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责任:是党中央陷害还是西路军大佬自己不争气

作者:老田、双石等 来处:微博 点击:2018-09-21 21:33:32

西路军失败责任的问题,是毛主席去世后,在非毛化氛围里,西路军相关利益群体用谎言和权力策动的闹剧。这些小丑试图混淆的核心是:

西路军历史演变成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去张化”和“奉命说”。即: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西路军是按照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本帖对此问题收录了一些相关讨论文章,供大家参考。

此外还有些可供深入参考的文章,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转载了,只放个标题和部分关键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搜索观看。

 

双石:《从隐匿、半遮半掩到全息披露——这份电报究竟说明了什么?

朱玉等做了不少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比如,藏匿了其中许多关键性的重要电报——如徐向前、陈昌浩1936年10月24日致朱德、张国焘的那份建议三军渡河乃至全军渡河电。

徐向前、陈昌浩这份“全军西渡”建议电的全息披露,实际上是亮出了一个铁证!证实了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决议中“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一句的合理性!而且不可解脱!——如果解脱了张国焘,那么顶锅的就只能是徐、陈

 

西路军失败责任是非通俗化归纳:是党中央陷害还是西路军大佬自己不争气

很多朋友不喜欢也没耐心看考证,只想要简单的西路军灭亡责任是非结论。那成,我尽可能通俗化地归纳一下。

一、张国焘被迫从康北北出陕甘时,就瞅好了河西走廊这疙瘩——特别是凉州这块人口多出产丰的地区。这个嘛,各位去瞅他老的回忆录,理由说得很明白滴——没得哪个拿着左轮顶他脑门子逼他说滴。

二、四方面军北上到了甘南后,土共中央准备打通国际,筹划过新疆、宁夏两头都打通的方案:新疆方面准备让张学良去打通,四方面军在甘南牵制吸引马家军且为后援。但张学良那头可能是出现了问题,于是土共中央就问四方面军大佬们:你们单独打通新疆有无问题。这当然正中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大佬们的下怀,于是满口打了包票。

三、然而,两头打通国际的方案上报苏联后,被苏联否了——否了新疆这条道,同意了宁夏这条道。于是土共中央又跟张国焘打商量:要不咱先会合,一起去盘下宁夏,打通这条国际道?

四、张国焘最不乐意的就是与土共中央会合,对土共中央这个提议灰常不爽!所以就蛊惑四方面军大佬们不去会合,先从临复过黄河取了凉州再说其他。土共中央拦挡不住,只好由他们去了。好在天公不作美,四方面军们到河边一侦察,大雪封山过不了,四方面军队伍一看到过了河还得过草地,军心也不稳,于是只好掉头回来,去和土共中央会合。

四方面军的第一次西渡,就这么黄了。

五、红爷们在会宁、静宁 会合后,国民党中央军也上来了。土共中央说那咱们就先南后北,派一个军先作渡河准备,其余主力先把南来的中央国民党军打退,然后再过河。但四方面军大佬们在张国焘蛊惑下,欲渡而不欲战,一门心思地只想渡河。土共中央派来彭大将军准备集合各路红爷打国民党中央军一个伏击,张国焘却釜底抽薪,把四方面军的队伍调走了,土共中央又没拦挡住。于是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主力三个军呼拉拉地一起过了河,没过河的两个军也被冲上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隔断了,没过得了河。

六、张国焘和过了河的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后,并不想去打宁夏,还是一门心思的想盘下凉州。过了河的四方面军大佬向中央自请取凉州的任务,还要求中央给个独立行动的名份。恰好这时苏联来电,对土共打通国际的路线又作了更改:从宁夏改到了新疆哈密。土共中央一口气憋在肚子里,只好向苏联叫苦,要求把接洋货地点改在甘肃西部的安西。于是,在过河四方面军大佬们的恳请下,同意了他们自请的任务,以及索要的名份——西路军即由此而生就。

七、西路军领导自请任务被批准后,信心满满,建立根据地和提取洋货两个任务要一肩挑。但这个时候,一支国民党中央军又渡河追尾了,西路军高层瞅不上马家军,对追尾的中央国民党军却很在意。于是问土共中央,建立根据地和取洋货,那个任务优先?土共中央回复说,洋货还没准备好,你们不建根据地办足粮草冬衣,是取不了洋货滴。国民党中央军嘛,我们来替你们拖回来。

八、于是土共中央打了一个山城堡,过了河的中央国民党军只好掉头东返。西路军大佬因后顾之忧解除,稍得安心,但因过河后情况并不始他们事前看好的那么顺利,于是他们连取凉州心思也没了。

九、恰好又这个时候,西安事变又发生了。西路军大佬们远离土共中央,对统一战线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没有信心,认为南京大军压陕境,土共、张学良和杨虎城捆在一起也招架不住,建议中央不如现在就退过河来再说。土共中央不同意,认定事变能和平解决,河东才是大局,前途并不灰暗。同时应张学良之请,征询西路军大佬意见:西路军可否掉头靠拢兰州,取得补给,巩固兰州。西路军大佬们回电,现在西进没问题,如国民党要掉头靠拢兰州的话,新疆和兰州得各出五六个团接应。这个要求超出了土共中央的能力,恰好张学良又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了,于是土共中央回电西路军大佬:那就照你们的意见西进吧,时机嘛你们自己决定。

十、西路军大佬们一听这个很是高兴,立马就上了路,准备按他们自己的原计划先抢占临泽、高台一带,建立根据地,然后再派五军去取安西,等待洋货到达。但当四方面军们提前赶到临、高时,发现前头一片荒漠,追上来的马家军骑兵又狠凶悍,只好停了下来,要求土共中央或者把没有过河来的原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调过河来,或者让苏联把洋货送到高台、临泽来,这些要求,土共中央都是办不到的。四、三十军既或能来也不赶趟——几千里路,路上就得把个把月。

十一、于是西路军大佬们开始乱了方寸,在高台、临泽间举棋不定,忽东忽西,先是五军高台覆没,继而主力在倪家营子、威狄堡苦战失利,最后队伍被打散,除少数人突围到了新疆外,其余全部覆没。

说明白了么?说的这些都有史证滴,哪位有问题可以来跟双石PK并开赌局。钦此。(炎黄之家womenjia.org火草:原文双石用了大量代称,可能有些朋友看不明白,这里都把代称换成了原本的名字。西路军问题,其实就是当年那批西路军领导人的红二代、红三代,拒不面对事实,造谣胡扯,不愿意承认父辈失败原因,是他们自己,非要把责任甩锅给毛主席,这样挺猥琐,仇者快亲者痛,也注定只会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事实。关于西路军问题,还可以参考本站的《新中国正面刻画西路军形象,还要怎么平反?》)

马秀山《红四方面军关于渡河问题被人为隐匿的两份电报》摘录

国防大学教授,马秀山

1936年10月23日始,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到10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总指挥部及五军,依次渡过黄河。红四方面军渡河这段历史本来是清楚的,红四方面军按照张国焘命令渡河。由于有两份电报被人为刻意的隐匿了,红四方面军渡河这段历史被改造成“中央电令”或“奉中革军委命令”渡河。

一、朱玉编造红四方面军依据“中央电令”渡河

由朱玉执笔的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后更名为《徐向前回忆录》)记述:“根据南敌大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

这是最早编造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电令”渡河的出处。在回忆录中,朱玉把张国焘的渡河命令,编造成“中央电令”和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要旨”。据此,红四方面军渡河,被改造成根据“中央电令”和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要旨”渡河。

如果是有心搞清这段历史的人,只需找出“中央电令”和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要旨”,历史真相即可大白于天下。历史事实是,即无回忆录中所讲的“中央电令”,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要旨”,其内容也是南辕北辙。

二、李先念的信和党史、军史的更改

1991年7月8日,原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在阅读这部“出版还未发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著作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愤怒的心情”,给尚昆(杨尚昆)、一波(薄一波)、乔木(胡乔木)、胡绳、力群(邓力群)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2]

由此,《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都据此作了更改。

五、被人为隐匿张国焘的渡河令和四方面军全军渡河建议电

《徐向前回忆录》记述,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中央电令”;李先念称:渡河“奉中革军委命令”。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述:“二十三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陈昌浩《报告》记述:“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

不论是徐向前讲“中央电令”也好,还是李先念称“奉中革军委命令”;也不论《战史》记述“朱、张电令”,还是陈昌浩记述“总部命令”。只需把“中央电令”或“朱、张电令”拿出来,即可澄清这段历史。但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中,既拿不出“中央电令”,也看不到“朱、张电令”。后人研究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历史,根本无法辨别究竟谁说的是历史事实?什么才是历史真相?

中央档案馆为朱玉撰写徐向前回忆录,提供了五百余份文献资料(电报),有多份电报,《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没有收录,其中包括10月23日,即红四方面军渡河当日,朱德、张国焘下达的渡河令;以及10月24日,即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红四方面军致朱、张的全军渡河建议电。这两份对于澄清四方面军渡河问题极其重要的电报,被人为的隐匿了。

10月25日,张国焘假借彭德怀名义,批准四方面军全军渡河。《徐向前回忆录》把自己提出全军渡河建议,不仅改写成建议“主力渡河”,而且把张国焘批准全军渡河的命令,改写成朱、张、彭“要求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渡河”。以此回避建议四方面军全军以及三个方面军渡河,因为这个建议与中央及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不符。如果全军渡河建议电存在,渡河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说法,根本无法编造。因为全军渡河根本不是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并暴露出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枪要指挥党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此电消失。

《徐向前回忆录》对三次建议全军渡河事,只字未提。因全军渡河完全背离了中央及军委制定的宁夏作战计划,全军渡河是张国焘的甘北作战计划。

十、结论

上述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证实:红四方面军根据朱德、张国焘(即红军总部)命令渡河。所谓“中央电令”和“奉中革军委命令”渡河,不是历史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张国焘意图和红四方面军建议并不是一部渡河,也不是主力渡河,而是全军渡河。红四方面军奉朱德、张国焘命令渡河,并意图全军渡河,才是历史真相。

《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陈昌浩《报告》的记述是准确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红四方面军渡河究竟是奉了谁的令,全军渡河又是谁的意图,历史文献白纸黑字,历史事实一清二楚。奉“中央电令”或“奉中革军委命令”渡河之说,可以休矣。由于两份电报被隐匿,不知者,不为过;明知是错,还要坚持,更改历史,则是别有用心。实事求是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是到了正本清源、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不然,这个弥天大谎越吹越大,误党误军,误国误民,被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人民群众还会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吗,这个谎总有一天会破灭

老田:把所有错误推给毛泽东——为什么“西路军失败”又重新成为一个问题了

在非毛化浪潮中间,西路军失败一事算是异军突起,多路人马合作给毛泽东扣屎盆子,什么闹眼子下蛆的人和观点都出来了,很是热闹。老田对此下功夫甚少,在阅读很多先进者的研究成果之后,产生了一点读后感,这篇文章就是一个读书心得。

西路军过河,并没有合法命令,说是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这帽子扣的正合适。分裂主义的内涵是张国焘自己承认的,要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建立一个独立的根据地,坚决不跟你合作,尽可能找机会单干;逃跑主义是不相信可以对付蒋介石的正规军,认定毛泽东等人主张的“坚持陕北”在蒋介石大军压力面前是不可能的,所以,四方面军虽然是偏师,但是却要在中央军之前先跑到安全地方,脱离与蒋军的接触;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合计起来,形成一个坚硬的冲动——只要不去陕北去哪里都行。

在对敌判断中间,假如“坚持陕北”的设计站不住,红军真的需要向西逃跑的话,显然是也应该是中央先跑,不能够偏师先跑。这就涉及到到底谁是中央或者老大了,毫无疑问,此时张国焘已经取消了自立中央,不是老大了,没有了先跑的理由,逃跑的话也应该是殿后的。把西路军逃跑正当化的各种辩护词,都强调这种或者那种西进理由的合法性,但是,任何逃跑合法性都不能够让老二先跑,西路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先跑的权利,把老大老二的位置摆正了,这个辩护词就彻底瓦解了。

依据周军(双石)的研究,西路军过河只有一个军渡河具有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而且渡河目的是配合宁夏作战计划,而宁夏作战的前提是拒止南敌;而不是为了开辟河西根据地。而建立所谓的河西根据地目的就是独立于中央,是张国焘等人北上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分裂主义路线”。

1936年“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请注意,不是中央!”【双石:《西渡黄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简版缩写)(1-6) ,载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3/212138.html】

另据高戈里的研究,以“去新疆接受苏联武器”来为西进的合法性辩护,也是一个事后编造的说法,事先并不存在足以支持这个决策的任何靠谱信息,原先苏联人说武器送到定远营(在西路军前进的北方向而不是西方向),是过河之后且确立了向西逃跑的目标之后,才临时找了这么个借口,但苏联人改变地点的信息是在这个决策之后才通知过来的,所以,这个不能够作为西路军选定新疆方向的决策依据。

“1936年11月2日,已经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首长致电中央,提出了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由此透露了其西进的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是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临时改变了交货地点,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为了颠覆历史,夏宇立也真是拼了,连“时光倒流”的大神通都用上了,把后面的电报用于说明先前的决策。

【高戈里:辨析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封关键电报 ——兼驳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的“阴谋论”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7/03/377465.html】

据老田访问前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耿仲琳所知,某党史写作机构说“西路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央档案馆里没有这个命令,迄今为止,那些宣传这个结论的人,也没有人拿出这样的命令或者电报作为依据,都是无证据的信口开河。

某权威党史著作称:“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另一部权威党史则称:“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据耿仲琳的讲述,当时的大背景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入陕,对红军压力极大,毛泽东他们主张坚持陕北,而张国焘及其手下则坚持西进,双方最为具体的分歧就是“红军应该在哪里坚持”。张国焘部刚刚从“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迷蒙中间醒来,知道蒋记中央军不弱,预测红军打不过蒋部嫡系,肯定要失败要逃跑,那还不如自己先跑,免得到时候渡口拥挤,这个畏敌如虎的看法在张国焘部下中间很有市场。但是,从中央苏区来的土共,对蒋记很蔑视,结果在1936年11月的山城堡战役中间击溃胡宗南的一师一旅,灭掉232旅外加一个团,由此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这样,西渡黄河就成了一个笑话,这个心理状态可以解释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在河西战场上指挥官们的踟蹰心理。

要是毛泽东彭德怀失败了,未能在陕北立住足,那西路军的逃跑主义就是有预见性的正确路线了,毛彭就成了鲁莽蛮干了,说不定张国焘可以借此重回中央一号,那么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偏师先跑的程序瑕疵都可以掩盖过去了。但是,老蒋和老胡格外不帮忙,未能实现驱逐毛泽东出陕北的目标,这就使得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一切算计,显得拙劣不堪,真面目暴露无遗。

老蒋和胡宗南帮助共产党内部两个不同的判断——到底是坚持陕北还是向西逃跑,厘清了谁是谁非,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定案的。谁对谁错实际上是由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战斗力和负战果说了算的,此外,任何的主观判断都不能够算数的。因为土共内部的团结需要,这个是非不方便彻底亮明——毕竟同志们此后还要一起工作,所以土共决议只说死狗张国焘是右倾分裂逃跑,其他人的问题不说,这原本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今天,西路军问题已经成了非毛化的战术支撑点,用于重写历史之际,从前基于土共团结需要的“各种忌讳”都不再成立了,所以,值得返回历史现场去仔细考察一番。

在军事战术和对敌判断方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战略战术选择,江西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基本上是选择“内线作战”——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来打,较容易实现以弱胜强,且易于实现置敌于极度疲惫状态再打,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近乎全部是“外线作战”——在敌占区作战,包括战绩最为显赫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在根据地之外的地域进行的,此种作战条件下,敌方力量较少为疲惫拖累而削减,同时取得同等战果付出的牺牲也较大,这个经验基础之上的算法,体现在决策中间肯定会相应地高估对手并看高困难。这个经验眼光的不同,导致了对敌人力量估计的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坚持陕北是否靠谱的不同估计。

在西路军的作战选择中间,外线作战是一个较为持久的偏爱和选择,这与江西苏区的红军部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陕北地区,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山城堡战役也同样是内线作战的范例。内外线作战的选择,往往与根据地内部的政治建设紧密相关,群众是否充分动员起来并参与助我却敌,是一个根本性的差距,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敌军进犯,地方政权建设很不落实,敌军一到往往是组织群众“跑反”——群众自身都陷入困境,更无法帮助红军了,这就与中央苏区的情况差距甚大,这个政治建设方面的差距影响到了军事战略的选择。非常搞笑的是,老田阅读某人的回忆录,先读到他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主张用自己的语言说一遍,说这些是他在实践中间独立体会到了的小克斯,后续回忆录中间,记录的各次作战却都是外线作战甚至是攻坚作战,看起来这个人就好像是“认识无比明白”和“打仗格外迷糊”的统一体。

对于为什么很多西路军高官热衷于西进计划,张国焘自己提供的说法也很值得重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有大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往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一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97、303、308-309页】

就张国焘的回忆内容看,西进与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没有任何关系——目的是要建立独立中央的河西根据地,所谓的“奉中革军委命令”“预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云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瞎说,这业已遭到张国焘事先的系统反驳。显然,西路军各种匪夷所思的踟蹰往复,不是出于中央命令的因变量,而是一种事先就已经定好的策略——是自变量,这个策略的核心理念是:独立于陕北的根据地、获得苏联人的支持、脱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事压力。在高戈里的文章中间,有一个分析也很重要——毛主席的威望在那个时候西路军的高官心目中间还没有多大分量,他们看不出来为啥子要听你老毛的,他们一贯是跟着张主席的。这与后来翻案时期的说辞,就有了很大的历史背景落差:现在把毛主席抬高的不得了,似乎一切都需要联系着毛主席的指挥来解释,当初可不是那样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什么得到支持,说穿了只知道有张不知道毛是谁罢了。某人回忆录中间拼命把莫须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对于张国焘的责任则曲笔为之打掩护,这除了趋利避害的机会主义策略之外,老感情也还是在起作用的。

我们早就知道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再来看看一场小胜利是如何成为失败之母的。据双石研究:“‘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3/212138.html】

对照着张国焘《我的回忆》来阅读,很明显:只要是有一丁点哪怕是虚妄机会,他们就要落实“在河西走廊站住脚”的初衷。结果,如双石所言,“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同上)

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一些马屁精文人,投某些心理状态有误的高官所好,想要把“蒋胡定案”——到底在陕北坚持正确还是向西逃跑正确——的历史翻过来,所谓的历史新解释,不过如此。至于借机要闹眼子下蛆的人,那就更属于他们自己的心灵写照了。耿仲琳更提到,因为搞翻案工作有着巨大的权力和利益指望,那就更是趋之若鹜了,有个朱某人一天仗都没有打,就此弄了个少将。

除了认同于张国焘的分裂和逃跑这两条选择之外,还确实有着别的政见分歧,从大局判断到战术经验方面的分歧都有。除了是否能够坚持陕北的大局判断不同之外(这个判断据以作出是否需要逃跑),在战略战术方面偏好流动作战和外线作战,也是与中央红军有差别的经验。阅读徐向前的回忆录,他们从在鄂豫皖时期,近乎全部战斗都是外线作战的,包括著名的大胜仗苏家埠战役也一样是外线作战。内外线的区分,是与坚持稳定的根据地建设思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点在西路军高官的头脑中还毫无基础,至少在他们于河西失败之前,对这两点是没有清晰认识的。

西路军中间的那一票高官,偏好大范围流动转移作战,甚至还由此形成了坚硬的经验。这与中央红军因为坚持稳定根据地和内线作战有别,因为只有建设了很稳妥的根据地,才会有内线作战远不同于外线作战的算法——能够以较低的损失获得较大的战果、并集中力量应付一部分弱敌或者疲惫之敌,这才需要作出内外线的区分,这是与四方面军高官完全不同的认知状况。就这样,西路军那群高官,先是在鄂豫皖坚持外线和流动作战,失败后率部从鄂豫皖转进川东北,在那里获得一个短期的巨大发展;然后竟然直接放弃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过了草地之后又回头,试图“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在百丈战役彻底失败之后只好又掉头爬雪山过草地,去了北方之后就西渡黄河还一门心思想要在河西走廊站住脚或者去新疆。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成功经验:随时可以换地方重来,在鄂豫皖失败了,但是川东北不是取得了更大成功吗?焉知新疆不是另外一个川东北。这与江西那一票人的经验是相反的,那一票人受到老毛的不良影响,老是要建设稳定的根据地,想要长期蹲在一个地方搞事。

有些人总说西路军谁谁要建立河西根据地,这个话也是纯粹的想当然,西路军很多高官对建设根据地毫无概念,其实也不会建设根据地,甚至不知道稳定的根据地有什么用。以根据地建设进行辩解说不过去了破产了,就继续瞎扯说要打通国际路线去新疆。目的是要证实:不回陕北的理由很充分,还有好多种,可以交替使用。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磨叽,说是中央命令影响到他们“打通国际路线”去新疆的作战目标,这个辩护词是否成立,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检验。这个说法中间的“通”字,肯定是一个大大超过了西路军兵力的过高目标,他们缺乏足够却敌、并守护通道安全的兵力和能力。而且,甘肃河西走廊解放前的绿洲面积只占百分之三(今天也只有百分之七),居民很少能够就地征集的给养不多,不要说却敌并守护通道安全,大部队在这样的地域连必需的生存资源都大成疑问,古代这一路线上的大部队行军,前方需要小部队凿井备水,后方需要人运送粮草支持,没有前后方支持的军队,是过不了河西走廊和吐鲁番盆地的。

那么就退一步,“纯粹逃跑去新疆”有可能吗?作为没有后方稳定支持的败军大部队,给定没有敌军骚扰的条件,也完全没有可能到达2000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就算是说得天花乱坠都不管用——过万人一个多月时间的吃喝谁来支持?一个多月不吃不喝走到新疆,那就不是神话而是笑话了。西路军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被他们战场指挥官屡次浪费的机会——东返,而东返就与“建立独立于中央的根据地”的初衷有违,因此,战场上只要出现一丝可能性他们就会踟蹰,据双石的研究,至少出现过三次东返机会,其中第二次的机会最好,但均被战地指挥官们浪费掉了。(同上)

在西路军将领的头脑被老毛的狭隘经验完成洗脑之前,未加反思的战法——流动作战和外线作战在西路军高官头脑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即是说,他们未能对弱势条件下与强敌竞争的战略战术形成明晰概念——对弱势竞争方略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西路军的失败除了张国焘建立“独立于中央的河西根据地”的分裂主义影响之外(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所谓分裂主义不过是宗派主义的一个特殊表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并在西路军问题沉渣泛起时期继续起作用),在优势敌人和不利环境之下,竞争方略的含糊,导致对战机和脱险机会均未能及时把握,也就缺乏足够决心在机会之窗关闭之前作出毫不动摇的决定,反而是各种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心态常占上风,因此失败就有着相当程度的必然性。等到时过境迁之后,有些人把握到了一种新的机会主义好机会——把责任或过错推卸到别人头上去,把自己彻底洗白。而把共产党历史上的所有过错都推卸到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整个官场洗白的策略,则是一个权威文件所规定的占优策略——邓胡记账法。二〇一七年七月八日

高戈里:党的组织原则不容践踏——兼述西路军西进究竟奉谁的命令

本来,1937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辛)条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精神基本一致,但一些网络大V却曲解为“总指挥亲自为西路军定调正名”,鼓噪其翻案迎来了“春天”,为继续颠覆西路军史传播“阴谋论”,进而妖魔化毛泽东等我党领袖,开辟舆论通道。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借机继续否定中央政治局的历史结论,向受众灌输曲解了的西路军史。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任重道远!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指出:

【“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

半个世纪后,中央政治局这一历史决议被推翻,史学界和舆论界关于西路军为“获取国际援助”“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之结论成为主流,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甚至借党报公开替“张国焘路线”翻案。[2]

以下,先展示翻案结论如何违背史实,再展示翻案风践踏组织原则的要害。

一、命名西路军并批准其西进,是中央迫于既成事实的追认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电示:

【“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3]】

9月27日又电告:

【“苏联已经决定从外蒙提供援助,(中国)红军应当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4]】

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部署——先“集中三个方面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5],制止南面敌人对我军的尾追和夹击,再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戈壁,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接取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

10月下旬,本来中央只批准了红三十军一个军西渡黄河,但张国焘由于“畏敌过右”,在战役第一阶段尚未“击破南敌”之时,对中央“先打南敌,后攻宁夏”的宁夏战役部署[6]釜底抽薪,以“朱张”一五八号电令[7],批准红四方面军总部关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提议,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已经西渡黄河的既成事实。

11月2日,红四方面军首长致电中央,提出了与共产国际交货地点背道而驰的西进方向[8],由此表明其西进的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对此,徐向前1982年8月14日曾坦然承认: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9]】

11月3日,共产国际来电将交接武器装备的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了西面的新疆哈密[10],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

11月4日,“徐陈”(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朱德、张国焘),再次提出西进请求,而对毛泽东、周恩来日前要其保持东返余地的重要指示[11],未作只字应答。

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批准其西进请示,并强调了“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12]。

11月6日,“徐陈”按此电示,拟定并上报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还致电中央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之“独立”行动的“名份”。

直到11月8日,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来电改变接货地点并未同意——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大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13]】

11月11日,鉴于共产国际物资援助接运地点又东移到了甘北安西,鉴于“徐陈”率部西进已既成事实,中央正式为红四方面军渡河西进部队授名“西路军”,并批准其西进请求。

几十年后,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倒打一耙,指责“最高统帅部一连串错误指挥”“六误西路军”,其中“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14],完全无视这二十天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交货地点在哪儿!

西路军西进,本来是中央迫于既成事实追认的,却被当代“军史专家”硬说成是“奉中央的命令”。如此著史,不是史学迷糊,就是史学欺骗。

 

二、声称西路军西进是“奉中革军委的命令”,也是瞒天过海伪造的

一些权威军史作品说到西路军西进,虽然由“奉中央命令”改称“奉中革军委的命令”,但不出示直接依据,因为让批准“徐陈”西进请示的“朱张”代表中革军委,底气不足。

史实如下: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当选为副主席。

1935年6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草地分裂后,张国焘1935年10月在另立中央的同时,又另立中央军委并自任主席。

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15]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并宣布:

【“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涛[焘]、周恩来、王稼蔷为副主席。”[16]】

同年9月19日,贺龙、任弼时等致电中央:

【“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17]】

9月21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18]】

9月26日,朱德、张国焘等致电中央提议:

【“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19]】

为张国焘继续自称军委投石探路。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在电文中最后一次自称中革军委[20];同日,自草地分裂后首次在电文中称呼“陕北同志”为“党中央”。[21]

10月1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

【“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22]】

10月14日,自草地分裂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时,首次在电文抬头称呼“军委”。[23]

看看看看: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之时及西进之初,这中革军委,连张国焘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自称了,可如今,某些“军史专家”却硬说其代表中革军委,并以此编造成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依据,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张国焘有封锁朱德、“强奸式”署他人名字等种种劣迹,此间署名“朱张”的电报并不一定代表朱德。

 

三、让翻案结论强霸史学、舆论阵地,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且迎合境外反共势力

从组织原则上看,要否定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历史结论,只能通过组织程序,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重作决议。改革开放后,党内对这一历史结论虽有不同意见,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作结论予以否定,邓小平同志对反映不同于中央历史结论的意见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档”。[24]

可如今,否定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论调一统史书论述,强霸学术论坛,充斥主流媒体。被某些党报、地方政府和主流媒体捧为“军史专家”的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就公开鼓吹“阴谋论”,公然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25]

更为险恶的是,西路军史学之争如今已经演变成意识形态斗争——上述翻案“成果”已被收入张戎夫妇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阴谋论”始作俑者还接受了张戎的采访。该书广告词狂妄宣称:

【“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摧毁中国制造之红色神话,张戎新书透穿毛泽东魔障!”】

 

四、把反张国焘路线曲解为反西路军指战员是为张国焘路线开脱的政治阴谋

1937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早已坚决指出:

【“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26]】

可如今,夏宇立等“阴谋论”制造、传播者,对抗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继续拿广大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给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当挡箭牌,其“阴谋”昭然若揭。

对此,执迷不悟不仅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其逻辑也十分荒谬——遵义会议批判左倾路线,否定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斗争了吗?!

 

五、警惕翻案风为当今中央领导设置政治陷阱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强调:

【“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来,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辛)条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精神基本一致,但一些网络大V却曲解为“总指挥亲自为西路军定调正名”,鼓噪其翻案迎来了“春天”,为继续颠覆西路军史传播“阴谋论”,进而妖魔化毛泽东等我党领袖,开辟舆论通道。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借机继续否定中央政治局的历史结论,向受众灌输曲解了的西路军史。

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任重道远!

建议:参照1983年中央解决西北党史问题的办法,通过召开西路军史座谈会等形式,让不同观点的学者通过当面交换意见,明辨是非。

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示意图

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示意图(点击这里查看原图http://t.cn/Ai8C2wOe)

附图说明:

本来,共产国际的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现阿拉善左旗),徐向前、陈昌浩“11·2”电报却提出了“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西进方向。几十年后徐向前依然坦承“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然而,夏宇立却把“11·2”电报曲解为“断然没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图”,理由是民勤“与定远营相距约120公里,徐陈认为这里方便接运物资”,诬指徐向前当年给中央发电报口是心非。对此,我写了《夏宇立恶语诋毁人民领袖却唾天自辱——再谈辨析西路军失败责任的“11·2”电报》,双石写了《不懂地理不辩地图治史论史只能丢人儿又现眼儿》并附上图,予以反驳。

2019年8月27日

【高戈里,察网专栏作家。】

注释:

[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954页。

[2]主持人李庆英,话题嘉宾陈铁健、夏宇立、周宏林:《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3]《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93页。另,季米特洛夫当日的日记记载:“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转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应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接受物资致中共中央电(大意)(1936年9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同意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致朱德等电(1936年10月2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7页;《通庄静会战役计划》(1935年9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0~1163页。

[6]《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先打南敌后攻宁夏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30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页。

[7]《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1936年10月24日)》,《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8]《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859页。

[9]《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节录)(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10]《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11]《中央军委关于河西部队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11月3日2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0页。

[12]《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4页。

[13]《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14]主持人李庆英,话题嘉宾陈铁健、夏宇立、周宏林:《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1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16]《朱德等关于军委、总部等组织仍恢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旧制致各军首长电(1936年6月3日7时~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70页。

[17]《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统一三个方面军指挥事宜致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等电(1936年9月19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注释②。

[18]《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朱德、张国焘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0页。

[19]《朱德、张国焘等关于四方面军西进致中央电(1936年9月26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21~722页。

[20]《通庄静会战役计划(绝对秘密)(1936年9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0~1163页。

[21]《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页。

[2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决定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0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页。

[23]《朱德、张国焘关于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致党中央及军委电(1936年10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6页。

[24]《邓小平对李先念同志〈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批示(1983年3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5]夏宇立:《毛洛新步骤:在西路军失败悲剧之上再造冤案》。

[26]《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954页。

国防大学教授马秀山:金一南讲西路军历史的若干谬误

(摘录)近期网络上连续发表金一南著《心胜(3)》关于西路军历史的文章,纵观其文,其研究立场不仅背离党和军队的原则纪律,立意荒谬、故弄玄虚;其研究方法完全不懂作战原则,鱼目混珠,因果颠倒;其依据史料,多以编造西路军历史之人之语为据,严重失实,混淆是非。自称是局外人,能公平公正的研究西路军问题。但观其全文,完全附会编造西路军历史之人所需,其意完全是试图推翻中央决议对西路军失败的结论,为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洗地”。全篇尽显其选择性使用历史文献,甚至改造历史文献的“不凡功底”,得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结论。金文谬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文立意是极其荒谬错误的

以张国焘为首的个别人,与党中央离心离德,不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听从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是导致“艰难痛苦的蜕变”的根本原因。

西路军失败正是由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

金文所讲的“三统一”,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张国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谬解为党为实现“三统一”,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立意荒谬,颠倒是非,意在推翻中央决议以及张国焘的历史责任,其意图昭然若揭。

在西路军历史问题研究上,凡背离党的纪律和军队作战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二、金文对西路军的总体评价是错误的

金文概略讲西路军征程后,继而讲到西路军问题的复杂性。先讲到1951年《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对西路军的一段评价,由此讲到1991版《毛泽东选集》经修改后新的评价。金文对这两段评价都不认可,从而提出自己对西路军的评价。

金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回避、不认可中央1937年3月《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结论。

西路军历史演变成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去张化”和“奉命说”。即: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西路军是按照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金文不论其如何修饰对西路军的评价,其结论,西路军失败是执行中央方针,这与意图颠覆西路军历史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金称自己身处局外,与身在局中之人不同,能公平公正的评价西路军。金文在意图推翻中央决议及对西路军的评价上,与翻案者如出一辙。

在西路军历史问题研究上,凡任何回避张国焘以及张国焘路线的说辞,都是违背历史事实,是不可能“公平公正”的,只是掩人耳目的说辞,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三、金文在“为什么渡河”问题上刻意混淆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方针)的区别

金是一名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和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者,但金在这一问题上与普通人的认知没有什么区别,与颠覆西路军历史个别人的言辞如出一辙。

作战是有原则、讲规矩的,凡违背党的纪律以及作战原则和规矩的研究,大多不明就里,有的则是强词夺理,愚弄世人,误导大众。金文关于“为什么渡河”结论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是荒谬的。

四、金文在“为什么孤军深入”问题上完全回避红四方面军按张国焘命令和意图坚持独立西进的历史事实

五、金文在“为什么没有东返”问题上完全回避西路军按照张国焘意图所坚持的“根本大计”

这三次东返,当事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第一次未能东返是徐向前坚持西进;第二次未能东返是徐向前不愿东返,在陈昌浩坚持下,提出有条件东返。军委只能同意其继续西进。金文与搞乱西路军历史的人一样,把责任推到中央,是“中央取消了东返命令”;第三次东返未成,金文同样着了朱玉(《历史的回顾》执笔人)的道,地图都不看,不仅把方向地点搞错了,把战场情况也没有搞清楚。返回原因金文只讲“受阻”,可见金文对西路军的研究浅薄到何种地步。

六、金文在“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问题上完全回避西路军坚持张国焘错误路线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金文称“我们不能讲西路军全军覆灭”是与“损失惨重”相呼应的。中央决议中指出西路军“严重失败”,金文并不认同这一结论,从而提出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新说法”。

金文居然把张国焘这种欺骗中央的“鬼话”,当作“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依据。学问作到如此地步,真叫人无言以对。

《徐向前回忆录》(即《历史的回顾》)的执笔人,在西路军这段历史的记述上,编造历史事实,选择使用历史文献,甚至改造历史文献,颠倒是非,搞乱因果,其谬误多达几十处。研究西路军问题时,要长点心,分辨一下正误,只可为参,不可为据。凡以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记述为据者,无一不错上加错。

如果说中央和毛泽东有错判、有失误,最大的错判和失误就是:高估了张国焘以及西路军领导层一些人的党性觉悟,低估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以及造成的严重危害。

金文所讲的“三统一”也好,“高层决策分歧”也罢,以及所谓第三种说法,无一不试图说明,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及毛泽东为取得对红军统一领导指挥的“必然代价”,这与“阴谋论”有何区别。金文的所谓公平公正以及所谓第三种说法可以休矣。

送金将军一句话:名气虽大,莫毁一旦,名为专家,尚需深研。

寻找“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一是不能以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掩盖失败的真正原因;二是不能无原则的寻找宣扬所谓的“价值意义”,甚至夸大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三是不能掩盖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1937年3月底延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讲到西路军问题时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张闻天说“国焘路线产生的恶果”“是说不尽的┄┄给了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

“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及时清算了张国焘路线,“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获得解放”,从此,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与党同心同德,团结对敌,避免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和牺牲。(金一南这问题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有人批评过:金一南毛病在于抬别人贬毛主席

双石:说朱玉治学之学品与人品

朱玉在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编辑出版这些文献电报时,是有选择。对他们立论不利的,就刻意隐匿,雪藏。比如1936年10月24日徐陈首长建议全军渡河电,比如,比如徐向前、陈昌浩回延安后的报告的全文,比如徐向前致张掖地委党史办的信,比如幸存归来的西路军将士的第一个检点总结报告(李聚奎写)。

朱玉在治学上的问题的确太大了!大得已然不仅仅是伤了学品,而且还伤及了人品。。

一是唯我所需,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再找论据。所以非常影响他的立论。那些被隐匿、雪藏的文献,不可能永远被遮住盖住。千年的文字,早晚得说话,是吧?

二是:按自己的需求修改文献——比如电报。关于这个问题,马秀山教授有专文批评,双爷我就不赘述了,各位可以参见〈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回顾中的若干“硬伤”。

三是完全无凭无据地靠揣测臆断来生造史实。比如对西路军进于高台、临泽即止步不前的原因。即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请参见拙文《所有西路军文献汇编没有收入的一份重要电报》。再如西路军“有力策应河东红军战略行动”之说。

四是浮皮潦草,生拉活拽,所列论据完全不支持其论点,被人指出错误后,只改论据,不改论点,结果造成了更大的BUG。典型的案例是对西路军西洞堡战斗后两次进出倪家营子原因的陈述。请参见拙文《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

五是活人去改死人的回忆录,而且还弄出了回忆录署名者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国内唯一权威版本”回忆录的奇葩故事来——公然宣称自己代笔的版本(署名者还在世时出版的)无效。

朱玉的翻案文字,有了这5大BUG,请问学品人品何在?还有公信力可言么?

双石:说朱玉治学之学品与人品

朱玉在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编辑出版这些文献电报时,是有选择。对他们立论不利的,就刻意隐匿,雪藏。比如1936年10月24日徐陈首长建议全军渡河电,比如,比如徐向前、陈昌浩回延安后的报告的全文,比如徐向前致张掖地委党史办的信,比如幸存归来的西路军将士的第一个检点总结报告(李聚奎写)。

朱玉在治学上的问题的确太大了!大得已然不仅仅是伤了学品,而且还伤及了人品。。

一是唯我所需,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再找论据。所以非常影响他的立论。那些被隐匿、雪藏的文献,不可能永远被遮住盖住。千年的文字,早晚得说话,是吧?

二是:按自己的需求修改文献——比如电报。关于这个问题,马秀山教授有专文批评,双爷我就不赘述了,各位可以参见〈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回顾中的若干“硬伤”。

三是完全无凭无据地靠揣测臆断来生造史实。比如对西路军进于高台、临泽即止步不前的原因。即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请参见拙文《所有西路军文献汇编没有收入的一份重要电报》。再如西路军“有力策应河东红军战略行动”之说。

四是浮皮潦草,生拉活拽,所列论据完全不支持其论点,被人指出错误后,只改论据,不改论点,结果造成了更大的BUG。典型的案例是对西路军西洞堡战斗后两次进出倪家营子原因的陈述。请参见拙文《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

五是活人去改死人的回忆录,而且还弄出了回忆录署名者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国内唯一权威版本”回忆录的奇葩故事来——公然宣称自己代笔的版本(署名者还在世时出版的)无效。

朱玉的翻案文字,有了这5大BUG,请问学品人品何在?还有公信力可言么?

曹征路: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关于红军西路军惨败这段历史,本来是清晰的,因为中共高层众多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所以在党史军史的叙述中并不存在多少争议。

且为了团结和保护当年西路军的干部,尽量在党史叙述中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为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对高级干部自身的问题少提或不提。

这种善意的做法近年来被利用,在网络媒体上西路军失败竟然说成是“毛泽东的阴谋”。

在西路军纪念活动中往往用悲情代替真实的历史,含沙射影地抹黑毛泽东。

 

要了解西路军,首先要了解四方面军的历史。这支由鄂豫皖根据地带出来的红军部队经过张国焘的改造,与一方面军的政治素质有着明显差异。

首先是体现在党的领导观念上,在毛泽东那里,工农武装割据是作为共产党在弱势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带有中国特点的指导思想,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在军队建设上,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根据地,重视人民群众,把军队看作是党完成历史使命的工具。

通过古田会议,这一指导思想逐渐贯彻到全军,形成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本特点。反映到具体的战役战术选择上,则是注重发挥红军熟悉根据地、人民群众支持的优势,主张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

而四方面军却没有这个过程,故而也没有这个觉悟,尽管也有党的组织也有政工干部,也会说洋名词新概念。

早在六大以前,张国焘对工农武装割据就是明确反对的,认为它实是幻想,“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其成功的可能性微小”。

1931年他回国后虽然理论上不反对武装割据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却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在指导思想上不重视根据地政权建设,也不打算长期经营根据地。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利用肃反机会搞任人唯亲和愚民政策,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他个人忠诚,杀害的排以上干部就达2500多人,凡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干部都要怀疑和审查。

在这样的气氛中,部队必然军阀主义盛行,等级观念森严,绝对服从和“不怕死”成为唯一衡量标准。反映到具体的战役战术选择上,必然流寇主义盛行,走一地吃一地,打仗要到外围打,敌军一来就“跑反”,根本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除了张国焘本人作风霸道喜怒无常外,其几个主要军级领导干部也都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特点,这从一些小细节中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红九军军长何畏,在“毛尔盖会议”期间当面辱骂张闻天,甚至拔枪威胁毛泽东、周恩来;

第二个是四方面军副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当中央红军决定单独北上的时候,第一个带人追赶的就是李特,不但用皮鞭抽打跟中央走的四方面军干部,还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有拔枪动作,幸亏同样身材高大的李德从后面死死抱住他;

第三个是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动辄打骂干部战士、腐化浪费,被撤职到红军大学学习期间还带一个机枪排摆谱,以至于大闹红校。

刘伯承从其身上看到流氓无产者习气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特别严重,他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对他的斗争》,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

在上述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带出来的部队自然少不了农民意识和流寇思想。当时四方面军上下都流传着瞧不起一方面军的言论,有些情绪还相当激烈。

比如认为一方面军老打败仗、逃跑主义。证据就是土城战役中被郭勋祺的川军打败,而这支川军前不久还是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这些说法显然不是普通战士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以他们南下作战也有跟中央较劲赌气的因素。

在经历了1935年11月百丈关失败和1936年6月6号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以后,四方面军重新选择北上。然而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内心欲望并未消失,拥兵自重的想法一有机会就冒出头来。

张国焘的内心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这期间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而宁夏战役作战命令一下,张国焘就打起小算盘,寻找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所以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对付胡宗南,而且是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

在上述大背景下,再来看西路军的行动就合乎逻辑了。

当中央在陕甘立足未稳时,蒋介石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一举将这支疲惫之师消灭。在红军会师的静宁、会宁地区,蒋介石就集中5个军。红军主力向海原转移时,敌人分四路追击。红军为了打破围剿,本来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命令中只批准了红三十军一个军西渡黄河,结果四方面军却安排红九军、红五军全部过河。造成了对中央“先打南敌”的部署釜底抽薪,将三个军调离战场,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

布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其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消灭尾追之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作为宁夏战役计划之第一步,中央决定首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由四方面军的两个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均部,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当时敌人追击很紧,红军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准备布置伏击追击之敌,张国焘表面答应,实际上他又令红四军东撤,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中革军委为了维护统一,不得不追认这个既成事实。

10月11日,中央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并不是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改变,十月计划的核心要义仍然是“首先击破南敌”。当时鉴于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中央又不得不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指挥系统,营造了特殊语境下电报表达方式。

10月 28日16时至20时四个小时内,红军总部连发了四封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的电报,署名都是“朱张”。这其中,有两封电报坚持中央关于先集中兵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的部署,另外两封电报则对中央部署完全相反的釜底抽薪。

就连与张国焘同在红军总部的朱德,也时常不得不“迁就了他(张国焘)的意见”,即使是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维护来之不易的三军团结和统一指挥,把握电文用语的分寸。

当年的“徐陈”,因所处地位和环境,不但读不到共产国际、中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全部电文,还要面对两个指挥系统。上级来电出现中央一套,红军总部“朱张”另一套,又不能把话说透。朱德与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的电报在战役部署上有时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陈”客观上确实也很难看得明白。

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也就是说28号那天,他就已经决定“西进”了。

11月2日,已经西渡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正式电告中央,决定西进获取“国际援助”。然而此时,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根本不在进军方向的西面,而是在北面的定远营。第二天共产国际才改变到新疆交货,换句话说,“去新疆接受苏联武器”是个事后编造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在11月2日电报之前,中央明确的前进方向是北方的定远营,而这份电报提出西渡黄河部队的进军方向,不是北方,而是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凉州(今武威)。

对此,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数十年后也未隐讳:“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后来也坦承:“我们同驻会宁几天,……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三个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电报之时,上级关于接取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地点都没改变,还在北面的定远营,为什么还要“照直往西打”?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透露了其西进的核心意图依然是张国焘的基本逻辑——逼中央就范,不同意就当山大王。

几十年后为了颠覆这个历史事实,一个叫朱玉的人在整理当年的电报时,故意隐瞒了时间顺序,隐瞒了部分电报,才编造出一个中革军委的阴谋论。

本来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战役过程中,让彭德怀统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进行指挥。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渡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而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被迫承认了“西路军”,同时将一、二方面军称为“南路军”,将张国焘带领的两个军称为“北路军”。承认西路军也不是承认他们的独立,而是希望他们统一于中央的政令,不要搞分裂。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11月12日向军委发出电报,表示对西进“充满信心”。中央鉴于西路军此前于11月9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同时也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11月15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进后,中革军委仍然是心存疑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陈”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不予回应,也根本不可能落实,且在兵力集中上屡次出现失误。

 

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积极西进是无可争辩的。几十年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说:

“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11月18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将敌之第78师诱入包围圈,19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到山城堡部署作战,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国民党军第78师一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山城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进攻,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已经孤悬在外,渐入困境。

有个叫夏宇立的人提出一个“西路军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的观点,意思是如果不是耽误这20天,西进是有可能成功的,所以责任在中央。事实上11月2日电报之前,中央从来没有要求渡河部队西进。11月3日共产国际指定的物资援助接运地点被移到哈密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也并未同意,相反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这样,共产国际才将物资援助接运地点东移到了安西。面对共产国际对交货地点的突然改变以及“徐陈”已率部西进的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至11月11日,才正式为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授名“西路军”。此时,距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西渡黄河的10月24日,正好20天。所以事实俱在,倒打一耙是没有用的。

在西路军西进既成事实之后,中央于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0日三次电示河西部队安排东返退路,此时“徐陈”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发电“主张主力速来”。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党中央根据东北军关于西路军可在兰州得到粮弹补充的承诺,再度动议西路军东返,但“徐陈”回电却开出了中央当时难以满足的条件:西进无问题,东进则需东北军和新疆方面同时各出六个团的兵力前往策应。

由此,西路军三次放弃了东返机会,踏上了不归之途。

 

西路军的失败是段沉痛的历史,但不能因其沉痛歪曲历史。

1936年中国最大的主题是什么?是抗日。当时共产党的大局是什么?是在陕甘宁站住脚,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抗日救国,找回自己的现代性目标,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如果四方面军能顾全这个大局,与党中央同心同德,是完全可以避免这段沉痛历史的。至于张国焘,此时已经完全膨胀到将个人利益置于全党之上,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初衷,最终成为叛徒,所以不在此列。

资料:西路军伪造中央“大印”

《中共党史资料》第63辑第159页。

红四方面军私刻的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在西路军“万人坑”中被发现。

这就是一些人拼命甩锅西路军全程是“奉党中央之命”……这三枚伪造大印揭示出奉的是哪个“党中央”……篡改西路军历史,把锅甩出去,李木匠、晋帅走前似乎瞑目了,却不知从此把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当然,就这两人的力量还不足以修改党史,上面另有其人,也一起钉上耻辱柱。

西路军失败就是没克服张老四路线,这是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定性的。结果几十年后某要人把李木匠一个翻案件“存档”就翻案了,中央决议在他眼里就是……反正军委主席南巡讲话可以要挟中央,枪指挥党。陈昌浩是最早觉悟的,漳县会议上与张老四闹掰,而后晋帅坚决站在张老四一边推翻了西北局决议……后来晋帅喝香吃辣的还混了元帅、昌浩却被边缘化,历史很作弄人啊。陈徐都是带着大把金子做路费“返回”延安的,李木匠就要靠自己的腿够不够甩开青马宁马的骑兵了。不过曾日三、孙玉清那些人的冤魂是不会饶他的【漏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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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老田 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