棚里隐蔽一天。晚上又动员了一下，准备翻过四姑山，往繁昌方向走去。一到四姑山坳口，碰到两个兵在那里站岗放哨。问他那一部分的，说是新七师的（是川军）。前头传来话问我怎么办，我说照走不误，如果问我们哪部分，就说是144师。就这样过去了，临我到放哨的跟前时，发现两个放哨人拿着马枪，我心里就疑虑起来了，这可能不是敌人，如果是敌人，不会拿马枪放哨。
但我没吱声就继续前进，刚下山碰到四个老百姓挑着四担饭菜，还有猪肉，问他送给什么人吃，他就问你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新四军啊。他又不放心的问了一句，是真的吗。我说那还能有假吗。这时，他才告诉我，饭就是送给你们新四军同志们吃的。
这样的对话就讲得声很大，被李二农同志听出我的声音了，就喊了起来：“你是老傅吗？”我说：“一点也不假！”“咳呀！你们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只当你们真的是144师哩。”“我也只当你们真的是新七师哩。”大家哈哈大笑一场。这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
这样一来，我们廿余人回到四姑山大庙里，与他们七、八十人会了合。不仅如此，还会了一顿餐。他们买了一口猪，老百姓煮的烂烂的，有整两水桶，和大白米干饭，吃的太好了。吃了以后，已到夜十二点钟了。大家计划一下，把部队重新进行了整顿，当时推选刘仁升同志为连长，我为政指，李二农原本是特务团团部侦察参谋，还是不动，陈萍同志是团部特派员，总的讲是我四个人负责。
又决定明天不能在此地隐蔽了，因今天造成目标很大，又加距章家渡很近，必须马上行动，到父子岭去隐蔽一天。这个地区是三支队原来驻防地区，并做的有小土碉堡和工事，周围都是不大的村庄，又是我们基本群众。
行动到此地天快亮了，我们一百多人钻进两个土碉堡里隐蔽了一天。吃早晚两餐（中午不吃，因怕暴露目标）。此地是小起伏地，又是小荒草山，没有树林了，因此容易暴露目标。虽然这一带没有什么敌情（过了章家渡，就算突出了重围），但是我们精神上仍没有放松警惕。吃过晚饭后又继续行动，只是决定向铜繁方向行动，没有确定具体宿营地点。
李二农、刘仁升、陈萍等同志在前卫，我在最后面。走了六十多里路，也未休息一下，到了南陵县张家大山。山南是深山丛林，山下有一个村庄，我就想在此地隐蔽。结果一进山沟，部队走累了，距离拉得很长，口令就无法传到前面去，只好翻了张家大山。山洼里有开山地的几间茅草棚，结果决定在此休息。只有一个老百姓在家，我们这一百人要煮饭吃，没有米怎么办呢？就给了老百姓十元法币去翻山买米。
我们精神也较疏忽了，部队一夜走了七、八十里路，大家都很疲劳，倒下茅棚里就睡起来了，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睡醒。我醒了就推老李赶快派人出去侦察。由于部队是各方面凑集来的，不大听指挥，迟迟没有动。结果三督促四督促刚出门就发现有情况，敌人新七师从戴家汇来了一个营，到了我们茅棚紧对门，就发现我们的人了，就喊你们是干什么的？边喊边下来了，总共距我茅棚不到50公尺远。
我说糟糕了，赶快叫部队向后面跑出去。嘴讲不及，敌人三挺重机枪和许多轻机枪向我们开火了，子弹像雨点样落在我们前后。我们一百人只有半数有枪，其余都是徒手，又没有一挺机枪，只有几十枝长短枪。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地形又对我们非常不利。整个地势呈一种马鞍形式，我们处在马鞍中间，敌人是居高临下，我们周围也没有一株树，统统是玉米地。我们向后跑必须翻山，并且也是秃岭。
我与李二农、陈萍三同志督促部队脱险，最后距敌人几公尺远，才把茅棚后墙打通跑出去。一上后山，子弹像倾盆大雨样向我们泻来，我穿一件灰布大衣，被打了几个窟窿，幸好未打着肉。待我翻过山，部队都跑散了。当时只伤亡了几个同志，被捉去了三、四个同志。我们脱险后，只集中了四、五十人，尚有半数不知跑何地方去了，但是敌人未捉去这可以肯定，估计大部分是设法回家了。
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此地呢？事后才知道，那个给我们买米的老百姓路过敌人军事哨时，十元法币被敌人搜出来了，就问他钱是哪里来的，老百姓就说部队让他去买米的。什么部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我家里。这样敌人就报告了戴家汇驻军，想来消灭我们，哪知道未达到目的。
我们率领尚有的人，在黄昏时到了牡丹山，碰上了我们团政委张传﹝闯﹞初同志率领二百多人在此，我们从此就有了依靠了。
这时我们就想渡江到江北无为与江北游击纵队会合，可是国民党与日本鬼子同流合污，勾结起来协同动作，日本鬼子用许多军舰把长江封锁起来，不让我们渡江。我们只好在南繁铜三县打了廿多天游击后才渡江，大概在二月初渡江的，过江后无为农民正在过年。
我们当时驻在六洲、白卯洲一带，与江北孙仲德同志率领游击纵队会合，整编为新四军第七师56团独立大队。当时大队长是徐绍荣、政委是蔡园两同志。我们为第一连，连长刘仁升，副连长李纪文，我为指导员，副指导员是聂国春，军事干事是罗祖红﹝乐祖洪﹞，政治干事是杜大公等同志担任。
因兵少干部多，所以一个连队配了许多干部。就在二月底，徐绍荣同志派我率领九个人化装便衣带着短枪继续去泾县收容里面失散人员。当时我记得有李纪文、李务本、刘吉生，其余人不记得了。又过江到繁昌黄湖﹝浒﹞、狮子山、铜陵牙﹝丫﹞山一带活动廿多天。敌人封锁紧，没法进去，又加我地形不熟悉，所以没法完成任务，只得回头。
走到黄湖﹝浒﹞到孙村之间，距我们有一百多米远，有个人穿着▓大褂子，戴着礼帽。我与李纪文二人在前面走，其余七个人距离拉的很长。我们商量这个人一定不是好人，我们两个装四川人讲话，说我们是144师侦察便衣队，来此看地形的，不久要来驻防。果然很灵验，他就把国民党的党证和证件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是来此地办共产党自首的问题。我说太好了，走，带我们去孙村一带去看地形。他很高兴地与我们一路到了孙村。
到后我们就在一个饭店里做饭吃。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繁昌县一个秘书，还有一个副官，孙村乡何乡长共四个人。只有那个副官看出我们不是144师侦察队，他设法溜走了，后来才知道他身上带着一只短枪。其余三人没有跑掉，带到孙村后面路上，商量处理他们。
我主张打死那个办自首的和何乡长，放走那个秘书，因他很年轻，又是文人。李务本同志说何乡长在他突围时走他家过，给他三元光洋做路费，那当然不能打啰。李纪文不同意放走秘书，结果打死两人。
到了红花尖山脚下吴﹝乌﹞烟冲，碰见我们刘全同志，是江北派他率领一个排在此地开辟游击根据地。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说不该把何乡长放了，那个人很坏。李务本说，那不要紧，如果他以后坏的话，还能跑出我的手吗？但不到两个月后事实证明是他把假情报给我们，把我们活动真实情况报告繁昌县政府。以后还是李务本把他处死了。
我们回到江北后部队又变了，把我们独立大队改编为五十七﹝五十六﹞团第一营，营长陈仁洪，政委马长炎两同志，率领两个连。我们为第一连，连长是我，指导员是练诚良，副连长孙振开，副指导员林康。第二连连长彭士保，还有董南才、汪永泾等同志。
在繁昌活动是我们两个连轮流换班，三个月一换，主要由刘全同志负责。不久又改编为七师五十七团。梁金华为团长，马长炎为政委，陈仁洪为副团长。六洲游击队整编为第三连，连长谢长华，指导员是刘国兴同志。但没有设营部，由团部兼。
在1943年春，五十七团又改编为皖南支队，支队长梁金华，政委黄火星，政治部主任高立中。1944年，皖南支队又成立一个临江团，团长钟国琴，政委刘国兴，参谋长谢长华。皖南地区根据地扩大为铜青南、南繁芜等办事处，还有铜陵、繁昌、南芜等大队。在1945年秋北撤时成立为七师廿旅，三个团。
【作者简介】傅家盈（1913-1998），安徽金寨人，时任新四军特务团1营2连指导员。（原文是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