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籍作者:(美)威廉·朱利叶斯。书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年12月
【作者介绍】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m）,美国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1935年出生。1988年入选美国文理科学院，1990年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199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多年，现为哈拂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城市贫困、种族关系和公共政策研究，代表有《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真正的穷人》、《当工作消失时》等。
【目录】
第一部分 聚居区底层阶级、贫困与社会断裂
第一章 剥夺的循环与有关聚居区底层阶级的争论
第二章 内城区的社会变迁与社会断裂
第三章 贫困和家庭结构——证据与公共政策议题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第四章 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
第二部分 聚居区底层阶级与公共政策
第五章 针对种族的政策和真正的弱势群体
第六章 种族关系与消灭贫困之战计划的狭隘视野
附录：城市贫困：最新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旨在探讨产生这类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方面的复杂动因，积极倡导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决策议程，以改善这类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
【书摘】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是一本克林顿推荐美国经济学家阅读的书。富裕如美国，在城市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贫民窟，存在着内城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的弱势群体。
【前言】
197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那本颇受争议的《种族 重要性的降低》。我本来希望，这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一种 宏观历史一理论的框架，解释美国种族问题的变迁。此外，我还 希望该书能有另外一项贡献，即，通过与黑人中产阶级日益得到 改善的处境相对照，唤起人们对黑人底层阶级——既在绝对的意 义上，也在相对的意义上——日益恶化的状况的关注。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传媒，都引 起了争议。该书问世之际，恰逢种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剧 变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种族关系的许多传统模式，同时，也是因为 政府别无选择地卷入到当时针对平权法案的争论之中。 在该书出版后的最初数月，评论者似乎过于关注我不得不谈 到的黑人中产阶级状况的改善，而基本上忽视了我更为重要的论 点，即黑人底层阶级状况的恶化。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既 然所有的黑人都蒙受伤害，那就没有必要单独拣出贫困黑人来 说事。
就在人们围绕着《种族重要性的降低》争论不休之际，我让自 己全力投入到两件事情之中：一是我要对聚居区底层阶级的问题 展开综合的分析；二是要详尽阐述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正 是这两项承诺，为《真正的穷人》的撰写提供了方向。第一项承诺 源于我个人对早期批评者的学术回应，他们一心只放在我有关黑 人中产阶级的观点上。事实上，仅是到了我开始着手撰写《真正 的穷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事诸如城市贫困、社 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之类研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我在《种族重要 性的降低》中对底层阶级的分析。
第二项承诺源于我对另一些批评者的回应，他们要么把我标 定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要么直接或间接地试图把《种族重要性 的降低》与新保守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尽管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 人，而且在政治上或许比这些批评者中的绝大多数还要左倾，也 尽管对《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最正面的评价和讨论不少就是来自 民主左翼，但我这本书的标题，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我 是一位黑人保守主义者。还有，由于我在第一版中没有明确说出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政策含义，人们很可能有选择地解读我的 论点，并从中推导出我个人无法认同的政策含义。赫伯特·甘斯 (HerbertGans)针对颇具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未曾提出政策建议 所发的一番议论，用在这里也很合适。甘斯说，“一项政策提案由 于没有附上具体的建议而留下的空白，很容易就被不受欢迎的解 决方案所填充，况且报告中的结论部分，也容易遭到误解”①。在 1980年出版的《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第二版中，我撰写了一篇后 记，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但到那时，第一 版的许多读者的观点，已经定型了。
如果说《真正的穷人》一书的想法源于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 低》的争论，那么是否意味着前者也会带来争论?看来在所难免。 《真正的穷人》在分析内城区问题时，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正统观 念；以率直的措辞讨论了内城区的社会病理；确立了一种主张， 即，应当从专门针对种族问题的旨在改善内城区社会条件的政 策，转向解决社会性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的一般问题的政策；倡 导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政策议程，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 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而且这种议程所注重的方案，应是 所有种族中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也能积极认可的。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真正的穷人净中的许多核心理论观点， 并非是受到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争论的启发，而是源于我 自己过去几年在芝加哥市内城区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体验，也源于 我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包括内城区居民点阶级结构的变迁。《真 正的穷人》第一部分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这些变迁，并探讨了聚居 区底层阶级的社会境况何以在近年来急剧恶化的问题。 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我简要讨论了这些社会变迁，考察了 目前有关“底层阶级”一词用法上的争论，并尝试着解释有关聚居 区底层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为何近年来失去了影响力。在本章 的最后，对于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受到保守主义代言人把持的公共 政策论坛上如何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问题，我也有所讨论。在第 二章中，我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述内城区所存在的暴力犯罪、非 婚生育、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的问题，并认为近来这类社会 断裂的激增，不可能通过种族歧视的简单解释来予以说明。事实 上，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到由其他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来说 明，所谓的其他因素，包括城市经济体系的变迁——它导致了黑 人失业率的异常升高，而这又激化了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 题——以及内城区的阶级变化。第三和第四章，则批判性地检视 了从福利国家角度对聚居区底层阶级中的社会断裂剧增所作的 通行解释，而且在检视的过程中，专门考察了失业与女性户主家 庭比例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引入和提供了有关“适宜于结婚的男 性储量指数”的全国数据；第四章给出了这一指数的地区数据，并 将之与女性户主家庭的地区数字联系起来分析。该章还考察了 地区经济的结构变迁与“适宜于结婚的男性储量指数”及女性户 主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穷人》第二部分的文章，批判性地检视了有关聚居区 底层阶级问题的不同公共政策取向。第五章揭示了针对种族的 政策(包括平权法案在内)在处理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上的缺陷， 指出优势家庭出身的少数民族成员从这类政策中获益过多，因为 他们不成比例地代表了自己的种族群体中最具有资格获得优越 职位的人群。因此，该章主张，真正处在弱势群体地位的少数民 族成员，比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他们的条件的改善，需要的是并不 专门针对种族的政策。第六章扩展了第五章所呈现的分析，检视 了在解释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和提出公共政策解决方案上，种族 关系的视角和“消除贫困之战”计划的视角的局限性。该章认为， 这两种视角由于没有把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与经济组织的一般 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它们不能对1970年以来内城区社会断裂的 剧增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自自由主义的有效解释的缺乏，为 保守主义公共政策观点的出现清除了道路，后者认为必须改变少 数民族穷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最后，第七章整合和总结了 前面各章的基本观点，然后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议程， 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这 一议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包含了普遍性的计划，而这种计划 可以吸引和维持所有种族和阶级中的优势群体的支持。
在准备写作本书时，我从福特基金会的一项资助中获益良 多，这项资助旨在支持针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撰写人文 主义的非小说类著作。本书也极大地受益于斯宾塞基金会的一 项资助。这两项资助，使我可以在1982至1983学术年度中减轻 教学负担，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写作之中，并聘请了两位非常优秀 的研究助理，即罗伯特·阿朋特(RobertAponte)和卡瑟琳·内 克尔曼(KathrynNeckerman)，他们为本项研究收集和分析了数 据。另外，内克尔曼还合作撰写了第三章，即“贫困与家庭结构： 证据与公共政策议题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阿朋特和内克尔曼 都协助撰写了第四章，即“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本书的 附录“城市贫困：最新文献综述”，是我与阿朋特合写的。我还要 感谢另外两位研究助理为我所做的一切：路伊奇·华康德(Loic Wacquant)绘制了芝加哥市贫困和失业在社区区域扩散的地图； 帕特里西娅·波特(PatriciaPotter，与华康德一道)收集了内城区 贫困集中的数据(见第二章)。
第四章 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女性户主家庭的异常增多，特别是 在贫困黑人中间的增多，在政策圈(policycircles)内正被视为是联邦 反贫困计划失败的一种反映。据此论点，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 尤其是与“伟大社会”计划相关的那些福利政策(它们扩大了收益 转让支付的适用范围，提高了福利水准，创设或扩充了诸如医疗补 助制度和食品券之类的计划)，削弱了工作动机，降低了建立和维 持稳定家庭的意愿。我们还试图表明，许多有关家庭结构变动的 经验研究，对于这种观点仅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支持。尽管如 此，这种观点还是很能蛊惑人心，因为福利与抑制家庭／工作的因 素之间的关联逻辑，在直觉上极有说服力，而且显得与社会福利支 出和家庭结构变动的总趋势大体一致。不过，福利议题在大众媒 体中得到广泛讨论，还要有待于查尔斯·默里《(退却)》一书的出 版，该书在对“伟大社会”计划的颇有争议的批判中明确提出了这 一观点。①
默里认为，福利慷慨是内城区黑人家庭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且也 对年轻黑人男性的失业具有相当的促成作用。他争辩道，在1970 年，一个贫困的城市家庭，如果只有一个人工作，那么，通过解除婚 姻、让家庭成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和依靠福利为生，确实可以改善家庭 的经济状况。按照默里的意思，到1970年，未婚母亲可以获得的全 部福利收益包的货币价值，实际上超过了一 周工作满40小时的最低工资收入。
默里通过一对虚构的年轻未婚情侣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 们名叫哈罗德和菲利斯，于1960年和1970年这两个时点，生活在一 个“平均水平”的城市中。菲利斯怀孕了，这对情侣必须做出决定， 是维持未婚的状态，因此有资格获得对有子女家庭的援助(AFDC)呢， 还是结婚，然后靠哈罗德的最低工资收入生活。在1960年，福利包 很难支撑菲利斯和她的孩子的生活。此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这对情 侣如果是同居，不管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则不允许享有福利。在这 种情况下，默里认为，哈罗德和菲利斯势必会选择结婚，靠他的工资 收入生活。而到197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不仅一揽子福利的收入 超过了哈罗德的最低工资收入，而且只要他们没有成为法律上的夫 妻，就可以领取，即便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单位同居生活。因此，默里 得出结论说，这对情侣肯定倾向于为领取福利而避免结婚和最低工资 的就业。
这种例证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默里的计算是基于宾夕法尼亚 州的福利收益水平，而这个州整个1960年代AFDC支出的涨幅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两倍。(D因此，默里作为“典型”所呈现的“动因转变”的 案例，其可能性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面临该问题的贫困家庭。 更为重要的是，默里没有充分注意到1970年以后福利之于工作的 相对有利之处的变动趋势。他说，AFDC的实际支出，在1960年代 迅速增长，差不多到1970年代中期还在持续增长，自此之后，平均支 出水平则“在绝大多数州几乎没有增长”。②事实上，自1970年代早 期以来，实际福利收益水平已经急剧下降。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披 露：到1980年，AFDC加上食品券的实际价值与1972年的水平相比， 下跌了16％。到1984年，两者相加的支出仅比1960年时的水平高出 4个百分点，比1972年跌了22个百分点。③用格林斯坦的话来说， “自1970年以来，与AFDC母亲及其孩子相比，美国社会中没有哪个 群体更能体会到实际收入如此急速的下降了”。
最后，1975年颁布实施的薪资所得税款扣抵法，进一步增强了低收入家庭成员参加工作的动机。据此， 格林斯坦估计，哈罗德1980年的最低工资收入加上实物转让(in-kind transfer)，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其他州还要高)要比家庭福利收益高出 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