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鼠的养成与米国的政治极化
《金钱暗流：米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里的科赫兄弟指的是科赫家族兄弟四人中的查尔斯·科赫与大卫·科赫。他们在米国商界和政界很有影响，其发家扩张之道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代米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及其演变，可谓不可或缺的经典案例。本书讲述的主要是查尔斯·科赫作为企业经营者和政治布局者的故事，前半部分以商业为主，后半部分以政治为主。
本书对其父亲老科赫和兄弟大卫•科赫着墨不多。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老科赫的人生经历与大卫•科赫的政治生涯，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兄弟俩的政治主张。老科赫曾经从前苏联的炼油业中获得第一桶金（50万美元），并且帮助纳粹德国提升其炼油产业效率。回到米国后，他变得特别激进地信奉自由主义，主张低税率、小政府。1980年代，大卫•科赫曾经出资组建自由党，并且亲自下场竞选副总统，尽管以惨败收场，但是却向公众坦诚地公开了他的政治理念：取消社会福利政策，取消最低工资制度，取消社保医保，取消遗产税。换言之，不能从富人身上征税来补贴穷人。这样的政策，显然不得人心，他和竞选搭档只获得1%的选票，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如何把如此极端自私的政策意图变成政策？一个更加高明且可行的办法是，躲在幕后而非亲自下场，资助舆论和政客，用各种基金会、媒体节目、智库、科研机构的名义去影响大众。
现代社会中，由于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透明，公共政策事务的复杂性超出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大众的偏好本身又是非常多元而易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金钱去收买一部分政客、媒体、学者，并把自己那些极端自私、违背大部分选民利益的政策议程逐步渗透和推销到联邦和州政府的各个领域，其成功概率远高于亲自下场参选。
借助于乔治·梅森大学的某研究中心、Cato研究所、“繁荣米国”等非政府组织的所谓专家学者们的包装，上述自私意图竟然成为了一部分右翼中下层民众的信仰，也就是所谓茶党的基本理念。
后危机时代，米国极右翼草根的茶党运动得到了科赫兄弟的大力资助，甚至有观点认为，没有科赫兄弟就没有茶党运动。
富人忽悠一部分普通民众去支持减税减福利主张，其实是把穷人当猴耍，堪称现代米国版的“朝三暮四”。
这是正是查尔斯·科赫比他弟弟大卫·科赫更显高明的地方。米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看起来已经通过两百多年的进化而显得颇为完善，但是在科赫兄弟这种资本权贵眼中，这个系统存在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巨大杠杆套利机会。
第一层杠杆是用政治捐赠和游说来获得权力，然后用权力来捍卫商业利益。
在米国的选举体制下，米国政治家们不是刚刚当选就是在准备下一轮选举的路上，筹款是主要工作，对各类政策议题如何表态和投票是那群20多岁名校毕业的国会议员助理的主要工作。议员到国会就各种议题投票前，或者出去公开演讲之前，只需要在专用的通信系统中问一下助理，工作就搞定了。
我曾问过专门在华盛顿DC的K街从事游说工作的米国朋友，从他告诉我的行业操作细节来看，米国政治家们似乎相当“便宜”，利益集团花不了几百万美元就可以搞掂或者搞黄很多事情。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米国的法律允许有钱人以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大打政治广告来帮助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击败对手，从而绕过了政治竞选捐赠金额法律限制。这种变通使得富人的钱通过各类所谓公益基金大量地流入政治竞选过程。
本书中委婉地提及了科赫兄弟如何借助政界和司法界的关系逃脱法律制裁，战胜对手。我理解作者的这种委婉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如果他胆敢坦率地批判本书的研究对象，那么他将面临科赫企业的司法起诉，毕竟米国是一个律师治国的国度。
第二层杠杆，则是用别人的钱放大自己的政治能量。
他所创设和资助的政治性思想平台需要不断的资金供养和人才供给。科赫兄弟团结一大批与之志同道合的富人，鼓励他们向这些平台共同出资，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阵营在财力和声势上得以大幅增长。如果说早期的科赫兄弟是米国政治赌桌边上下注的赌客之一，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们已经升级为发牌的庄家了，至少在共和党内已经稳居大庄家的地位。
近年来，他们从政治赌局中的盈利应该说相当可观，尽管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其所养之“士”扶上总统宝座，（2016年如果不是特朗普这个门外的野蛮人冲进来搅局，他们本来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但是已经收获了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一众国会议员。
正如本书所披露的那样，科赫兄弟成功干预了新世纪以来的税收政策、节能减排政策、医保改革等等一系列重大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育和科研的“慷慨资助”塑造了米国社会的严重分裂的价值观和政治生态。
民主党那边也有类似的对政治感兴趣的大金主，最典型的是索罗斯和布隆博格。
我曾经系统地研究过索罗斯，读过2008年之前他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和书籍，研究过他的投资经历和政治操作，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
索罗斯靠国际金融市场挣钱，而世界政治则是他花钱的地方，说的好听点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说的难听点就是钱就自大地认为可以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到各国体制中去。
如果说索罗斯的问题是自大的话，那么科赫兄弟与之相比就更显肮脏，因为科赫是把自己的理念同企业的商业利益混杂在一起，或者如同本书作者在行文中所暗示的那样，主要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干预政治乃至司法。
如果说查尔斯·科赫的经营之道值得中国的商界人士参考学习的话，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我是强烈不建议中国企业家们去模仿的。
这类政治经济硕鼠，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中都会存在，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经济体系都存在不完美或者有待弥补的漏洞。识别、利用并扩大这些漏洞，就能给某些聪明人快速收割巨额财富和权势的机会，但却是以国民和政府的损失为代价的。
他们的财务成功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不是因为发明了新的技术和工艺，而是利用了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功能失调的那部分扭曲和漏洞。
过去二十多年间，我曾经见识过国内一些类似的野心勃勃的资本玩家，其中一位行事风格更甚于查尔斯·科赫，在其精心安排之下，连媒体上都极少出现他的名字和企业品牌，但是却用资本运作和债务嵌套的方式控制了万亿人民币的金融和产业资产，金融全牌照外加一群上市公司构成了所谓资本系。
在政治上，他们也仰赖金钱与权力的内在联系，试图模仿科赫兄弟的做法，为自己找到这个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从而变成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操纵者。
中美之间哪种体制更有自我纠错能力？
尽管饱受批评和嘲讽，科赫兄弟仍然是米国的成功人士，或者说仍然在操纵着米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科研和教育，而他们在中国的模仿者如今纷纷落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米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由此显现：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路线，米国走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路线；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共和国，而米国越来越像一个“香蕉共和国”。哪个国家更有前途？我从2009年起就断言，中国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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