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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脱产文人阶层很反动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1-11-14 01:07:00

托卡马克之冠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0959905/answer/2075239962

不是影视剧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而是中国的脱产文人阶层是全中国最反动的部分。

这种反动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和意图与政府不一致,而是说他们的群体特征和利益路径与全社会的需求都不一致,他们内部的群体特征高度封建化,他们的利益路径高度买办化,他们以不服务于本国为荣,他们以和社会相脱节作为内部认同的主要构建方式。

先说群体特征封建化

时至今日,中国的脱产文人阶层依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士林”特征,这种“士林”特征首先表现在人际关系血缘化,裙带化,沙龙化。

在我国,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领域的文化领袖,具体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他的具体著述或者成果,而是因为某人是他的姑侄表亲或者七舅姥爷。

他之所以走上“文化人”这条路,往往是因为他书读不下去,辍学了,又没有一技之长,于是其长辈便安排他到文化界,吃一碗字纸饭,文化部门通常被视为清水部门(相较其他部门而言),门槛又相对较低(识字就行),安排他进入文化部门所耗费的社会资源不多(让一个人去当XX编辑比让一个人去烟草公司上班简单多了),所以通常是谋生的主要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大院子弟出文人的重要原因,大院子弟也是人,是人就分三六九等,也分好坏优劣,有本事的都干别的去了,没本事的一窝蜂往文化界钻,久而久之,大院子弟聚滴成流,就占据了中国文化界的主流。

这就是人际关系血缘化。

 

再说裙带化。

脱产文人阶层的出身区域,通常是早期院落式人口聚居地,这种聚居地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特点,人和人之间都熟,人际关系盘根错节,人际交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过密化。

我们经常会发现,中国文人之间往往互相熟识,而且这种熟识属于“从小就认识”,一说起来谁谁谁,其他人都认识,而且认识了很多年了,相互之间或多或少都打过交道。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没法不熟识,文人与文人间往往是邻居或者亲谊关系。

而他们又一窝蜂流入文化部门,于是自然形成了对内互相提携,对外极度排他,近亲繁殖,高度封闭的群体结构,这种群体结构又通过内部姻亲实现了代际传承,往文化部门塞人从一种较廉价的选择变成了一种子承父业式的路径依赖,于是,裙带化的群体特征形成了。

 

最后是沙龙化。

沙龙式集会是文化人群体内部动员,社交和资源流通的主要形式,它根植于血缘化和裙带化两大群体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

在大院这种社区结构在物理层面逐步消亡的今天,沙龙式社交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维持大院时代社交关系的职能,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概念层面上的新大院,于是不仅群体特征代际传承了,社交关系也代际传承了,这反过来又巩固了裙带化,血缘化两大支柱,形成了一种自我正循环。

于是文人生文人,文人万万年。

 

再说利益路径买办化。

自古以来的特权阶层,都必须通过区别于一般社会大众的方式实现内部阶级构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这种构建通常以吃穿用度等“器用”层面的事物来完成,因为生产力不发达或者渠道不畅通,他们的“器用”通常是平民百姓无法接触到的,在古代,可以是服色,可以是形制,可以是器皿,可以是藏书,在近现代,可以是军大衣,可以是友谊商店购物权,可以是外汇券,可以是特供食品,可以是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去西餐厅吃饭。

到了当代,特别是中国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后,大量产业投资涌入中国,生产力发生了巨大发展,往日代表阶级特权的“器用”逐步推广普及开来,洋烟洋酒不再稀奇,特供体系逐步消亡,友谊商店成了CBD中非常庸碌的一个,互联网的出现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更是粉碎了特权“器用”的神秘感。

于是,通过“器用”完成阶级构建的途径被打破了,这些脱产文人阶层便急于找到新的阶级构建途径以和大众区别开来,从而完成内部认同的塑造,很快,一条新路出现了。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它的大部分公众永远是从自己社会内部谋衣食,无论再怎么外向型的经济体,从外界谋衣食永远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结构所决定的。

从外界谋衣食非常困难,它需要相当高的门槛,别的不说,语言关就不是大多数一般社会公众能轻易跳过去的,但脱产文人阶层往往通过自己父辈掌握的社会资源,把门槛给挖平了,他们也刻意回避了一些高门槛的外谋衣食途径,比如外贸、工程、金融这类高门槛业务,他们干不了这个,于是转而进入一些低门槛门类,最简单的就是做文化买办。

他们通过翻译,抄录,仿制一些外界文化产品,以二传手的性质构建了一条文化掮客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主要业务内容,是对国外文化产品的部分特征进行拙劣的模仿,通过自己把持的文化部门在国内进行分销,再与资本新贵进行媾和。

资本新贵需要与“士族”进行结交以满足精神需求,提升社会地位,并且与在政治层面有较大影响力的“士族”结交,也有利于今后的生意或者降低商业合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结交甚至联姻,让自己从“穿袍贵族”这种暴发户,一跃进入“佩剑贵族”这种老牌门阀,对于自身的财产合法性和现金流的稳定都是极大利好。

还记得泰坦尼克号上的露丝和美国商人吗?

而对于脱产文人们来说,与资本新贵媾和,有利于让他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点心可以维持一个较为体面的生活水准。

这也是为什么脱产文人阶层热衷于从事很多在一般公众看来无利可图的行当,比如就职于某某海外非盈利性机构,比如从事某些后现代艺术创作,比如写了一本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甚至压根就没有中文版的“畅销书”,比如“服装设计师”。

而他们从事这些行业时,往往有大批老板和商人去追捧他们,比如一张画布上泼点油漆就拍出几百万,比如举办一场没人关注的时装秀就赚了个把亿,老板们洗钱,他们抽成,各取所需,宾主尽欢。

再一打听当事人,不是某某的儿孙辈,就是某某的姑表侄,最次最次,都是乃父乃母和某某人是“老战友”“老熟人”,就职于某某一听就知道不是正经营生的行业(包括并不限于动保,素食,慈善等),然后往往“长期旅居国外”“这次回国来,想要做点事。”

再一看其人,往往满头满脸的魏晋风骨,喘气都一股子五石散的味道。

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化产品,通常是对海外文化产品部分表层特征的一种拙劣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通常在普通人看来属于不可理喻的迷惑行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未见得他们就真的是喜欢这一套(也不排除少数奇行种真的好这一口),而是要通过这些一般公众基本不会参与(也没法参与)的行为和一般社会大众区别开来,从而形成稳固的内部阶级认同。

这就是所谓的“大院圈子”。

相较之下,拍影视剧(哪怕是烂片)起码算是做了点事了,至少就业创造了一点,算是为数不多的正贡献。

这也是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往往和一般社会大众总是要对着干,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阴阳怪气,让人迷惑不解,他们的思维方式总是莫名其妙的根本原因——他们要不这么做,还怎么和一般公众区别开来?和公众区别不开,阶级构建自然无法形成,阶级构建形成不了,还怎么呆在这个体系内?脱离了这个体系,拿什么吃饭?总不能让士族们去打灰搬砖开网约车吧?

他们的文化产品,本质上就是当代玄谈,你听不懂就对了,你要听得懂,那完了,说明你也不正常了。

和这些玄谈文人牛头马面相比,双轨制时期倒批条的那些人虽然和他们系出同源,都显得面目可亲了。

这也是为啥我国的文化产业如此一泡污,文化人群体如此不堪入目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人靠祖辈荫蔽把持了文化部门,占据了大部分文化领域的社会资源,却终日倒卖二手文化舶来品,和资本新贵密切媾和,玄谈不休,以迷惑行为作为内部身份构建的主要来源,以不服务于本国为荣,以区别于公众为纲。他们在其它方面或许迷惑,但是在垄断文化资源方面却清醒得很,民间稍有文化起色,他们马上能用一百种方法把事情搞坏,他们搞最前现代的社会关系,说最后现代的迷惑言行,堪称当代中国一大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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