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我才刚复习了鸦片战争幕后的英国决策过程:其实当时英国官方的驻华首长并不想为鸦片而开战,是两个苏格兰籍洋商努力制造冲突升级的既成事实,然后收买国会,强令英军出手。
这两个洋商就是William Jardine和James Matheson,他们成为人类史上最成功的Drug Lords(毒枭),Jardine-Matheson(怡和洋行)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本地财团之一,主要由两家的后人联合拥有,Jardine的后裔经营。只要这个财团还在,Jardine和Matheson两家仍旧是豪门,中国的百年羞辱就不算完全洗清。《2020.5.2王孟源:我的抗击新冠经验》
- 怡和洋行创办人之一、大鸦片商渣甸(William Jardine)
作为鸦片战争前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一直受到政府的监管。为了避开清政府管辖范围,英国商人把目光转向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在这里开设起囤货码头,也让这个小渔村,化作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的跳板。
推动鸦片战争的大鸦片商渣甸,就在其列。
1802年,渣甸还只是一个随船飘流在海上的外科医生,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作为雇员,跟船是有好处的——可以随身夹带大约一百英镑的货物。渣甸凭着从别人那游说配额干起走私,十五年后结束海上生涯时,攒下的钱已经足够他跻身一些小商行的股东行列。
渣甸不愿意做个小股东,他要干票大的。
1832年,在众多合伙人支持下,渣甸在广州开设了一间普通合股公司,取“快乐融合”之意,命名怡和洋行。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除了从中国运茶叶到国外,就是从国外运鸦片进中国。鸦片吸入肺腑,融入血液,便谓之快乐融合了。
一年后,英国国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怡和洋行赶上了好机会,一跃英国在亚洲最大的洋行,鸦片贸易量也从一年4000箱,一路暴涨到一年能卖36000箱。怡和洋行的鸦片快船红色流浪者号,一年之间频繁往返香港与印度,成为了码头上的常客。很快,他们成为了东方最强大、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公司。
但这还不够。渣甸在开除一位拒绝在安息日装卸鸦片箱的船长后说,"我们每个人都遵守严格的宗教原则,但我们担心太正直的人不适合毒品贸易。"很快,他们开始游说英国推行战争占领港口,让鸦片贸易可以合法化与规模化。
1838年,渣甸启程回英国前夕,来自世界各国的80多名商人举杯相送,就连请政府也一直留意着他的动静。确认渣甸启航之后,负责广州禁毒的钦差林则徐闻风而动,收缴来20000多箱鸦片集中销毁。
这次销烟,成了渣甸在国会面前斡旋的筹码。
数百名商人在他带头下签名请愿,促成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渣甸包揽下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军队和军舰的补给。在这份计划里,他特意提出占领广州附近的一个岛屿或港口,比如港口开阔而安全的香港。
通过洋行的船和鸦片,香港开始与世界相连。英国人正式接管香港后,鸦片贸易被合法化,鸦片贸易从黑暗走到前台。从此,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走私巢穴和贮存、转运的集散地,并持续了30年之久。
“香港是靠鸦片才得以存在”,这样的历史评价没有夸张成分。1847年,从香港码头出口的货物总值为22.6万英镑,其中鸦片占了19.5万英镑,超过总值的86%。鸦片的贸易量也在增加,1857年,经由香港码头进入中国的鸦片达6.6万箱,远远超过鸦片战前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