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对中国的个人公益捐赠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揭示中国大额个人捐赠，八成流向境外机构，随后媒体记者联手公益研究学者洗地，抹煞逃税和转移资产真相，还倒打一耙，将责任归咎于所谓的“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
《中国大额个人捐赠 八成流向境外机构》 新闻原文选摘
目前中国公益基金会数量已突破4000家，非公募基金会更达到2756家，接近公募基金会的两倍。有公益研究机构《2014中国捐赠排行榜》显示，全国个人捐赠数额排名前100位的入榜人员，在去年度捐赠（含承诺）的总金额达304.16亿元，而捐赠数额为最多的为169亿元，最低入榜捐赠额则为1100万元。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捐赠了价值169亿元的阿里巴巴股份位居第一，第二名也是阿里巴巴的股东蔡崇信，股份捐赠额度为72.4亿元。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则以4.25亿元捐赠额度排名第三。
据报告指出，2014年与2013年度的总额147亿元相较，同比增长107%，也是该排名榜启动评选4年以来，单年度的捐赠总额首次超过300亿元。2014年度，个人捐赠额超过1亿元的捐赠者有24人，亦创下榜单最高纪录。
境外慈善机构成了中国个人大额捐赠资金的主要接收方。据统计，2014年度境外机构接收的中国大额个人捐赠，数额超过了242亿元，占年度总额80%，主要包括马云和蔡崇信为将来设立个人慈善公益信托，而向海外慈善机构进行的捐赠，以及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行的捐赠。
在中国大陆境内，各类基金会共接收了超过45亿元的捐赠，但仅占“百杰榜”捐赠总额的15%。其中，各高校基金会所接收的捐赠额，又占了各类基金会接收捐赠总额的近一半，数额超过21亿。全国各慈善会系统则接收了近6亿元的捐赠，占总额1.96%；各级政府接收捐赠仅为3.58亿元，占总额的1.18%。
境外机构在捐赠税收方面的政策，也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大额捐赠人，且不排除未来捐赠款项回流境内的可能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员章高荣推测，中国大额捐赠人向境外机构捐赠理由主要是，“中国大陆将捐赠视为出售，因此，捐赠方与接收方都要上缴税费。并且，对于有计划上市的企业来说，上市前后，善款税额的差距更大。”
章高荣进一步解释，企业在上市之前，以股权形式做出的捐赠，需缴的税额不高；但公司若上市后股价翻倍，届时慈善机构倘若要变卖这部分股票，则要上缴股票增值部分25%的所得税，这可能将是一笔巨额，形成了税收角度的利差。
而对境外机构来说，例如在新加坡，慈善机构在出售股权时，便不需要对股票增值的部分缴纳所得税。因此，马云如果将同样的股权数额捐给国内机构，与捐给新加坡机构，结果和效应是完全不同的。另外，马云和蔡崇信此次向新加坡的慈善机构捐赠，是为未来设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做打算；但在中国大陆，由于设立慈善信托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难以操作，且股权不能作为信托资产，因此转移到境外操作。
章高荣认为，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章高荣告诉记者，与捐赠纳税政策的相关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都有多次讨论，但具体落实仍成问题。
消息曝光后马云恼羞成怒
马云于2015年2月底的辩解，也基本是这个套路：“这份报告的“杀伤力”令人震惊，春节期间引来很多人对我的指责，甚至有关部门也表示了关注。2014年，我和同事蔡崇信确实捐赠了相当大的一笔资产。考虑到目前中国公益慈善基金设置制度尚未完善，而我们捐赠的是海外上市公司的资产，为了方便早日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只能先把基金注册在国外，等待国内机构的设立后就立即进入工作。”
当然马云多了点说辞：“基金注册在哪儿不等于钱花在哪儿。我和蔡崇信一开始就达成共识，这笔捐赠的绝大部分，将会用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中国公益基础建设和公益人才培养上。”言外之意就是，没错，我是转移资产了，以后还可能转移回来给中国做公益。骗鬼啊，给中国用，至于脱裤子放屁从国外转一圈嘛，这钱是好转圈的嘛。再说了，蔡崇信这种纯正的弯弯，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资产绝大部分捐给中国？当台巴子吝啬小气不存在啊。
马云不得不承认：“作为地球公民的一分子，基金的一部分资金也会投入到中国以外的公益慈善事业。”注意，这句话其实点睛之笔，是最为关键的伏笔。
好笑的是，马云其实是壹基金重要支持者，结果壹基金曾强力资助的机构，不小心戳了马云一下，让马云的个人资产布局曝光。
这似乎也有迹可循，《中国经营报》称北师大该研究院花光经费后，曾向壹基金继续申请资助，但被驳回。或后者认为曾经的交易已经结束，壹基金没有继续支持的义务，或者是研究院太不把钱当钱，烧钱速度太恐怖，不自觉，没操守，没法继续往来。
你不仁我不义，研究院干脆在报告中举重若轻的曝光了马云标榜公益的资产转移行径，弄得马云大骂：“最近，最怕看见的就是那些打着各类“权威人士或机构”的不科学，不严谨，不负责任的各类“报告”或“观点”。”
内幕：壹基金与北师大公益研究院
壹基金自己在微博上承认：“2010年，为推动中国公益研究及公益人才培养，由北京师范大学、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现为中国公益研究院），由上海壹基金向大连万达、泛海控股、老牛基全会等合作机构筹集资金两千万。”2012年3月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改名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这个研究院院长是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
直 至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和“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销公告发布，显示已有约3000万元陆续“捐给”北师大的非公募基金会。有来自北师大基金会人士的消息称，善款绝大部分被公益研究院支出。上海壹基金从设立至注销的公告中没有善款投向这个研究院的任何报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工作报告中，数千万元投入研究院仅被公告为“公益慈善平台搭建”支出。
壹基金几个主要资本家发起人向该研究院捐款2000万，对应的是王振耀当年离开民政部，据《中国经营报》称，北师大的这个公益研究院从未说明办院经费是来自红会的公募善款， 但其运营投入却在不断加大。研究院成立一年后，交付其使用的约2000万元善款或即告罄。某周姓曝料人则指王振耀作为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的年薪高达百万。王振耀则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影响力，帮助壹基金落地深圳，变身为能公开募资的公募基金会，摆脱了还要借助红会的不完全独立地位，对价数千万，清晰的利益交换跃然而出。
毫不客气的说，这个研究院，类似于壹基金，都是几个资本家的小乐园，一方面是起到了资本家协商动员作用，同时是想通过慈善和公益名义，继续掠取资本利益，比如避税，比如借公益壳渐进渗透夺取政治权力。
新闻中那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员，说的话明显有剪裁，并没有揭示事件真相，记者同样如此，这就导致整个报道非常偏颇。本来应该点出的基本事实，要么非常模糊，一带而过，要么就是干脆避而不提，甚至搅浑水，让人彻底搞不清是非。
很感慨，屁股决定脑袋，资本家意志在社会行动领域也威力如此之大，媒体和社会行动研究者几套马车，都毫不愧疚的扭曲事实，误导公众。这进一步证明王绍光老师在《市民社会组织的“金钱与自主”两难困境》文章中的观点，那就是公民社会受着金钱左右，很复杂，很少有独立自主权，纯洁只是想象。
真相一，投向海外基金会是因为方便逃税和继续私人控制
"章高荣推测，中国大额捐赠人向境外机构捐赠理由主要是，“中国大陆将捐赠视为出售，因此，捐赠方与接收方都要上缴税费。"这句话就显示记者和这个所谓的专业研究员怎样选择性剪裁信息。
事实上，在中国，很多捐款可以抵税，每年税务总局都会有相应组织名录，所谓捐款视为出售，不允许抵税的情况，是他们想向国家抵税目录里没有的那些所谓基金会捐款，这里面的猫腻就大了去了。
一种猫腻就是，为了逃税，成立一个自己控制的所谓公益基金会，捐给这个基金会的捐款，不过是左手换右手，依然还是在自己控制下。这也是米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基金会的原因，基金会不过是富人逃税的基本手段而已。
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在国内操作呢，因为国内现在对这种行为有所限制，比如明确要求公益基金会或非公益基金会每年都必须支出当年捐款额或资产额的一定比例，用于公益行为，这让私人为所欲为的逃税基金会受限很大。
所以他们必须将资金投向海外限制不多，更方便他们控制的基金会。
真相二，流向境外机构的捐赠很多是转移资产
很多人热衷于把投资转向国外，或者向海外机构捐赠，纯属向海外转移资产。
比如上面新闻中，马云和蔡崇信都涉及向外国转移资产，新闻的偏颇就在于，对这个明显事实，记者将其羞羞答答的描述为“马云和蔡崇信此次向新加坡的慈善机构捐赠，是为未来设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做打算”。普通人很容易被忽悠。
这些地方往往相关税收和资本管制少，宽松的金融监管对建立金融机构限制少，转移资产者、洗钱分子能在这些地方进行隐蔽的资金运作。
那个研究员的立场也很赤裸裸，比如“章高荣认为，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其实就是代表资本家要求中国对挂羊头卖狗的公益基金会松绑，学习米国，让基金会成为资本家避税的黑洞。
公众理解的那种正常捐赠行为，现行政策基本够了，资本家吹鼓手的所谓“公益研究员”，要的政策，是让基金会成为资本家为所欲为的逃税工具。
应注意这些人，向他们征收资产转移税。我国这三十年来富了的人，不少都是空手套白狼搞来的钱，比如潘石屹夫妇靠从任志强那里低价猫腻获得的地块暴发；他们整天都在害怕哪一天老百姓被激怒了，会向他们清算；所以当他们挣了个钵满盆满时都是忙着跑路。除了征收资产转移税外，应严格控制海外投资和海外捐赠，要把投向海外的资产都应作一个资金是否合法的调查，不合法的资金一律上交国库，对源于国内的财富，合法的海外投资或捐赠也要收税。这也是米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中国应当认真学习这个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