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1978年:白人在澳大利亚长达120多年的白澳血腥反华排华黑历史

作者:费晟、闻葛格 来处:网络综合 点击:2019-02-02 18:23:00

提要: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欧洲裔移民社会通过渲染华人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水土环境的破坏以及引发流行病等现象,将对环境恶化的焦虑感融入反华话语的构建之中。在淘金热引发环境巨变后,移民劳工舆论开始强调华人对生产环境的直接破坏,而政治精英们渲染华人威胁殖民地生态的整体健康,借此强调排华政策的合理性。看懂历史,才能读懂澳大利亚今日积极反华的根源——一小撮白人非法占据东方土地后的惶恐。愿国人永不忘记那些被在澳大利亚被白人侵略者血腥对待的华人同胞。

1853年,华人开始成批移居澳大利亚。至1861年左右,根据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官方记录,华人约有4.2万人,而当时该殖民地总人口不过50万。但是,由于澳大利亚联邦自1901年立国以来坚持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使得其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刻意淡化华人的存在感。当1967年迈拉·威拉德的《白澳政策史》再版时,这本1923年就出版的专著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是澳大利亚唯一研讨华人移民史的严肃学术作品。1972年“白澳政策”结束后,多元文化史学思潮荡涤了学界的种族主义思想沉渣,也唤起了知识界对澳大利亚华人历史的关注。学者们一方面开始细心复原澳大利亚早期华人移民的经历和生活面貌,另一方面开始追问被排斥为“他者”的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学界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被定性为不容于欧洲殖民型社会(Settler Society)的旅居者(Sojourner),在生产生活中广受排斥与盘剥,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背负廉价劳工的恶名,屡屡成为底层民众泄愤的对象。与同时期北美的排华活动相比,澳大利亚针对华人的歧视是不断通过官方持续立法而制度化的,协调统一排华法令甚至成为澳洲各殖民地筹建联邦的关键理由之一。就最近二十年的研究来看,恰如王赓武先生所说:“海外华人应该被置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背景下进行研究,需要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论’。”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目标远不止要还原华人的历史遭遇,更要检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反华意识形态的建构机制,这也是从根本上修正澳大利亚历史叙事的突破口之一。

近年来勃兴的环境史研究,为反华话语的塑造问题提供了全新而犀利的分析路径。“生态扩张主义”理论认为,欧洲移民能够在温带地区立足,不仅是因为器物和制度优势,更是因为其背后有系统而不对称的生物交换冲击相助。移民在澳大利亚的适应过程及其重塑当地环境的历史,可以用“库克大交换”来形容。对此,汤姆·格里菲斯强调:“澳大利亚的环境史研究……是殖民者文化缓慢适应一种独特的生态环境及令其费解的土著空间的结果。”不过,这一理论超越了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其叙事忽略了非欧洲裔移民与当地环境的互动经验。具体到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移民社会场景中,讨论华人移民的历史经验最有添补短板的作用。因为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华人不仅是第二大移民族群,而且基本上是唯一对全社会造成影响的非欧洲裔移民群体。

最近十年澳大利亚的地方史研究者侧重于发掘华人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开始尝试将当时殖民地社会出现的环境问题与排华种族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从资料使用上看,这类研究利用了最新公布的议会档案及时人笔记,还开创性地发掘了验尸报告以及地方媒体的记录。从研究方法上看,他们还创造性地利用了物质文化、文化景观以及考古学的经验与方法。这就为后续研究指明了丰富多样的资料来源。但这类研究议题较为琐碎,缺乏理论统合意识。对此,新西兰学者詹姆斯·贝迪于2011年提出了“环境焦虑”概念,极富启示性。首先,贝迪根据新西兰华人的具体经验,尝试修正生态扩张主义的既有理论局限:“考察中国移民的环境史为我们在关注欧洲殖民者与毛利人的故事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将显著拓宽我们研究新西兰环境观念、联系与变化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贝迪还从跨国视角考察了印度及大洋洲殖民地普遍遭遇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陌生环境、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疫疾流行是如何激发殖民地社会的忧虑和危机感的。这种忧虑最终推动了资源保护活动,也塑造了具有排他性的白种人社会归属感。尽管贝迪尚未将“生态焦虑”与排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起来,但他提示学界应该注意,欧洲殖民者社会种族主义话语的构建与其适应改造当地生态环境的历史密切相关。受此启发,本文试图说明,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与文化冲突,与华人相关的殖民地环境问题同样加剧了澳大利亚欧洲殖民者的焦躁与恐慌,这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排华话语,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其反华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一、 欧洲殖民者对华人移民环境适应力有限性的认知

澳大利亚迥异于北半球的气候和陌生的土著生态环境,始终对移民的生产生活构成压力。尤其是19世纪30年代之前,殖民者因为环境挑战倍感挫折和焦虑。彼时殖民地的拓展基本是沿海路推进,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有限的自由移民,都试图寻找适合支撑欧洲式混合密集型农业的土地。这种土地需要三个条件:肥沃土壤、永久的可靠水源以及足够的木材供给。然而,他们在澳大利亚只发现了温带草原,勘察报告的常见内容就是:天气恶劣、地块破碎、土壤贫瘠、木材稀缺、水源匮乏。殖民地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甚至怀疑库克船长当年的报告有误导性,因为植物湾土地贫瘠、林木质量低劣,不堪利用。菲利普的总医务长报告说:“澳大利亚的木材除了做柴火烧不错,其他什么都派不上用场,世界上随便哪个地方哪个气候下产的木材都比这个好。”除了植被问题,澳大利亚还存在严重的水源供给问题,降雨量不仅存在地区性失衡与季节性失衡问题,而且洪旱瞬间交替,令殖民者苦不堪言。

不过1830年后,欧洲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生态环境的消极态度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当时牧羊业开始急剧扩张并普遍盈利,原本被视为不适宜开展欧洲式农业的温带草原被证明是理想的牧场。牧场之大,沿大分水岭山麓呈新月形分布,绵延达一千公里左右。水草之丰,内有交织河网,而年降雨量又不高于800毫米,饮水足够又不致让羊群患烂蹄病。大部分牧区月最低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以上,旷野无猛兽,羊群可露天过夜。1835年,殖民地总测量官托马斯·米切尔(Thomas Mitchell)的报告展现了欧洲移民对在澳大利亚安居乐业的憧憬:“菲利普港区易于进入的地区更广大、土地肥沃、水源条件好,有许多风景极其漂亮。许多地方的土壤都肥沃至极,而且罕有树木,无须清理。……这里空气干净,轻快且似乎有弹性;从来不会太冷;冬天是温和的,没有雪,潮湿的小风凉飕飕的。非常适合养羊。”

牧羊业边疆的扩张立刻加剧了劳工短缺问题,继而引发了华人移民与澳大利亚生态环境的第一次全面接触。截至1848年,澳大利亚羊毛出口量已达到5,657 吨,是15年前的13倍。牧场总共拥有绵羊150万只,而整个澳大利亚殖民地总人口不过33.23万人。总督不得不在1844年下令每20平方英里内最多准许放养4,000只羊或500头牛不仅如此,羊倌主要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他们大多难以适应荒野环境。对此,牧场主提出从中国招募劳工的想法。英国官方认为,华南地区居民的环境适应力比较强,“厦门人很适合在热带地方做工,本地夏季的炽热阳光,其炎热程度恐怕是中国其他地方所罕见的。工人们在田里操作时虽在盛暑头上也不戴帽子。中国人比马来人更不易于受热病的侵袭,也较少受到霍乱的传染。”在这种背景下,1848—1849年,牧场主经悉尼输入来自厦门的华工390人,至1853年运工停止时,抵澳劳工累计超过3,000人。由于澳大利亚当局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管制囚犯,因此并没有直接干涉牧场主的用工,而是静观利弊。

然而,华工的出现并没有充分满足澳大利亚用工需要,华人的环境适应力也远未达到欧洲牧场主的心理预期。从新南威尔士总督呈交英国首相格雷的信件中可见:“这些华工的输入是个人行为,我们没有给予任何支持性表态,相反,政府断然拒绝了所有要求对此进行援助或奖赏的申请。但是我还得确切地说一句,在悉尼地区,所有抵达的中国人都很轻松地赢得了尊敬,还被雇用为仆役、花匠和牧羊人,颇为有益。总体上说,他们无疑是一群无害的人,这令雇主很满意。但在菲利普港地区(今日墨尔本附近),……某些情况恰恰相反。”原来,墨尔本纬度较高,气候更阴冷,华工无法适应:他们抵达的12月正值盛夏,华工冒暑为牧场主进行开荒、平整地面及牧羊的工作,但是紧接而来的秋冬异常寒冷,毫无准备的华工大多擅自脱离了原有岗位进入城市求生,但又没有收容之地,结果许多人被当局视为无业游民而收入监狱,迅速出狱后再度流落街头,乞讨度日,引起了公众的普遍担忧。墨尔本市长给新南威尔士副总督拉筹伯(La Trobe)两次报告称:“在这样一个绝不适合人类暴露在室外的季节里,尤其是在那样一种贫困至极的状态下,这些人游荡在公共街道上。……人们极其担心这样的移民一旦多了就会给公众导致长久的负担,不管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比他们老家的更严苛,还是他们根本就不适合做那些活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墨尔本市长劝华工回到原来岗位,可是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他们(华工)是主动脱离那些岗位的,而且坚决不肯回到原职上去,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是,这里天气太严苛,他们根本无法胜任荒野里的牧羊工作。”最终结果是市长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收容所让他们居住下来进行择业。事后,新南威尔士总督向格雷首相汇报时说:“现在看来,我也说不清引进华人来澳大利亚工作是好还是坏,因为这两个地方(悉尼和墨尔本)的反馈意见太不一样了。”

众所周知,欧洲殖民者适应并改造新大陆环境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很大程度上被当作廉价高效的劳动力使用,尤其是通过在艰苛环境下的劳作助力欧洲移民的经济与生态扩张。但是,澳大利亚早期华工逃亡事件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澳大利亚殖民地环境确实严苛,对任何新移民都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也说明,至少在华人移民与当地环境的初期接触中,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相对于欧洲人的生理特性优势,更不可能被欧洲殖民者视为改造澳大利亚环境的重大影响因素。欧洲移民社会对华人环境适应力强的想象被瓦解了。在1851年淘金热爆发之前的澳大利亚历史中,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生态上看,华人都不必然是欧洲殖民者的竞争者。尽管他们已经批量存在,甚至局部密集定居,但并未引发社会的反华情绪。

二、 淘金热时代的环境破坏与欧洲移民反华意识的抬头

淘金热造成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时代也恰恰见证了反华思潮的兴起。

《牛津澳大利亚史》的主编杰弗里·博尔顿评论道:“1850年之前,欧洲人对澳大利亚环境的影响同淘金热爆发之后的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从1852年开始,国际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澳大利亚发掘黄金,十年中澳大利亚人口从30余万跃增至100万以上,而华人移民一举成为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在一些矿区甚至占据男性人口的25%。“淘金热移民为英国人提供了非比寻常的体验,他们中许多人从未如此自由地与外国人混杂一处,特别是跟中国人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发展与人口膨胀的冲击下,殖民者不仅要面对适应本土环境的传统难题,还开始面对生产活动本身导致的新兴环境问题,更要面对这种条件下如何与华人竞争的问题。

淘金热对澳大利亚殖民地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人口的集聚流动以及众多城镇定居点的建立,挖掘造成土地破坏以及废土废渣的流散,木材的砍伐与消耗,水资源的恶化。早期移民的环境观也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在淘金热爆发之初,许多欧洲移民期许的是“一个新黄金国(El Dorado)与阿卡迪亚式田园交融的风景……每一个奋进的人都会生养出一群工业化时代的孩子,却可以坐在自家葡萄藤或无花果树下纳凉——劳作还是需要的,但不用那么操心——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顺着河谷俯望,就能看到自己的畜群”。许多农业移民更是幻想“我们眼前与身边的乡野是连绵不绝的小山丘以及溪谷,盈草密布,宽窄相间,……道路两边到处都是美丽和令人难忘的风景点;我们不禁憧憬着维多利亚的未来:城堡、公园以及致富矿工的别致乡间别墅浮现眼前。”但事实上,“淘金热波及的地区很快就变得一片荒芜,因为植被都被移走了,土壤则被翻来覆去地挖掘。大量的黏土和碎石被带到了地表并且随处堆放,形成了矿渣堆。曾经优美的地区很快变得像月球表面一样。受到搅扰的土地很容易被侵蚀,然后暴雨和疾风会把它们带到溪流中去。”

欧洲移民群体的环境焦虑感急速膨胀,部分劳工开始把环境恶化的矛头指向华人。土壤和水源破坏问题成为当时淘金者们抛出的两大环境议题。

在淘金热初期,由于澳大利亚的劳动力短缺,华人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受到公然的歧视,甚至有些地方的工人还“张开双臂欢迎中国兄弟。”之后的时间里,态度急转直下首先就是因为华人吃苦耐劳所得来的收获引来了白人的嫉妒,淘金是一种技术要求较低但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收获和劳动往往是成正比的。

白人往往单独或者以人数较少的小组淘金,他们的忍耐力不强,往往会放弃一些含金地块而跑向道听途说的所谓“含金更丰富”的地块,所以并不是每次都能获得成功;虽然华人主要在白人挖过的废坑里淘金,但是吃苦耐劳,而且以人数较多的小队伍有组织地集体淘金,不会遗漏掉任何含金地地块;另外,华工生活俭朴,大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有所结余,可以积累下一定的黄金。在1856年就有价值50万磅的116,903盎司的黄金流到广州。在1877年,昆士兰的黄金矿场,那时白人淘取黄金有130万盎司,华人也有100万盎司。华工的成功很快就遭到了白人的嫉妒。早在1856年,约翰·帕斯克·福克纳要求维多利亚议会指定委员会拟定法案,“有效地防止澳大利亚的金矿场变成中国皇帝和亚洲的蒙古、鞑靼部落的财产”。再加上大批华工抵达澳洲淘金的时候,正赶上从含金量丰富的地表向地下纵深淘金的时候,淘金者的收入也开始下降,华工也很快成了白人收入下降的替罪羊。

黄金的天然稀缺性以及矿工数量持续激增导致矿区人均收获量急速递减,矿坑开发的纠纷以及作业事故直线上升。尽管纠纷在欧洲矿工内部也时有爆发,但华人很快就被一致认定为窃贼和土地破坏者。1854年后,殖民当局确定的开采原则是:一人作业的,采掘面边长不得超过12英尺;两人协作的,边长为12乘以24英尺;三人协作的,边长为18乘以24英尺;四人及四人以上协作的,边长可以达到24乘以24英尺,先占先得。结果,擅长也习惯于集体作业的华人矿工通常能够占据最大的矿坑,同等开采面积下收获总量最多,这就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面积土壤的破坏。不仅如此,华人也热衷于开发被其他矿工放弃的矿坑,因为欧洲淘金者急于寻觅大块黄金,作业不细致,他们废弃的矿坑仍有利可图。这最终使华人“成为后面山谷里令人讨厌的东西。”对此,华人做出申辩:“(我们淘洗)的都是那些之前已经被欧洲人开发过的矿坑,他们放弃了这些地方,因为觉得没啥回报率,但是我们这样做,让一大笔本来会损失掉的一大笔财富重新抬升进入流通领域了。”客观地说,相对于一般的挖坑掘金,华人反复的淘洗筛金对土壤结构造成的破坏更为彻底,相应地块植被损毁后复生率极低。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矿工真正在意的并非华人是否浪费资源或者破坏环境,而是希望借此将华人排除出淘金热的队伍

1856年6月25日,维多利亚最大的媒体阿格斯(Argus)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我在澳大利亚已经定居近25年,我爱这片土地,但土地与资源是属于英国人的,是留给其澳洲居民及后代的,所以支持中国移民的人可耻。”这种观点得到了矿工们的广泛响应。1857年向议会提交的联名申诉写道:“中国人大量涌入,让那些把维多利亚当作大不列颠母国附属地的移民产生了最沉痛的悲哀,这里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中国殖民地……鉴于中国人在这个殖民地的人数及其工作方式,他们对欧洲人获得成功的任何机会乃至生存都构成了妨害。……中国人工作过的土壤都被破坏了,无法二次开发。”此前的1854年底,欧洲裔矿工已经发动了反对殖民当局横征暴敛的尤里卡栅栏起义。由于军警人手有限,为了平息事态,当局对矿工采取了妥协让步。为了防止再生变故,议会不顾事实,对欧洲裔矿工回复说:“准备立法控制中国移民涌入这块殖民地,有效防止澳大利亚福地的近况成为中国皇帝、亚洲蒙古及鞑靼游牧部落的财富。”可事实上,在1855年矿区颁布限制华人进入的法案后,矿区土地破坏依然如故,“矿坑被称为大地上的脓疮。……数千人像兔子一样打洞,……好像遍地都是鼹鼠窝。”

此外,水源破坏问题也加剧了欧洲裔移民对华人破坏环境的不满。因为澳大利亚矿区除了大分水岭深处的部分矿区,总体缺乏天然淡水补给,而淘金活动偏偏又需要大量耗水。从1854年开始,欧洲矿工对于华人矿工浪费或污染水源的抱怨就不绝于耳。1855年,金矿调查委员会的听证记录写道:“在反复淘洗旧矿坑时,中国佬用起水来大手大脚,毫不考虑会不会浪费,甚至无视那些保护起来饮用的水源。”“中国佬只淘洗堆在表层的矿土,特别耗水。……他们从一个水坑取水,然后把尾渣倒进另外一个,于是毁了两个水坑。”显然,在欧洲移民矿工看来,华人矿工的到来加剧了原本就紧张的用水问题,而且他们污染了宝贵的水源。从1855年下旬开始,欧洲矿工禁止华工用水并驱赶华人的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典型的如大矿场“袋鼠沟”欧洲矿工用拳脚驱赶华人,理由是华人破坏水源,“淘洗旧矿耗水也污染水源,激怒了白人”。

至于排华是怎么开始的,不少人认为是起源于美国的淘金者。这批曾在加州淘金热中经历过排华运动的美国人,自然而然地把种族主义带到了澳大利亚金矿场。美国南部人带领一帮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使澳大利亚人染上了不少种族偏见。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拉索尔·沃德也认为,为数不多的美国淘金者在金矿区所起的影响之大是不与其人数成比例的。1854年6月,一批白人淘金者在本迪戈矿场集会,企图在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纪念日把华人淘金客驱逐出矿场,由于当局采取了一定防备措施,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拉开了有规模有组织排华运动的序幕。

本迪戈事件也促使维多利亚当局开始考虑华人淘金工的问题,其总督不无担忧地指出,华人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大英帝国的臣民。1855年6月12日,在以福克纳为首的“金矿场皇家委员会”的动议下,维多利亚当局通过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该法案规定来澳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1人,入境华人每人须交人头税10磅。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排华法案,为后来其他各殖民地制定排华方案提供了范本。

1857年7月4日,又是在美国独立纪念日,维多利亚的巴克兰河金矿场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排华事件。700名工人和2000名华工发生冲突,华人有750顶帐篷,30家商店和众多财物被焚烧,3名华人伤生,华人财产损失共计5万英镑之多。但事后当局并没严惩这些暴徒,仅有3名白人受审,其中2人还被无罪释放。受到纵容的白人矿工则于次日成立了“维多利亚矿工反华联盟”。

排华依然在继续,1857年7月4日,又是在美国独立纪念日,维多利亚的巴克兰河金矿场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排华事件。700名工人和2000名华工发生冲突,华人有750顶帐篷,30家商店和众多财物被焚烧,3名华人伤生,华人财产损失共计5万英镑之多。但事后当局并没严惩这些暴徒,仅有3名白人受审,其中2人还被无罪释放。受到纵容的白人矿工则于次日成立了“维多利亚矿工反华联盟”。

殖民地也抓紧了法案的修订,维多利亚当局于1857年11月通过了华人居住税法案,规定成年华人须每月支付居住税1磅。维多利亚当局还呼吁其他殖民地联合排华,南澳大利亚则积极响应号召,于本月通过了内容和维多利亚大致相同的限制移民条例。但是华人转而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入境澳大利亚。

很快新南威尔士也发生了更加暴力的排华事件。1860年6月30日,1,000多白人举着“不要中国人”的旗帜,手持凶器袭击了兰明低地的华人居住区,华人死2人,伤10人。一1这次排华暴乱持续不断,一直到次年9月。华人财产被白人洗劫一空。在后来的审判中,古尔本的陪审团竟宣告所有参加排华暴乱的欧洲人无罪。

同年11月,新南威尔士也通过了更加严厉的排华法案,更进一步规定了禁止华人归化入籍。

1875年,昆士兰的帕尔默河发现了金矿。华人再次蜂拥而来,1877年有10,000华人入境,而同期来自欧洲只有1,400人。为了限制华人进澳,昆士兰从源头上切断华人入澳的途径,当局向香港政府提议扣留所有驶往库克顿的船只。1877年,昆士兰依据新南威尔士的1861年排华法案,也通过了自己的排华法案。而后,又规定除了亚洲或非洲人发现的矿场之外,华人3年内不得在其他新矿场淘金。

为平息矿区的反华暴力活动,议会在1856年和1857年管理矿工的规定中再次采取了针对华人的限制政策。相关规定包括:“第四条:中国人不得使用受到特定保护的水淘洗金砂,无论谁都不可以动用保护官下令禁用的水源;第十条:任何中国矿工及其他矿工都不可毁坏、破坏、污染、阻塞水坝、水流、泄水槽、水道或者干扰与采矿活动有关的水源供给。”结果,华人矿工被合法地剥夺了用水权。1865年,维多利亚殖民地最大的本迪戈矿区遭遇大旱灾,在所有淘金活动都缺乏水源支撑的情况下,华人的工作格外受困。因为白人完全霸占了主要水源,其借口就是要保护水源,预防华人污染并干扰水流走向。1865年1月至1866年3月,短短14个月,华人死亡17人,多数是因为彻底失去了工作机会贫病致死。验尸官查看了1866年3月去世的阿金(Ah Kim)的情况,翻译阿波(Ah Poo)介绍:“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因为完全没有水来淘金,结果变得赤贫,饿死了。”同样的情况在1878年1月再次发生,容纳着300名中国矿工的居民点水源断绝,但无人问津。“他们的小水库里干涸见底了,却得不到一丁点儿淡水,只能靠一些旧矿道里存积的咸水过活,火灾和健康隐患都已非常严重。”

澳大利亚殖民地在急速的产业开发过程中,产生了资源损耗与环境破坏问题,引发了欧洲裔移民群体的焦虑和不安,他们借着土地和水源的保育问题向华人矿工发起抵制。澳大利亚官方出于稳定殖民地社会秩序的需求予以配合,出台限制华人的举措。但是,真正的资源保育和环境保护政策从未真正被官方重视,他们只是抓住了片面的事实,以排华种族歧视话语来幻想降低劳动竞争与环境破坏的压力。事实上,在淘金热期间,华人虽然不断遭受打压,但矿区无论是土壤破坏还是水源供给问题始终都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 公共卫生问题与反华话语的“科学化”

淘金热推动了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的城镇化,悉尼与墨尔本的人口也不断激增。1871年,墨尔本人口为19.1万人,而矿区人口达到27万,其中有14.6万人分布在500多个在淘金热中生存下来的山区集镇中。这种密集化定居状态很快催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加剧了环境污染与流行病的压力,华人再次被渲染为传染疾病的隐患。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城镇化还处于初始阶段,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非常淡薄。如出于后勤补给的需要,城市周边沿溪水饲养的肉用牛羊群急速膨胀,畜群体臭就足以导致空气污染。更有甚者,屠宰后牛羊的下水往往也直接丢弃在溪流边,它们变质后被冲入河水就导致更大面积的水体污染。最糟糕的是,人畜的粪便没有专门的掩埋场所,直接被排放进水体,结果导致痢疾肆虐。1852年末的一份记录称:“巴拉瑞特现在正在蔓延痢疾。这种病让那些无力的胳膊再也抬不起来,尽管它们曾经强壮结实,而虚弱者最后都会化入尘土,覆盖他们的只有坟墓,这是他们曾经试图从中挖出金子的泥土啊,谁知到为了追寻这些金子,他们却丧了性命。”无论是牧羊倌、淘金者还是拓荒人,周边的医疗条件都颇为恶劣。结果“他们多数人看起来面容苍白、神形憔悴。腿筋绞痛、感冒、风湿、视觉萎缩、腹泻、痢疾都是常见疾病。总坐在潮湿的地上,会导致痔疮。多数疾病都会演化成副伤寒类型的低烧,人体的能量很快就全都消耗完了,而医务人员几乎没有什么设备,束手无策。”毫无疑问,疫疾等流行病的肆虐是殖民者在新兴环境中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

面对新兴矿区及城镇的流行病,民间自救能力羸弱,官方又缺乏干预意识与精力,结果密集定居的华人社区成了替罪羊。早在1855年,当局为了减少欧洲移民与矿工的冲突就决定采取种族隔离政策,即在本迪戈、卡索曼与巴拉腊特等主要城镇,“把华人聚拢然后分配进一个个居民点。”随着华人移民越来越多,定居点却没有同步增加,结果定居点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到1857年,一系列问题终于爆发。卡索曼地方法院代表说:“华人居住得太密集,导致空气不流通,四处散布的垃圾堆上积聚起难闻的臭气,再加上华人本身也不干净,这很可能导致从他们的定居点散播出流行病,周边地区在紧张地关注。”“这里存在致命的中国瘟疫,大大戕害欧洲人口,中国人营地臭得令人作呕,有一股腐烂的味道,中国矿工的营帐害虫四溢。……中国人的帐篷区里常见发烧、麻风、黑热病以及溃疡性皮肤疱疹。”在本迪戈,一些华人矿工得了肺结核之后还是住在恶劣拥挤的环境里,结果引发矿工中的肺结核流行。面对华人社区流行病泛滥的趋势,白人矿工要求加大隔离华人的呼声高涨。1857年,本迪戈华人定居区发现三个麻风病人,结果本迪戈和卡索曼的保护官要求所有营帐重新布局,并烧掉旧有营帐,然后下令严禁华人与白人矿工接触。由于流行病通常被认为是通过空气以及接触所传播,排华思潮就得到了所谓病理学证据的支撑,民间舆论愈发强调华人的身体肮脏不可接触。

随着农矿开发高潮的逝去,19世纪80年代大部分华人开始转入大城市定居谋生。华人致病的说法不再只是一种边疆社会的危言耸听,而上升为城市精英们的“科学”结论。墨尔本一些支持“人种起源多元论”的学者就认为,一些特定种族容易罹患某些特定的疾病,另一些则可能有免疫力。华人可能用“格外恶性的疾病”(darker maladies)感染欧洲族裔的人,包括独特的霍乱、伤寒、天花和麻风病。最夸张的当属悉尼因恐惧天花而禁止华人船只入境的事件。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悉尼经历了欧洲人抵达澳洲以来最大的一场天花疫情。当时第一位入院确诊的天花患者是一个拥有一半华裔血统的男孩,而他定居在白人社区。“这一具体的案例立刻被当时已经广为接受的观念所强化,即中国人从基因上和社会组形态上都更容易得天花,死亡率也更高。”此时恰好一艘名为“大洋号”的客轮从香港运载了450名中国移民抵达,旋即引发了许多反华的政客抵制,理由则是为了捍卫悉尼的公共卫生。时任新南威尔士总督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以反华著称,他为了转移自己对天花没有及时查验预警的过失,带头宣扬华人移民可能导致生理危害。事实上,这场天花可能来自伦敦,因为当时英国主要港口都在暴发同样的疾病,而香港虽是华人来澳的主要中转港,却并没出现疫情。1880年,悉尼的医疗官至少检查了3,500名中国移民,结果没有发现一例天花。更加讽刺的是,天花流行期间,163个确诊病例中,中国人只有3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儿童,其余均是欧洲人。然而,帕克斯坚决禁止“大洋号”进悉尼港停泊,并且要求船只进行海上自我隔离,同时又不提供任何食物、水和燃料。于是“大洋号”只能驶向墨尔本,在那里卸载了222名中国人。当两周后“大洋号”运载剩下的乘客返回悉尼时,船立刻被隔离观察了21天。当中国移民最终可以进入悉尼时,当局又要求他们焚烧所有随身物品包括身上的衣物,再次引起公众恐慌。

天花流行成功地煽动起了整个悉尼乃至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对华人移民的恐惧与憎恶,也为当时政客们推动更严苛的排华法案创造了依据。就在疫情暴发前刚刚闭幕的澳大利亚跨殖民地大会向英国政府提交报告称:“澳大利亚全部六个殖民地都强烈反对不加限制地接受中国移民,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保证在混居的各个族裔中保持英国性。”在流行病蔓延期间,帕克斯推动通过了反华人头税法案。当时联邦统一运动也非常活跃,华人被塑造为“他者”:“华人是不能被英国人主导的社会所吸纳的,会导致英国族群的生态危机。”帕克斯要求联邦基本法写进两个特别条款。一是,不可授予新南威尔士华人关键的个人政治权力;二是,要求未来所有运载华人抵达悉尼的船只都接受类似于“大洋号”的隔离监控,这也是讨论最激烈的议题。以致八年后殖民地颇具影响的众议员理查德·威尔还宣传说:中国人不仅带来麻风,还可能传播伤寒热与细菌疾病。《澳大利亚的主流媒体如《笨拙》、《澳大利亚画报》等,也反复强调说:“如果中国人是‘堕落和腐败的,携带麻疹和罪恶的,那么我们除了驱逐这些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这种氛围下,就不难理解19世纪90年代的联邦筹建大会明确了统一的反华立场和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时奉行全面禁止华人移民的“白澳政策”。

澳大利亚1888年出版的刻意丑化华人形象的漫画

澳大利亚1888年出版的刻意丑化华人形象的漫画

与淘金热时代欧洲裔矿工与华裔矿工之间围绕生产收益与环境破坏的问题爆发直接冲突有所不同,新兴的公共卫生环境问题主要涉及人居环境的安全,较少涉及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但因为它们会直接威胁生命安全,所以更容易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甚至恐慌。到19世纪末,反华意识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潮。在此,媒体精英与政治精英绝不是被动响应所谓的民间呼声,而是老练地利用环境问题制造排华话语,一方面可以强化欧洲族裔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能转移公众对自身治理失误的视线。

到了淘金热末期,华工和白人淘金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也慢慢消退了,面对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问题,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分别于1861、1865和1867年废止了排华法案。淘金热的结束和排华法案的废止,并没有意味着排华运动从此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销声匿迹;恰恰相反,澳大利亚各块殖民于1880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州际会议”,除西澳大利亚外,各殖民地同意采取统一步骤、共同限制华人人境。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重申了原有排华法案,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则同意复制昆士兰1878年排华法案。在1888年6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州二际会议”,各殖民地再次共商协调排华大计,此一次会议通过了集30年来排华之大成的苛刻排华法案。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则不遵循这条原则。”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联邦议会通过了《限制移民法案》等一系列歧视和排斥有色人种的法律,由此,澳大利亚也进入了“白澳政策”时代。

另外一个被排除的主要群体是从新巴布几内亚引进进来作为劳动力的美拉尼西亚人,因为当时的专家认为白人不适合在热带工作,所以,“引进”了很多美拉尼西亚人进入甘蔗园去工作(澳洲人将此举戏称为“捉黑鸟”)为了阻止这种行为的继续以及非欧劳力的继续涌入,1890年代有大约7000美拉尼西亚劳工被政府驱逐,随后政府和工会达成协议,只允许白人劳力从事农场的工作,这项政策的基本意图是保持种族的“纯净”。

并且他们在对待原住民时也采用了极为强制的同化政策,在1909年到1969年,有大约10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并交给白人家庭或者政府机构照顾,强制性学习白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由于当时原住民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所以绝大多数都遭遇了虐待甚至侵犯。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限制移民法案,以打算完全限制非欧移民进入澳大利亚,但是这个法案由于英国的反对而流产。

澳大利亚就使用一种“听力测验”来代替这个政策,也就是考官用欧洲任何一个语言进行朗读,申请人听写。利用这个政策阻挡了大量澳大利亚不想让其入籍的人。比如Egon Erwin Kisch,他是一个左翼的东欧记者,精通5门语言却在苏格兰的语言测试中被认为是没有正常阅读和写作能力算作不合格。

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深感自己因为人口不足在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弱点,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上百万欧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移民的条件非常简单,只要你是欧洲血统,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那么你就能够成为澳大利亚的移民。

结论

如孔飞力所言,华人海外移民的生存环境大体有三类,澳大利亚明显属于“主要由欧洲移民在‘新大陆’和大洋洲形成的移民社会”。在这种新欧洲类型的殖民地,迥异于故土的自然环境对殖民人群的生产生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适应本土环境、开发自然资源、努力复制符合其健康及审美标准的新环境是移民们生产生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对欧洲殖民者而言,迅速改造不熟悉的环境也会导致新的焦虑,许多问题都是无意中创造的,威胁着农居的推进以及个人健康。……澳大利亚殖民者必须努力确保有限的资源不被滥用或者浪费,确保环境不会掣肘澳大利亚人的健康,或者景观不触犯(欧洲式)审美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克服生态环境的挑战不仅意味着改造自然环境,更涉及对其他竞争性人口的压制,即澳大利亚史学家所称的“殖民种族主义”。反华意识形态的兴起充分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生态观对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影响,而在反华话语的构建过程中,除了经济竞争与文化冲突的内容,环境因素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牧羊业扩张的时代,由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的性质,环境破坏问题并不突出,殖民者的环境焦虑主要还是来源于适应环境的难度,而不是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华人移民群体的进入也不足以引发当地环境的变化。而且由于自身不适应粗犷型的放牧环境,欧洲移民对华人的环境适应力还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高期待值,遑论炮制排华舆论。但是,当淘金热兴起、工矿经济膨胀之时,华人的环境影响力远远超过欧洲殖民者对所谓“低等”种族的一般想象,环境恶化本身带来的焦虑感与一种面对华人移民时的自卑感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对未来族群生态处境的惶恐。

事实上,早在淘金热爆发前,殖民者已经通过暴力驱逐和传染病彻底改造了土著生态。在华人大批进入时,“澳大利亚矿区本来就稀少的土著氏族在几年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甚至有关他们的回忆都停止了”。当土著及其原生态萎缩凋敝之后,华人移民群体却茁壮成长起来。欧洲裔移民一方面承认华人的工作能力与环境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不足以与之抗衡,因此要竭力抵制。19世纪50年代欧洲裔移民与华人开始大规模接触,欧洲移民常常对华人的生产效率感到惊恐无措,也很容易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卸到华人身上。更令他们忧心的是,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流行病是欧洲移民最早带入的,但是在悉尼天花事件中,尽管媒体指责华人是传播者且生理上更易患病,但事实上,华人社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如果说在淘金热时代所谓华人造成生态环境威胁的说法尚存一些事实依据,到19世纪末则已经陷入一种为了反华而刻意煽动情绪的境地。环境问题本来可能是产生排华话语的一种原因,后来则成为排斥华人的所谓“科学”依据。当反华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工具时,环境焦虑感就彻底沦为一个种族主义话语。

需要注意的是,如孔飞力所说,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运动的酝酿并非一蹴而就,民间与官方的积极性并非始终一致,华人更不只是被动地沦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生活的案例屡见不鲜。但最终,反华排华之所以能够成为澳大利亚的国策,完全是不同利益集团螺旋式推进的结果。其一,在官方并未公开支持的情况下,农场主引入华人劳工就是试图压榨廉价劳动力,其实已经将华人列为被歧视的地位。欧洲移民的生产生活是澳大利亚环境破坏及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但底层劳工一方面深受资方与殖民当局压榨,另一方面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抗损能力也更弱,于是“白人属性”(whiteness)成为其自信的主要来源,据此排华成为其幻想改善生存环境及减少竞争损失的合理出路。淘金热时代,澳大利亚劳工阶层特别热衷于渲染华人导致的环境问题,反华成为工会组织反对雇用华工的资方的一个便利武器。其二,官方的态度是反华意识形态制度化的关键。殖民地官方起初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持公共卫生方面既无充足的耐心,亦无足够的资源与能力。1854年的尤里卡栅栏起义后,官方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采取姑息态度,唯恐统治再遭动摇。由此一来,当面对族群间的环境冲突时,官方惯用一刀切的政策约束华人,客观上袒护了欧洲移民,更加恶化了华人的生存环境1855年后,维多利亚、南澳、新南威尔士以及昆士兰殖民地先后出台并维持限制华人入境的人头税法案(poll tax)或种族隔离法案,数十年间奠定了精英群体反华心理的代际传递。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步入高潮,政治精英们无限煽动种族主义的环境焦虑,最终将反华话语落实为新生联邦国家的国策,直到70余年后才消亡,绝非偶然。(本文综合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费晟《“环境焦虑”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话语的构建》与北朝论坛网友闻葛格的《澳大利亚血腥排华的黑历史:白人跟中国人不用遵循人类平等原则?》)

延伸阅读炎黄之家:《澳大利亚莫须有罪名撤销华人签证,证明澳白人巨婴的先天特性》、《澳大利亚是囚犯基因遗传的野蛮小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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